《不可不知的中国5000年历史悬案（出版书）》来自www.wshlou.com 《不可不知的中国5000年历史悬案（出版书）》 作者：孙建华 内容简介： 泱泱大国，5000年的灿烂，奏响了一曲钟鼓雅乐。站在时光的源头，倾耳似乎能听闻时空长廊的回响，那是先民的呼唤。纵目蚕丛建立的巴蜀，在创造了青铜文化的另一辉煌之后，这一充满谜团的神奇国度却突然消失。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令人疑窦顿生的"天书"，其中怪异的图画和符号蕴含着至今仍然无法破译的信息。 那些曾为前人视为日常的存在，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随着时光流逝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最终成为悬案。徜徉于传奇投射的光影之间，走过先世的遗迹，一一抚摸它们留给我们的沉思和疑惑，穿过千年迷雾透视遥远的过往，久久意难平。 前言 礼乐文明——先秦时期历史悬案 中华民族为什么以龙为图腾？ 女娲补天的故事有没有原型？ “河图洛书”为何被称为千古奇书？ 人面鱼纹彩陶盆暗示了什么？ 三星堆文明埋葬了多少传奇？ 商纣王真是暴虐无比的昏君吗？ 皇族伯夷、叔齐为什么会饿死？ 圣人孔子是帅哥还是“恐龙”？ 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屈原自沉汨罗江有何难言之隐？ 勾践“卧薪尝胆”是真是假？ 美女西施死后香魂归向何方？ 名将吴起为何死在君王尸体之上？ 韩非为何被喜欢他的秦王杀死？ 史学名著《左传》的作者是谁？ 荆轲刺秦王的历史与真相如何？ 秦始皇为何对身世遮遮掩掩？ 秦始皇为什么铸造12个金人？ 秦始皇不立皇后出于什么目的？ 50万南下的秦军后裔现在哪里？ 秦始皇神秘死亡背后有何黑手？ 秦始皇陵打开会有多少谜破解？ 徐福东渡日本留下了多少谜团？ 阿房宫真是项羽一把火烧掉的吗？ 楚汉争霸决战地点到底在何处？ 名将韩信被冤杀还是活该被杀？ 被称为花神的处女皇后是谁？ 汉武帝最昂贵的一次艳遇 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哪里？ 匈奴被击败后流落到了何处？ 河西走廊上有“罗马古城”吗？ 王昭君出塞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将同性恋进行到底的极品皇帝 记住，蔡伦是改进造纸术不是造纸 汉宫女子为什么流行穿开裆裤？ 精绝国缘何消失得无影无踪？ 谁把楼兰古国变成沙漠废墟？ 夜郎国为什么出现若干个首都？ “三请诸葛亮”难道是编造？ 刘备为何提倡“换妻如换衣”？ 诸葛亮“七擒孟获”是真是假？ 诸葛亮所造木牛流马究竟为何物？ 诸葛亮有没有写过《后出师表》？ 硬汉关羽不近女色还是好色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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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的自我觉醒，人们心中原来至高无上的“天”渐渐变得不那么神圣，存在于心中和世俗的礼法开始崩溃。孔子理想中那不变的“天”和“道”被春秋五霸的战车碾了个粉碎，他乘着老牛破车在诸侯间来往，却再也不能重新找到理想中的“尧舜之世”。对于作为我们万事师表的“圣人”，那些织成了他的整个人生状态的枝蔓和章节，你应该很感兴趣。 “秦皇汉武”，两个无法被忽视的伟大皇帝。在盖世的功业背后，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于生命有哪些独特的体验？隋唐盛世，除了那些名垂千古的帝王将相，被时间从历史的长河中披沙拣金般隆重推出的还有：僧人玄奘、诗人李白。因为此时，文明的发展已经更加关注人类的心灵。在这个时期，一个个鲜活的人以自己的独特面目成为中华文明长卷上的明星。 宋元明清，这四个连在一起的朝代，许多民族剧烈地冲撞着中原文明，用血火与烽烟表示着他们融入中华文化的强烈意愿。 上下5000年，中华民族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礼乐文明——先秦时期历史悬案 礼乐文明——先秦时期历史悬案 中华龙以蛇为主体，以鱼鳞为龙鳞，以鱼尾为龙尾，以狮头为龙头，以鹿角为龙角，以鹰爪为龙爪，构成了部落联盟共同的图腾——龙。 商纣王虽不是什么明君，但也并不是像现代人所认为的那样暴虐无比，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 卧薪尝胆的故事若是真的，何以历史记载却出现得这么晚，似为后人所编造和误传；若说它是假的，却又流传得这么广，二说似都有所依据。 孔子的长相到底如何，在历史上有多种版本，既有栩栩如生的民间传说，也有言之凿凿的历史记载，而古今中外流传的孔子画像更是形态各异。 中华民族为什么以龙为图腾？ 中华民族为什么以龙为图腾？ 关于中华民族的龙，在历史传说中它是一种神异动物，具有蛇的身子、狮的鬃、鹿的角、牛的耳、鲶的须、鹰的爪、鱼的鳞的怪异形象。它能大能小，能潜能飞，可播云行雨，可吐火发水，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是神物。在中华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开始，到后来历代皇帝都自称龙种，龙成为帝王的象征、皇权的象征。直至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上下数千年，龙这一概念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但是我们都知道龙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动物，为什么中华民族以龙为图腾呢？龙图腾又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 在原始社会，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过着逐水而居，刀耕火种的生活。原始人类一方面要竭尽全力，从自然界中获取赖以生存的食物和其他资源，另一方面又对强大而神秘的自然界产生崇拜与敬畏。人类最初的经济活动是狩猎，因而动物是人类在自然界中最感兴趣的对象，原始人要靠捕捉到动物果腹，还要躲避那些对自己生命构成威胁的凶猛动物的袭击。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对某些动物的体态，如鳄、鲵、蛇、鸟及某些昆虫等，以及这些动物奇异的能力，如可以翱翔于天空、潜游于水底，可以无足而行，可以蛰伏而居等，产生了崇拜和幻想。 不仅如此，处在氏族社会时期的原始人类，还相信每个部族都与某些动物有着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此物即为该氏族的图腾。当时的黄河流域，大致生活着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原始部落。其中势力比较大的主要有炎、黄部落。据《新书·制不定》记载：“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部落在黄河上游，以熊为图腾。炎帝部落在下游，以牛为图腾。东夷部落，以居住在东方的九黎蚩尤为代表，他们自认为是神鸟的后代，以鸟为崇拜的神。西南方的三苗部落，他们大多奉女娲为始祖，以蛇为图腾。除此之外，还有大大小小，分别以不同动物形象为图腾的部落，如：熊、罴、貔、貅、虎，等等。 随着各个部落的不断发展壮大，相邻部落间必然要为抢夺生产生活资源而产生争斗，经过大大小小的战争，黄帝部落不仅使以熊、罴、貔、貅、虎等野兽为图腾的氏族归属自己，还打败了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接着，黄帝部落又打败炎帝部落，占领全部黄河流域。从此，黄帝部落定居中原，并很快发展起来。史书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说明这些部落形成了巨大的部落联盟。当时黄帝已经一统“中原”，成为黄河流域最大的部落联盟首领。 虽然炎帝的后代共工，为了给炎帝复仇，与黄帝之孙颛顼争天下而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但最后也以失败告终，被统一到黄帝后裔的部落联盟中。此时，虽然黄帝及其后裔在黄河流域已经统一了诸多部落，但这些部落都有各自的图腾，如果不统一图腾，对统治是很不利的，但是独尊某个部落的图腾，也会引起其他部落的不满，于是采取折中的办法，将各个主要部落的图腾加以揉合通融，形成了中华民族图腾龙的雏形，以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图腾主要形象包括：黄帝部落的熊或云的特点，龙可以腾云驾雾；炎帝部落的牛或火，龙有牛耳，可以喷火；共工氏的水，龙可以主宰水；三苗的蛇，龙有蛇的鳞片、尾巴；龙可以生九子，表示繁衍；同时还融合了其他部落的鹰、猪、鹿等特征，最终形成了具有多种动物特征的——龙。 可以说，中华民族图腾是在黄帝一统中原后博采各部落图腾之特征确定的，以蛇为主体，以鱼鳞为龙鳞，以鱼尾为龙尾，以狮头为龙头，以鹿角为龙角，以鹰爪为龙爪，构成了部落联盟共同的图腾——龙。并且约定只可以信仰龙这一共同的图腾，从而为了将来的和平相处奠定了宗教基础，后经历代沿续，我们中华文明以黄河为母亲河，自然就以龙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了。 女娲补天的故事有没有原型？ 女娲补天的故事有没有原型？ 在古老的中华民族历史上，流传着许多美丽的神话，女娲造人补天就是其一。相传女娲是伏羲的妹妹，人首蛇身，据《太平御览》记载，女娲在造人之前，于正月初一创造出鸡，初二创造狗，初三创造猪，初四创造羊，初五创造牛，初六创造马，初七这一天，女娲用黄土和泥，仿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一个个小泥人，她造了一批又一批，觉得太慢，于是用一根藤条，醮满泥浆，挥舞起来，一点一点的泥浆洒在地上，都变成了人。为了让人类永远地繁衍下去，她创造了嫁娶之礼，自己充当媒人，让人们懂得“造人”的方法，凭自己的力量传宗接代。 “女娲补天”的记录最早见于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东海外有山曰天台，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天台者，神鳌背负之山也，浮游海内，不纪经年。惟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见仙山无着，乃移于琅琊之滨。”后来，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也有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斩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 今天看来，所谓补天，不过是上古时的神话，并无实事。但若把女娲看作是一个上古时的历史人物，其补天的传说该如何解释？王充《论衡·谈天篇》对此提出疑问，他说，天非玉石之类，岂石所能补？女娲虽高，岂能及天？不能及天，又哪有阶梯可上？而且，断鳌足作为四极的支天柱，也甚为荒唐。王充说，鳌足既能支天，其体必更大，天地间如何能容？如此大鳌，其皮肤必如钢铁之坚，女娲如何将它杀死？当然，对于神话传说，王充进行如此认真而机械的驳斥，似无必要。那么，《淮南子》中女娲补天的这些传说是怎样来的呢？有没有现实中的原型？ 唐代司马贞的《三皇本纪》说，女娲本风姓，代宓牺立，号为女希氏，是上古时代帝王中之圣贤者，因当时无文字，只以音呼，后人因音成字，写作女娲。以至于今中国云南的苗族、侗族还将女娲作为本民族的始祖加以崇拜。 有意思的是，在我国的侗语中，有如下语词：女希─指花季少女；娲─如花一样漂亮；女娲─年轻漂亮的姑娘（有的地方发音为女画）；娲─，指未婚姑娘；耶娲─耶，指女性，耶娲，即漂亮的姑娘；娲─，指有情人的姑娘为，娲，即漂亮的情人。根据以上侗语语词分析，女娲当属“年轻漂亮的姑娘”。 “女娲”二字已用侗语作了解释。那么，“补天”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侗语称补为“噗”，噗补谐音，称厅堂为“天堂”，又称房顶为“务天”（也称务曼），可见，补天就是补天顶。那么这个天顶是什么样的？是木房的天顶还是砖房的天顶？显然都不是。伏羲女娲所处的时代是新石器时代的初期，距今数千年，人们还是以穴为居，当时还没有建木房的工具和技术，木房是后世炎帝创造的，故事也写的是“炼石补天”，而不是“拣木补天”，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她补的是洞穴的顶。 从《淮南子·览冥篇》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先是一场森林大火灾，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大水灾，在如此“四极废，九州裂”的大灾大难之中，人们居住的洞穴出现漏洞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女娲补天，其实是填补洞穴顶上的漏洞。这样的解释就使得女娲补天的故事由神话传说走向了历史事实，我们可以设想：森林大火过后，暴露在地面上的石灰岩被烧成了白粉末。石灰岩本身是杂色的，加上掺杂其他一些岩石，故曰五彩石。那些在大火中煅烧而成的石灰，淋上雨水就成了泥浆，晒干后又结成硬板硬块。聪明的女娲从中得到启发，将石灰与芦苇草灰拌和用来填补漏洞，从此后便学会了烧石灰补漏洞的技术，为人类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人们正是由于误解了“天”字的原意，才使女娲补天的故事在各个民族传说时不断被神化，在《竹书纪年》和《淮南子》中，女娲也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神话人物，而后来的《太平御览》中又演变为女娲能够用泥创造人类了。历史因这一字之差而失衡。 “河图洛书”为何被称为千古奇书？ “河图洛书”为何被称为千古奇书？ 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文明的源头，被誉为“宇宙魔方”。相传，上古伏羲氏时，从黄河的水中跃出一匹龙马，龙马的背上显示着一幅有规则的图纹。伏羲得到这样的图，依据它创立了八卦，后为《周易》来源。洛书，指大禹在位的时候，从洛河的水中爬出一只大乌龟，大乌龟的背上显示出一幅有规则的图纹。大禹得到这样的图，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 由于历代皆认为它们是“龙马负之于身，神龟列之于背”，所以多少世纪以来，它一直披着神秘的外衣，但是，当我们审视、梳理河图洛书的历史踪迹之后，我们会发现河图洛书早在先秦西汉的典籍中就有文字记载。如《尚书·顾命》篇，该篇最早提出河图。记载周康王即位时，在东西两边厢房的陈设品中，西厢房有：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东边厢房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求官不得，在不得意时悲叹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管子·小臣》讲：“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以后，在汉代刘歆、孔安国、扬雄、班固等人的著作中也屡有提及。 尽管如此，对于河图洛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各书上都没有明言。河图洛书在宋代初年才被发现。它们始传于宋代华山道士陈抟，他提出的图式叫做《龙图易》，讲到了龙图三变的说法，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最后形成了河图洛书二个图式。但是，陈抟在龙图三变之后，没有提到河图洛书的名称。最早给这两幅图命名的是北宋易学家刘牧，他精研陈抟所传《龙图易》，著书《易数钩隐图》，将陈抟所称的龙图发展为河图、洛书两种图式，将九宫图称为河图，五行生成图称为洛书。认为这就是《周易》中记载的河图洛书。 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15，十分奇妙。除此之外，河图洛书还体现了许多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图式关系。关于河图和洛书的关系，一般认为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河图主常，洛书主变；河图重合，洛书重分；方圆相藏，阴阳相抱，相互为用，不可分割。 对河图洛书的来源，“龙马负之于身，神龟列之于背”的神话传说当然不可信，但是神奇的河图洛书又确实存在，那么，河图洛书怎么产生的呢？ 实际上，河图洛书体现了一种数学和天文学思想，早在原始社会，结绳记事昭示了人类数学文明的启蒙。在人类最初经历的原始社会，尽管生产力水平低下，但也存在着比较简单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社会生产活动过程。这些活动离不开数，可以想象，原始人要用数来清点劳动人数和计算劳动工具，要用数来记录农牧和渔猎的劳动成果，要用数来分配劳动产品，还要用数来交换剩余劳动产品，如此等等。否则原始社会的生产活动就不能顺利进行，生产力就不能向前发展。人类最初对数的认识就是在这种原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原始人对数的知识不断增加，必然会总结出最早的、最初级的数学规律。 而且，华夏先民在采集渔猎的旧石器时代，已经对暑来寒往、月缺月圆、太阳的光照、动植物的物候等自然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根据考古学与文献资料，大致可以推断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开始观察天象，测定方位，计算时间，划分季节了。在裴李岗、半坡等文化遗址中，住宅和墓穴都有一定的朝向，并已用太阳的光照，来估量植物播种、生长、成熟的季节。显然方位的确定对人们生产、生活都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河图和洛书才应运而生。 最简单的规律往往也是最复杂的规律，虽然中外学者对河图洛书作了长期的探索研究，但是河图洛书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河图洛书是先民心灵思维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里程碑。《周易》和《洪范》两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起源的河图洛书，功不可没。 人面鱼纹彩陶盆暗示了什么？ 人面鱼纹彩陶盆暗示了什么？ 陶器是原始社会人们创造的第一种日常生活用具，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彩陶在实用基础上以其丰富多样的图案和纹饰具有了极其珍贵的审美价值，作为中国艺术的重要源头而倍受后世学者的推崇。在彩陶的众多纹饰中，有一种充满神秘感的特殊纹饰，至今人们仍不能理解其蕴藏的无穷内涵，那就是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彩陶盆。 这件彩陶盆，浅腹，底部接近平坦，陶盆内壁用黑彩描绘出由人面和鱼纹混合组成的图案，人头呈现圆形，两条弯眉又细又长，上面涂成黑色，眼睛是一条直线，鼻子呈现倒丁字形，嘴形是漏斗状的，头顶上还有一个高高的三角形发髻，嘴下面全部涂成黑色，在嘴的两边有鱼形的纹饰，更为奇特的是，在两耳旁边也各有一条鱼，鱼头和鱼身都呈三角形。图案整体显得古拙、简洁而又奇幻、怪异。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绘制这一复杂的人面鱼纹图案？数十年来，专家们为此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此图反映了半坡人和鱼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特殊的感情，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图腾。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生活方式与渔猎密不可分，他们喜爱鱼、崇拜鱼，认为其氏族起源于鱼，故把鱼奉做自己氏族的图腾祖先加以崇拜，人与鱼组合画在一起，代表着人与鱼是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存，能力“互渗”。此外，古籍记有人鱼互变的神话，《山海经》说颛顼死后复苏化身为鱼，变形的鱼纹很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 曾有学者对国外部落和氏族鱼图腾进行过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和南美等图腾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靠海和沿河而居的部落，大多数都是以鱼为图腾，或以鱼为主要图腾。当时半坡气候与这些地方类似，同时这里出土的实物也证明了其渔猎的发达程度，这样一来认为鱼是保护神或是祖先的说法有了依据。 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既然鱼作为祖先来加以祟拜，那么照理祖先是不能被猎杀的，然而，事实上在半坡遗址里出土了大量渔猎工具，这显然与先人们将之作为图腾崇拜是相矛盾的。 还有人认为，此图具有宗教祈福的作用。在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万物充满了神秘感，因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下，原始巫术盛行。天文气象学家通过对孢粉和植被等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当时的半坡气候状况较今天的半坡遗址更为温暖、湿润，附近湖沼密布，雨水丰盈，在这样的环境下鱼类是很繁盛的。人们在半坡出土物中也发现了大量渔猎工具，其中骨鱼杈21件，骨鱼钩9件，石网坠320件，可见当时的渔猎是非常发达的，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鱼也成为半坡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人提出，人面鱼纹实际是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所戴的一种面具，半坡人面鱼纹饰是戴着鱼形帽子的巫师形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半坡人对鱼施加巫术影响所用的面具。原始人在渔猎活动中，通过巫师进行的巫术活动，可以使鱼自动地投入网中，细观人面鱼纹饰，表面的前额涂黑，还留出一块弯曲的空白，似乎还符合“阴胆脸”的形状，切合巫师的身份。 而考古发现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观点：大多数绘有鱼纹的器物和陶片都出自于半坡氏族的祭祀区，仅见的几个完整恢复的陶盆皆发掘于“大脏土坑”，亦为祭祀重地。可见，被绘制人面鱼纹的陶器不是一般生活用具，而应该是有特殊用途的。因此，可以推测鱼纹有一定的宗教祭祀作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此图象征着生殖崇拜，该说认为是半坡人将鱼作为女阴的象征，实行生殖崇拜，以祈求人口的繁盛。这种论述，主要是以弗洛伊德的“原欲”理论为主要支撑，而非文献或实物。但是，弗氏“原欲”理论自身缺乏有效的实证性。而将一切都归因于“原欲”，贝壳、鱼纹皆成为生殖器的象征，也确实难以令人信服。同时，这种观点对鱼纹之间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形式和色彩方面，无法进行合理的解释和深入的研究。 有人还提出了此图象征着天文历法的观点，这一观点将人面鱼纹盆的所有纹饰从天文历法角度进行了释读。学者们认为人面鱼纹盆上的网纹既与田猎、渔猎用的网有关，也象征星宿与雨季的关系。半坡文化时期，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详细的天文历法，但是原始农业生产生活又必然直接受到春暖秋凉的季节规律的制约，所以，自然界气候的周期变化是原始人类最先认识的自然规律。而在天文历法之前，原始社会人们长期以动植物的变化作为参照以掌握季节的变化，这就是物候历法。所谓“物候”，是指生物的周期性现象与季节气候的关系，也指自然界非生物变化（如初霜、解冻等）与季节气候的关系。鱼被作为观察物候的对象，既有古文献的证据，也有现代民族学的证据，是具有普遍性的。《诗经·豳风·七月》和《礼记·月令》等先秦文献，都有依据鱼鸟花木以记时节月令的记述。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半坡人面鱼纹彩陶图案的来由可以解释为人们用平常所观察的物候对象作为彩陶纹饰。 当然除以上几种说法外，还有几种非主流说法，如权利象征说、摸鱼图说，以及磐儿出生图，等等，总之对于人面鱼纹饰包含的精神指向，到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公认的答案，因而，人面鱼纹饰的真实涵义也就成为了学术界的一大未解之谜。但是，无论半坡人试图用它表达什么，人面鱼纹图案所蕴含的创造性和艺术性都是令人惊叹的。即使它只是原始人类为了美的感受而留在陶盆上的装饰，也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了震撼。 三星堆文明埋葬了多少传奇？ 三星堆文明埋葬了多少传奇？ 1929年春季，位于广汉三星堆月亮湾的川西平原上，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在劳作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神秘土坑，坑内堆满了许许多多色彩斑斓的玉石器。里面有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器半成品共400余件。1934年3月初，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由于时局动乱，发掘工作只进行了10天便告结束，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再次发掘，前后共出土了1000多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 这横空出世的千余件大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艺、陶器和金器等，造型奇特惊人、内涵神秘莫测、工艺精妙绝伦，掀起了考古界、学术界新一轮对古蜀国历史文明的探索。而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有举世瞩目的四件重要文物——青铜神树、金杖、纵目青铜面具和青铜大立人。它们带来了一系列至今尚未彻底破解的谜：青铜神树神鸟因何弓枝折翅？金杖是如西方权杖那样象征着权威还是用于神巫法术的“魔杖”？巨大的青铜面具为何人所戴？青铜大立人像双手各自握成环状是何用意？…… 像这样的关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未解之谜数不胜数，其中，最广为世人关注的是，三星堆古蜀国文明何以产生、持续多久，为什么在达到其最高峰时突然从成都平原消亡？ 三星堆出土的数量庞大的青铜面具、人像和动物，无论从造型还是从铸造技术上看，都不能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同时，这些青铜面具和人像均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表情也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不像蜀人倒像“老外”。所以，很多外国媒体猜测三星堆的古蜀人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也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和遗迹”；也有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主要是祭祀用品而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断定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又根据那些青铜人像诡异的造型及金杖上神秘的符号和图案，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而推测三星堆文明是古西亚或古埃及，甚至玛雅文明杂交的成果；还有学者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推断，三星堆可能曾经是世界朝圣中心。此外，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象牙等文物，揭示了古蜀文化与古南亚文明的许多共有特征，据此，有学者断定，三星堆独特的文明是古蜀国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古印度、古南越等进行海外贸易及文化融合的结果……当然，这些只是限于猜测，并没有确实的证据。 那么神秘的三星堆古蜀国是怎样消失的？为何如此之多的礼器被深埋地下几千年呢？ 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 有人说是因为水患，部分专家认为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内的成都平原古城群均兴建于距今三四千年前。当时的气候处于全球性突变气候期，以持续性干燥，伴以突发性洪水为主要特征。成都平原古城群处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两大地貌单元结合部，多条河流出山生成多个冲积扇平原，平原上的河流具有易徙的天然性质。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域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使得这一说法似乎证据不足。 还有人说是因为战争，在距今32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生机盎然的三星堆文化发生突变，具有典型的三星堆文化风格的陶器在此时开始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尖底陶器和圜底釜。而尖底杯等曾在商代早、中期大量流行于鄂西地区，是早期巴人所使用的典型陶器。三星堆文化最强盛时，古蜀国人的生活中心在成都平原，川东长江沿岸和鄂西地区的势力很弱。此时的鄂西，一支以使用尖底杯和圜底釜为代表的文化发展壮大，这就是早期的巴人。渐渐地，巴人将三星堆的势力挤出了鄂西地区。在三星堆文化末期，不知何故，巴人突然放弃了鄂西这块生活已久的故土，沿长江举族西迁，用武力占据了成都平原，古蜀国人被驱逐，三星堆古蜀国文明从此消亡。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人依此认为正是地震使得三星堆文明消亡，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来看，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痕迹，充分说明此地以前曾经发生过火灾。是不是古蜀国曾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地震将古蜀国一举摧毁，而地震后引发的火灾将这些文物烧成现在的样子呢？而且在几千年前，古人生活在木结构的房屋中，地震后诱发火灾十分容易。李白的《蜀道难》中有一句“地崩山摧壮士死”的情形与地震类似，可以作为佐证。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这又使人们困惑不已。 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确无与伦比，发达程度超出人们想象。它在留给我们精美文物的同时，也将疑问留给了莫衷一是的考古界，留给了每一个对其产生好奇的人们。 商纣王真是暴虐无比的昏君吗？ 商纣王真是暴虐无比的昏君吗？ 商朝（约前16世纪～前10世纪），因最后首都固定于殷，又称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一个王朝，也是信史时代的开端。原夏朝之诸侯国商部落首领商汤率诸侯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建立商朝。经历17代31王后，末代君王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现今一说到商朝，人们似乎便会想起残暴的商纣王令人发指的暴行，商纣王到底有多残暴？他的种种残暴行为都是真的吗？ 现代人总结商纣王的奢靡和暴虐主要是沉溺酒色，为投妲己所好，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乐”，把从百姓那搜刮而来的钱财，修建鹿台，置满奇珍宝物。还“积糟为邱，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间”，与宫女们在其间不分昼夜地玩乐。而且残忍地施行炮烙之刑，把人烙得皮焦肉糊而死。为了看人肚里的胎儿是怎么样的，还让人剖开孕妇的肚子，使母子俩丧命。小说《封神演义》更是将商纣王推上了残暴荒淫的巅峰。 翻看历史，我们发现在春秋时期，纣的罪状还只有“比干谏而死”而已。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出现了各种版本，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则说他是被剖心而死。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则记载纣王“重刑辟，有炮格(烙)之法”；“九侯女不薏淫，纣怒，杀之”；“脯鄂侯尸”，“剖比干，现其心”等事情。但这些事情在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商书》、《周书》诸篇中，都是没有的，在商周的史料里，找不到纣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的记载。到了晋朝，在皇甫谧的笔下，纣又多了一条罪状，在妲己的怂恿下解剖了怀孕的妇女，要看看胎儿形状。而妲己也一步一步成为一个蛇蝎美人，祸国殃民，于是“女祸亡国论”也出来了。总之是纣王和妲己随着年代的久远越来越坏。 实际上，商纣王其实应该叫帝辛，后人为了贬低他叫他纣，据正史所载，商纣王曾经攻克东夷，把商的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在对付东夷的战争中，纣王一方占尽优势。为了永绝后患，纣王甚至建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大道，以便迅速调兵镇压夷人的反抗。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却几乎拖垮了大商王朝。西陲的周武王得知纣王大军尽出，指向东方，都城内防御力甚弱，便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引导之下，奇兵突袭，于牧野一战功成，而这时商王的大军远在东南，无力援手，牧野之战的商军，并非商王朝的精锐之师，而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囚徒。即便如此，牧野之战也打得惨烈非常，而不是像小说上所说的那样，奴隶与囚徒们临阵倒戈，周武王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赢得了胜利。 史记中除记载商纣王的暴虐外，还记载他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也就说他天资聪颖，视听敏捷，力大无比，可以空手与猛兽格斗，而且能言善辩，但是就是有点恃才傲物，认为天下人才能都在他之下，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就对商纣王的暴虐产生了质疑，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郭沫若则说：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对古代中国的领土开拓有其贡献，所谓“纣克东夷”，就是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西周正是乘“纣克东夷”的机会东进灭商的。 那是什么原因使纣一步一步被丑化的呢？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宣传的需要。“胜者为王败者寇”，当时的周王朝虽然灭了商，但并不是一个大国，它要巩固它的政权，稳定和笼络它的民心，自然需要一些政治手段。纣王当然不是没有缺点，于是灭掉商纣王的西周帝王们，以及其后的御用文人们，根据政治的需要，把死去的纣王的事一再编排，终于使他成了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人。其次就是纣王身边有个妲己，可迎合“女人是祸水”的论调，可以顺利地把罪恶之源引到女人身上。如夏桀的妹喜、周幽王的褒姒、唐明皇的杨贵妃一样，成了祸水和替罪羊。《列女传》就把劣迹都归于妲己一人身上，谓之“女祸亡国论”。 可见，商纣王虽不是什么明君，但也并不是像现代人所认为的那样暴虐无比，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 皇族伯夷、叔齐为什么会饿死？ 皇族伯夷、叔齐为什么会饿死？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孤竹是商朝的诸侯国，孤竹的国君有三个儿子，其中，大儿子伯夷和三儿子叔齐以仁义闻名。国君生前本来准备把君位传给叔齐，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件事，就突然患病死了。但是，叔齐却不想继承君位，他对伯夷说：“哥哥，长幼有序，还是由你来当国君吧！”伯夷不同意这么做，他说：“由你来继承君位，是父亲的遗愿，我们不能违背他的遗愿。”兄弟二人推让了很久，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 为了逃避这件事情，伯夷决定连夜出走。没想到，他却在路上遇到叔齐。原来，叔齐也是这种想法。事已至此，两个人决定一起远走他乡。孤竹国的臣民找了很久也没有伯夷和叔齐的下落，只好另立前国君的二儿子继承君位。原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侯尊老敬贤，就去周地投奔他了。 当伯夷和叔齐到达周的时候，西伯侯已经去世了，他们正好遇到西伯侯的儿子周武王和太公望率领的大队军马。原来，周武王用车载着父亲的灵位，对外宣称奉了父亲的遗命，起兵讨伐无道的共主商纣王。伯夷、叔齐求见周武王，他们拽住武王的马缰绳谏诤说：“你的父亲死了，不好好地让他入土为安，却要兴兵打仗，这能说是孝子的行为吗？另外，你作为臣子，现在要去弑杀天下的共主，这能说是仁者的行为吗？” 看到他们落魄的样子，武王左右的卫兵以为是哪里跑出来的两个疯子，要杀了伯夷和叔齐。太公挥手制止了卫兵，他说：“这是仁义之士啊！”说完就把伯夷和叔齐搀扶到一边儿去了。后来，武王灭商兴周，天下归附。而伯夷、叔齐却耻于做周朝的臣民，坚守节义，发誓不吃周朝的粮食。他们二人隐居在首阳山，靠采食野菜充饥。 一天，一个村妇在山中遇到伯夷和叔齐，村妇对他们说：“二位先生有气节，不吃周朝的粮食，可是你们吃的野菜也是周朝的啊！”二人听后就再也不吃野菜了。七天之后，伯夷、叔齐饿得快不行了，他们做了一首歌，有气无力地唱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最后，他们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上了。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伯夷、叔齐一直被当作高尚守节的典型，至今，依然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论语》中提到的100多人中，受到孔子称许的固然不少，被孔子尊为贤人的却屈指可数，而伯夷、叔齐即在其列。到战国时的《孟子》、《庄子》、《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都很推崇他们。汉代的司马迁作《史记》特为他们立传，且放在列传之首。唐代的韩愈曾写过《伯夷颂》，颂扬备至。那么，如此受人尊敬的伯夷和叔齐真的是饿死的吗？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只要玩味一下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饿于首阳”的意思并不是说“饿死”，而是指在首阳山过着贫困的隐士生活，它是针对齐景公的奢华生活而言。孔子只说这对兄弟“饿于首阳”，并没有说他们“耻食周粟”，更没说“饿死”。《吕氏春秋·诚廉》曰：“二人北行，至首阳山而饿焉。”也没有说他俩“饿死”。清代经学家刘宝楠在其名著《论语正义》中为上述文字作注，引用了几位先贤的言论，值得细读。“钱氏可选《补阙记》：夷、齐不食周粟，非绝粒不食也。古人禄皆以粟，如原思辞粟是也。饿而食薇者，粟或不足，有时采薇以充之。未也只食薇也。《秦记》谓其食薇三年，颜色不改，诞矣。案：《汉书·王贡两鲍龚传》：昔武王伐纣，迁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齐薄之，饿于首阳，不食其禄。亦谓因不仕周食禄，故致饿也。”读完上述文字，可以看到刘宝楠也认为伯夷、叔齐二人当时在首阳仅是挨“饿”，而并没有“饿死”。 但《庄子》里却又多次提到伯夷、叔齐是饿死的说法，《韩非子》中也说“二人饿死首阳之陵”；在《史记》里说得更具体，他们是耻食周粟，以致饿死。 有些学者认为说伯夷和叔齐饿死是后人附会之辞，《史记》的说法并不可信。把他们说成“饿死”，应当看作在春秋、战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残酷争斗的背景下，游说之士为迎合统治者的忠孝道德观，或者为放弃名利、遁世绝俗的观点而进行的一种宣传。 看来，伯夷和叔齐的归宿，直至今天还不能有一个断论。无论怎样，历史上的这两位人物，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参照，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和启发，是多层面的。他们的执著，是能够让人慢慢品味的。 圣人孔子是帅哥还是“恐龙”？ 圣人孔子是帅哥还是“恐龙”？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从汉武帝开始，便登上了“独尊”地位。从那时起，儒家学说开始和封建专制融为一体，为历代王朝所尊崇和利用，并不断丰富它、完善它、发展它，使儒学成为一门包容哲学、伦理学等诸学科的综合性学说，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儒家学说渗透到社会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不仅影响了两千多年数十代人，而且它的辐射影响远及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 千百年来研究儒学的专家以及爱戴孔夫子的人们都关心一个问题：孔夫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孔子距离我们两千多年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孔子形象，都是后世想象而来。实际上，在孔子去世后近三百年时间里，他一直保持着布衣学者的身份，直到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到山东时祭祀过孔子，并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后来，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历代帝王纷纷对孔子及其子孙加封加号，各种孔子的画像才纷纷出现。那么，真实的孔子长得什么样子呢？ 为《史记》作索隐的司马贞描述说，其体态好像倒过来的屋顶。名之曰丘，固当。当然，这是司马贞的说法。其实，他叫孔丘，还有一个说法，说是他的父母为求一子，祷于尼丘，故生下他后，便名之为丘，字之为尼，又因排行第二，叫仲尼。有关孔子的身高，司马迁的《孔子世家》里，称“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按西汉尺23.1厘米计算，是2米21，在平均身材不高的古代，孔子如果长得如此伟岸，在他死后，他的弟子子贡、宰予等肯定不会忽略这个足以显示“圣人”高大形象的数据，在他们的言论中会有所提及。 而《春秋演孔图》对孔子的相貌记载则是：“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均颐，辅喉骈齿，龙形龟脊虎掌，胼肩修肱参膺，圩顶山脐林背，翼臂汪头阜，堤眉地足，谷窍雷声，泽腹修上趋下，末偻后耳，面如蒙共，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崎，坐如龙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宇，望之如林，就之如升腰大十围，胸应矩，舌理七重，钧文在掌。胸文曰：‘制作定世符运’。”东汉的王充在《论衡》里说“黄帝龙颜，颛顼戴午，帝喾骈齿，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阳，周公背偻，皋陶马口，孔子反羽”，意思是黄帝长得像龙，颛顼的头上长角，喾的牙齿连成一片，尧的眉毛有八种颜色，舜的眼睛有双瞳，禹的耳朵有三个孔，汤的胳膊上有两肘，周文王有四个乳房，周武王眼高可以看见头顶上的太阳，周公旦驼背，皋陶的嘴像马，孔子圩顶。其他如《孝经钩命诀》、《孝经援神契》、《白虎通》、《荀子》等都有类似描述。 这种对孔子相貌的描绘自然有夸张成分，近代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中就澄清了这个事实：“到了汉朝，真是闹得不成样子了。我们只要把纬书翻出一看，真是笑歪了嘴。他们说，孔子身长九尺六寸，人皆称他为长人……”孔子“长九尺有六寸”大概是汉初一些儒生们臆想的“杰作”。司马迁撰《孔子世家》，却还是采信了“身长九尺六寸”之说。于是，纬书里的臆语就成了史籍中的正式记载。 在孔子的老家孔府中，有一份档案描述了孔子的形象，还说到了孔子的腰围：“先圣身长九尺六寸，腰大十围。”所谓“围”，《辞海》如是解释：“计量圆周的约略单位，即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拢的长度。亦指两臂合抱的长度。”按照这种标准，“十围”是三米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根据《孔子家语》的记载：孔子到郑国时，与弟子们失散而独自站立在东边的城门外。这时弟子们急忙地要寻找老师，附近的人们瞧见这些年轻人似乎正在找人，便上前对其中的子贡说：“我刚才在东门外看见一个人，身高大约是九尺六寸（这是古代计量身高的单位）。浓眉大眼，额头宽宽大大的。他的头看起来有点像尧，脖子像皋繇，肩膀倒有点像子产，可是腰部以下却像大禹，只是似乎比较矮了一点。他的样子看起来似乎很狼狈，像条丧家之狗呢！”于是，子贡便带领着其他的弟子，在东门外找到了孔子。并把郑国人对他的描述告诉孔子，孔子笑着说：“一个人的长相如何那不是十分重要的。但说我像条失去主人家的狗，倒是蛮贴切的啊！”孔子周游列国想要施展抱负的过程并不顺利，此时匆忙的行程中又与弟子们失散，所以神情看起来十分失意。这里说孔子像丧家之狗，孔子非但不生气，反倒欣然接受，可见孔子的幽默。而从郑国人对孔子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孔子的相貌确实不凡，因为尧、禹和皋繇是古代的圣王、贤臣，而子产更是郑国了不起的政治家（《论语》中便有对子产的称赞之语），说孔子长得像他们，可见孔子应该是很有圣人气象的。 孔子形象的变化也体现在画像中，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孔子形象是武梁祠东汉画像石刻中的《孔子见老子图》。汉画像石中所出现的孔子，多半是一位学者形象。而流传最为广泛的版本，是唐朝吴道子所绘《孔子行教像》。这幅画中的孔子宽衣博带，不着官服，拱手站立，面目慈祥。传顾恺之所画《孔子为鲁司寇像》中，孔子着官服、戴官帽，一副官员气派，体现了孔子较高的政治地位，但也是面容和蔼，一副“为政以德”之态。自宋元以后，孔子相继被谥为“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其服饰便由公侯制进到帝王制。 虽然我们在不断探讨孔子的相貌，但据历史记载孔子却不十分重视一个人的外表长相，从《论语》来看，孔子比较重视的，应该是一个人内在的品德修养！孔子真实长相虽然早已不可考，但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永远深植人心。 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关于娼妓，在外国，可能起源于一些祭祀性的神庙。汉谟拉比时代巴比伦王国的神殿里有“圣妓”。“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描写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说：“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必须去一次神殿，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同去。当她和他共卧，尽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她就可以回家。”地中海有个海岛叫塞浦路斯，在古代，这个岛上的女神庙里养着成群的“圣妓”，专供过客淫乐，当时的法律规定：女子不论愿意与否，只有在神庙中当过“圣妓”后才能出嫁。 在中国，《尚书》记载：尧的儿子丹朱“朋淫于家”。西汉刘向在《列女传》中说“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女积之后宫，作烂漫之乐”。二者都类似于集体性淫乱。这些记载似乎说明娼妓在夏朝前后就已出现。有些人认为妓女源于商周时期的巫婆，称为“巫娼”。然而史书诸如《史记》以及甲骨文都没有女巫从事性工作的记载。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妓女可能起源于奴隶主家庭所蓄养的家妓。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对妓女的起源有另一说： 有人问：“妓女始于何时？”余云：“三代以上，民衣食足而礼教明，焉得有妓女？唯春秋时，卫使妇人饮南宫万以酒，醉而缚之。此妇人当是妓女之滥觞。不然，焉有良家女而陪人饮酒乎？若管仲之女闾三百；越王使罢女为士缝纫，固其后焉者矣。” 妓女成为一种职业大概在西周或者晚些时候的春秋。《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这些“游女”、赵女郑姬妖艳妩媚，色艺双全，甚至不远千里从事性工作。当时也出现了一些军妓，越王勾践就用寡妇娱乐士兵。《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 但是妓女这种职业真正开始合法是从管仲在齐国设立妓院开始，作为一种职业，正式得到了齐国政府的承认，具有了法律上的合法性。当时齐国不但经营妓院，而且对性工作者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保护，而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管仲。 管仲帮助齐桓公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他使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 春秋是一个士的时代，士在当时是一个重要阶层，他们四方奔走，游说于诸侯之间。他们常年不回家，自然妓门成了他们的栖息之地，所以当时妓院很多，由于需求大，财富自然也集中于此种风花雪月之地，当时管仲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需要财力上的支持。再加上当时的烟花之地存在一些混乱，有些嫖客事后打白条，妓女的安全感降低，她们需要一只看不见的强有力的手来安慰。同时，管仲为了纳天下贤才为齐国效力，以美色留住人才，因而有必要加强对妓院的管理。 于是管仲设立“女闾”，根据《周礼》的“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那么一闾就是二十五家，总数就是17500家妓院。《东周策》说：“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这是国家经营妓院之始。而西方的国营妓院始于雅典政治改革家梭伦，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梭伦改革是在公元前594年，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而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685年，死于周襄王七年，即公元前645年，管仲创设国家妓院至少比梭伦早50年左右。当然，从道德上来说，这并不光荣。 管仲是大政治家，他创设国家妓院并不止是为淫乐而淫荡，他有他的政治经济目的。 首先，增加国家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清人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其次，缓解社会矛盾，一方面解决许多没有妻子的男子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韩非子·外储》说：“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样一来，使社会上有些男子无妻的矛盾缓和了。同时桓公在称霸战争中俘获的女子和一些女奴隶，把她们安置在国家妓院中。 第三，吸引士阶层。这些常年游说在外所谓的士喜欢妇女和美酒，于是开设妓院达到了引进人才的目的。 最后，齐桓公好色，常常游乐于国家妓院“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管仲设妓院也算是投其所好。 管仲设妓院后，诸侯国纷纷取经学习。一些诸侯国甚至利用妓女来控制他国，亡人之国，看来妓女的力量并不亚于十万雄兵。这样妓院遍地开花，并影响到后来的封建社会，妓院虽然不被主流文化所称颂，但是具备了默认的合法性；在私下场合，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一切都要拜管仲所赐，他可能永远想不到，他会成为娼妓的保护神，或许这位保护神的面前香火鼎盛，因为他给了娼妓们前所未有的安慰和鼓励。 屈原自沉汨罗江有何难言之隐？ 屈原自沉汨罗江有何难言之隐？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和伟大的政治家。他在《诗经》的基础上，对楚国的民歌加以改进，创立了“楚辞”这种诗歌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 早年屈原曾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放到汉北。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成为中国诗歌文学的起源之一。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纪念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关于屈原自沉汨罗江的原因，历来有诸多说法，却都相差甚远，恐怕是因所选择的分析角度不同所致，总括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说法是以身殉国。这一种说法，以清代学者王夫之和现代历史学家郭沫若为代表。他们认为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先秦采用分封采邑制，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就亲疏有别地分封到不同地方当诸侯，诸侯又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国家分给不同的大夫。楚国和其他诸侯国有点不同，国君和周天子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在其他诸侯只能称“公”、“侯”时，楚国国君就能自称为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王”的称号。楚国的君臣同样有这种关系，屈原和楚王同姓，所以他对楚王和楚国，不仅有一份大臣对国家的忠诚，也有一份难以割断的血脉亲情。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认为，屈原所以写下著名的诗章《哀郢》，是由于哀叹郢都的陷落，宗庙社稷成为荒丘废墟，人民流离失所，楚顷襄王不能拼死抵抗秦军，楚国灭亡指日可待。据此，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都认为，屈原投江是因为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屈原不忍亲眼目睹国家灭亡，故而投江殉国。郭沫若在《屈原考》中写道：“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颠沛流离的苦状，才悲愤自杀的。”他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写道：“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还有一种说法是屈原以死谏楚王。持此说的人认为屈原看到楚国“党人”横行，百姓看不到希望，朝中没有忠良之臣，国家没有抵御外敌的力量，楚国将面临亡国大祸。满怀救国大志的屈原却遭谗言而被流放，报国无门的他没办法身谏楚王，哀叹报国之志无法实现。绝望的屈原决心以死来震醒昏君。屈原在《离骚》篇末有“吾将从彭咸之居”。彭咸是殷朝有名的贤士大夫，他曾忠心劝谏国君，遭到漠视，最后愤然投水而死。由此看来屈原之死是“尸谏”，是向彭咸学习而来的。 最近，有人对屈原的死提出了新的看法，那就是，屈原并非死于自杀，而是被谋杀。屈原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理想的诗人，他写过大量的情诗，其中《湘夫人》是其中之一。 研究这篇文章，我们通过屈原谦卑的态度判断，“湘夫人”拥有很高的地位，而且超过了屈原本人，很可能是一个王室成员；“湘夫人”有着惊人的美貌；“湘夫人”是位已经出嫁的、受道德礼教制约的女人，她不能与屈原公开见面，而只能跑到荒郊野外与其秘密幽会。而标题“湘夫人”中的“湘”代表楚国，“夫人”就是妻子。对照王宫里的所有有身份的女人，符合“湘夫人”这四个特征的只有楚怀王的宠妃郑袖。 屈原与怀王宠妃的暖昧关系被怀王知道后，促使他以政治名义放逐屈原，使他再也无法与郑袖见面。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在秦国病逝，秦国把遗体送还了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楚人正式立太子为王，是为顷襄王。耐人寻味的是，心灰意冷的屈原闻听此讯后却禁不住的欢欣鼓舞、欣喜若狂。因为屈原相信他的老情人“湘夫人”会想尽办法说服顷襄王，让他重返京城，再握权柄。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为防止屈原与郑袖的关系卷土重来，楚国王室遵照楚怀王的遗命，派人对屈原进行了捕杀。追杀事件的发生地就是今天的汨罗江，兵士们最终在江边抓住了屈原，将他刺杀后装进袋子，捆紧了之后绑上石块投入江心，演出了一幕残酷的历史悲剧。 而流传至今的赛龙舟和包粽子是不是也在暗示当时的追杀情景呢，用赛龙舟隐喻当时追杀屈原的激烈场面；用包粽子来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实—糯米饭象征着屈原的肉体，粽叶象征着装他的袋子，粽丝象征着捆扎他的绳索；而把粽子投入水里，则象征着屈原被人淹死的真相。 当然屈原死于谋杀这一说法并没有切实的依据，只是一种猜测，但是谁又能说这种猜测不是历史的事实呢？ 勾践“卧薪尝胆”是真是假？ 勾践“卧薪尝胆”是真是假？ 众所周知，在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中曾有这样一个故事，越国在一次战争中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被吴军围困于会稽山上，不得不向吴王夫差屈辱求和。从此，越国臣属于吴，受到吴国的控制，越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3年的劳役，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勾践被吴王赦免归国以后，力图报仇雪耻。为了不忘亡国的痛楚，激励自己的斗志，他在屋中吊了一个苦胆，出来进去、起立坐下、吃饭睡觉时，都要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他疲倦了要休息时，不用床铺，不垫被褥，而是把硬柴叠起来睡在上面，以使自己的筋骨感到疼痛。经过这样十多年的磨炼，再加上各项措施的得力，越国终于灭了吴国。这就是“卧薪尝胆”的故事。然而关于越王勾践是否真的曾经卧薪尝胆，在史学界却是众说纷纭…… 在浩繁的历史典籍中，《左传》和《国语》是现存最早的记载吴越争霸和勾践事迹的历史典籍，而且距当时的历史较近，其中记载的史实也较为可信，因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在这两本史籍中，都没有讲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行为，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这么一段话：“吴既赦越，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司马迁的话是非常明确的，勾践确实有“尝胆”的行为。但“卧薪”呢？司马迁笔下的“苦身”是不是就是指的“卧薪”呢？司马迁并没有给出更为详细的交待。东汉时期，袁康、吴平作《越绝书》，赵晔作《吴越春秋》，这两本书虽然是专门记录关于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历史，但它们却只是以先秦历史为基础，又加上了小说家们的荒诞想象。《越绝书》中卧薪、尝胆都未提及；《吴越春秋》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也仅说越王勾践“悬胆在户外，出入品尝，不绝于口”，而根本没有卧薪之事。由此看来，在西汉的《史记》中最早出现了越王尝胆一事；而在东汉时期的史料中还没有出现卧薪之事。 苏轼在《拟孙权答曹操书》中第一次把卧薪、尝胆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用。但苏轼起草这封信时带有很强的游戏性，信中的内容与勾践无关，而是设想孙权在三国平分天下时曾“坐薪尝胆”。到南宋时期，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曾谈及吴王夫差有“坐薪尝胆”之事。明朝张溥在《春秋列国论》中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以后，马在《左传事纬》和《绎史》两书中，都把卧薪尝胆说成是吴王夫差的事情。与此同时，南宋的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黄震在《古今纪要》和《黄氏日抄》两书中，又说越王勾践曾卧薪尝胆。到明朝末年，梁辰鱼写传奇剧本《浣纱记》，渲染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二事。清朝初年，吴秉权编了一本简易通俗的史书《纲鉴易知录》，书中写道：“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不久，又刊刻了明末作家冯梦龙写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书中也多次提到勾践曾卧薪和尝胆。这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也就愈传愈广了。 有些学者认为勾践卧薪尝胆是历史事实，据东汉时期的史籍《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苦身焦思，夜以继日，用蓼攻之以目卧”。蓼是一种很苦的菜。这样，《勾践归国外传》中的话，意思就十分明显了：那时勾践冥思苦虑，日夜操劳，眼睛十分疲倦，就想睡觉，即“目卧”，但他用“蓼薪”来刺激自己，以便能够忍耐克服，避免睡觉。“卧薪”、“尝胆”分别是让视觉和味觉感到苦。由此可知，后人把“卧薪”说成是在硬柴上睡觉，是曲解了《吴越春秋》的意思，因为“卧薪”是眼睛遭受折磨而不是身体遭受折磨。这种说法的结论是：尽管后人误解了这个词语的意思，但勾践确实有过“卧薪尝胆”的行为。这似乎与司马迁笔下的“苦身”之间存在若干联系。而关于勾践“卧薪”之说，却是今人误解了古人的记载，这里的“卧薪”并不是指躺在柴草上睡觉，而是用蓼草刺激自己的眼睛，使自己不至于犯困睡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卧薪”也是存在的。 勾践有无卧薪尝胆，要做出精确的考证已经相当困难了，也许这并不重要，勾践坚忍不拔的精神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不断学习的。 美女西施死后香魂归向何方？ 美女西施死后香魂归向何方？ 浣纱女西施，是众所周知的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相传西施姓施，名夷光，春秋末期越国苎萝（今浙江诸暨南）人。“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中的“沉鱼”，讲的是西施浣纱的经典传说。西施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居首。自东汉初年《越绝书》和《吴越春秋》问世以来，范蠡访西施于苎萝村、献西施于吴王夫差以及勾践亡吴后与西施浪迹江湖的浪漫传说，流行了近2000年。 那么，吴越战争结束后，西施真的与范蠡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吗？ 对此，民间流行的说法是：当姑苏城破，吴国灭亡之时，西施的恋人范蠡匆匆来到吴宫，把西施领出，从水道进入云雾朦朦的太湖。后来两人结为夫妇，离开政治斗争的漩涡，远走高飞，范蠡化名陶朱公，以其雄才大略，经商致富，过着极尽人间豪华的生活，福寿双全而终。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最早见于东汉袁康、吴平的《越绝书》。里面记载说，“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唐代诗人杜牧在其所作《杜娘诗》中这样写道：“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里的“鸱夷”代指范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关于范蠡这样的记载：“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而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也有类似说法，认为西施原是范蠡的情人或妻子，吴国覆亡后，范蠡带着西施隐居起来。明代陈耀文的《正杨》卷二《西施》也引用《越绝书》认为西施跟随范蠡隐居。明代的戏曲作家梁辰鱼在颇具影响的《浣纱记》中也说：“范蠡和西施早已定情。吴亡后，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范蠡却认为越王雄猜阴狠，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于是激流勇退，在一个风清月白的夜晚，带着西施，驾着一叶扁舟，泛五湖而去。”宋代诗人张尧同诗云：“少伯曾居此，螺纹吐彩丝，一奁秋镜好，犹可照西施。”清人朱彝尊也写过这么一首诗：“落花三月葬西施，寂寞城隅范蠡祠。水低尽传螺五色，湖边空挂网千丝。”这两首诗说的都是范蠡和西施归隐五湖后，每天早上，西施对着青铜镜梳妆，随手将脂粉水倒入湖中，以致湖中螺呈五色。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只是人们的幻想，历史上西施的真正结局是沉水而死。《墨子·亲士》就记载说：“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死，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沉”，古作“沈”）。这句话把西施被沉于水中解释为是因为她的美丽。 明代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六十八《范蠡西施》录《修文御览》所引《吴越春秋·逸篇》之文亦云：“吴王败，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而“鸱夷”本指夏商时青铜所制的鸟形盛酒容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多用皮革制成袋囊以盛酒，但仍称之为“鸱夷”。清人黎士宏《仁恕堂笔记》记载：“秦巩间人，割牛羊去其首，剜肉空中为皮袋，大者受一石，小者受二三斗，俗曰混沌，即古之鸱夷。”所以鸱夷的意思就是用一整张牛羊皮做的皮袋。“沉水说”理解“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而终”的意思是：吴国灭亡后，越王把西施装在皮袋里沉到江里去了。并继续引证《吴越春秋·夫差内传》里面的记载：“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中。”这段话中的“鸱夷”是伍子胥的代称，伍子胥死后，被装在鸱夷之器里投江。照此理解，延伸出西施是被越王献给吴王的，吴亡后，越王把西施沉江，随伍子胥去了，而不是随范蠡泛舟五湖。 那么，为越国战胜吴国作出巨大贡献的西施为什么被沉水呢？ 一种说法是越王妻子吃醋所为。吴越之争结束后，越王与西施形影不离。勾践夫人是一个阴险心狠的女人，眼看勾践沉迷在西施的娇媚之中，暗暗咬牙，非置之于死地不可。但勾践与西施形影不离，无法下手。一天，船队渡江南归，途中，勾践夫人对勾践说：“敌国臣民，正在大江南岸跪迎大王，大王应受臣民欢迎，以示王礼。”勾践本来对夫人比较畏惧，现又以大义相请，于是应声而出舱。这时，勾践夫人将西施骗至船尾，命力士将她绑缚于大石之上，沉入江底。当勾践发觉后，回舱询问，勾践夫人理直气壮、色厉辞严：“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绝代佳人就此香消玉殒，魂断于江波浪涛之中。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正是勾践将西施溺死。《吴越春秋》记载，越王“乃使相者国中得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教以容步，习于王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西施在宫中三年学习期间，与范蠡产生了感情。越王勾践显然也被西施的美貌打动，但他为了成就自己的伟业，只能将西施献与吴王。为了使西施死心塌地地替他完成使命，勾践和范蠡约定：灭吴之后，将西施赐予范蠡，不仅可成全二人的一番相恋，同时也稳住了西施的心，才能身在吴宫，心存越国。但是灭吴之后，阴险的勾践变了卦。他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落到别人的手中，于是下令将西施鸱夷沉江。 当然也有西施是不慎落水而亡的说法，这几种说法尽管存在分歧，但是都是认为西施是溺水而死的。现在沿海的泥沙中有一种似人舌的文蜊，大家都说这是西施的舌头，所以称它为“西施舌”。西施为了越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却又在越国胜利之后不知所终，真是可悲可叹。 名将吴起为何死在君王尸体之上？ 名将吴起为何死在君王尸体之上？ 吴起(约前440～前381年)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东北)人，著有《吴子》，《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吴起是继孙武之后，既善于用兵同时又具有高深的军事理论的第一人。历史上，吴起作为军事家与孙武齐名，后世论兵，莫不称“孙吴”。作为政治家、改革家，他与商鞅齐名。吴起一生在鲁、魏、楚三国出将入相，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对后世用兵起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他却又因“诛邻止谤”、“母丧不临”、“杀妻求将”的行径为后世的道德维护者所鄙夷。辉煌与阴影，都集中到这个引发争议的名将身上，那么，一代名将缘何被乱箭射杀于楚悼王的尸体之上？ 吴起原本出生于卫国的一个商人家庭，从小立志要走仕途之道。为了实现做官的梦想，他到处交朋结友，到处学习兵法剑术。但是当时的卫国，只重门第，不重学问。他千金散尽，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相反却受尽讥笑与嘲讽。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他，一怒之下，杀死了一直诽谤他、侮辱他的三十多名乡邻。在逃跑之前，在与母亲告别时，他一口咬下手臂上的一块肌肉，“呸”地一声，喷口吐出，以此发下毒誓：“今生不为卿相，决不再回家乡！” 吴起历经千辛万苦，成功地潜逃到了鲁国。他听说孔子的学生、儒家大师曾参正在开堂讲学，广招门生，兴奋不已。要知道，儒学就是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的。“士”者“仕”也，就是做官。这正符合吴起的梦想，吴起想千方设百计，终于如愿以偿地迈进了曾子的学堂。但是，这时吴起的母亲去世了。吴起理所当然地应该回家奔丧。然而在休学与就读之间，他却选择了后者。母亲去世，儿子却不回家奔丧。吴起的所作所为，为以孝著称的曾参所不齿。曾参愤愤地痛斥他：“我没有教过你这样不孝的学生，我也不再需要你这样不孝的学生。”师徒反目，吴起被扫地出门，再次跌入人生低谷。不奔母丧之事，成了后人指责他、嘲讽他的口舌之一。 吴起审时度势，毅然弃儒道改学兵法。三年后，经相国公仪体的推荐，被鲁穆公任为大夫。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因此对他有所怀疑。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就毅然杀了自己的妻子，表示不倾向齐国，史称杀妻求将。鲁君终于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军队与齐军作战。吴起治军严于己而宽于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军士皆能效死从命。吴起率鲁军到达前线，没有立即同齐军开仗，表示愿与齐军谈判，先向对方“示之以弱”，以老弱之卒驻守中军，给对方造成一种“弱”、“怯”的假象，用以麻痹齐军将士，骄其志，懈其备，然后出其不意地以精壮之军突然向齐军发起猛攻。齐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伤亡过半，鲁军大获全胜。 不过作为孔子故乡的鲁人不耻吴起之德行，擢升他的鲁君也为此人心狠手辣而内存惊悸，不久便下了辞退书。 吴起离开鲁国后，听说魏文侯很贤明，想去投奔他。文侯问大臣李悝说：“吴起为人如何？”李悝说：“吴起贪荣名而好色，但是，他用兵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他。”这样，吴起被正在开始变法求强的魏文侯起用。他在魏二十六年，“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其余也打成平局，同时又“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起任西河守将时，一再以寡兵击败庞大的秦军，占据了黄河以西七百里之地，使原来强大的秦国一度岌岌可危，魏国变成战国强国。 魏武侯即位后，吴起因不受信任又投奔楚国，被楚悼王任用为相，仅一年便创造了“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显赫成就。但是，吴起的种种变法措施却招致了楚国众多守旧贵族的嫉恨。楚悼王刚死，前去致祭的吴起便被众多手执弓箭者追逐。尽管他临危仍显智谋，趴在按礼教神圣不可侵犯的故王遗体上，意在以此或者可使作乱者有所顾忌，若作乱者无所顾忌，射我必中王，中王，自然就暴露他们是反叛的罪人。但追杀吴起的楚贵族还是射杀了吴起，箭也射到了悼王的尸身上。这一年是公元前381年。悼王葬后，太子(楚肃王戚)即位，就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军政官员)杀了全部因射刺吴起而同时射刺中了悼王尸体的人。由于射刺吴起被诛灭宗族的有70多家。 纵观吴起出仕鲁、魏、楚三国的过程，每到一地便能强军兴邦，既会统兵又善治国，确有过人之才。他的著述大多散佚，却仍留下“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谋国强军之道，并对“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有独创性见解。吴起死于乱箭之下固然有行变法之策得罪了既得利益豪强的因素，个人道德缺失亦难辞其咎。吴起虽在史册上留下让后人赞叹的武功，其为争功利不择手段之举却应视为古代兵家遗产中的糟粕。正如著名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吴起的评论那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韩非为何被喜欢他的秦王杀死？ 韩非为何被喜欢他的秦王杀死？ 韩非，战国时韩国人，为韩国公子（即国君宗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韩非口吃，不善言谈，而善于著述。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卿的学生，他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思维敏捷，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写起文章来气势逼人，堪称当时的大手笔。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几乎没有不佩服他的才学的。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他对左右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但是韩非到秦国之后，并没有如秦王所言那样，反而被投进牢狱，不久就被处死。韩非究竟为什么被欣赏自己的秦王处死？ 最流行的说法是韩非死于李斯的谗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但还是没有重用他，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出于对韩非才情的嫉妒，就在秦王面前诋毁韩非，那个秦王就像历史上的所有暴君一样，只做正确的事和不正确的事，在韩非问题上，恰恰做了不正确的事：下令将韩非关进监狱。不久，满腹经纶的韩非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正是李斯。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按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 但是有人却对这种观点持有怀疑态度，理由是当秦王读到韩非的文章后，认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时，向他推荐韩非的正是他的同门李斯，如果李斯有妒贤嫉能之心，又何必多此一举？另外，韩信被囚禁进而被杀，不是在秦王重用他时，而是在还未信用的情况下发生的，根据当时的情形，韩非并未对李斯构成任何威胁，根本谈不上什么嫉妒他的才学。李斯在秦二世继位之后，甚至被投放监狱的时候，还多次引用“韩非子言”，劝二世实行韩非之术，这足以证明李斯对韩非是一直敬重的，因此暗害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除此之外，西汉刘向在《战国策》中说：楚、燕、代等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与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瓦解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一开始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是“以王之权，国之宜，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说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的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他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以为韩非出于一己之利诋毁姚贾，遂下令诛杀了韩非。按照这种说法，韩非似乎又是咎由自取，因为妒忌别人而最终害了自己。 但也有人指出这一观点的缺陷。第一，《战国策》这部书相当庞杂，虽然经过刘向校录，但是仍然错误百出。而司马迁对于史料的鉴别相当认真和慎重，他在《史记》中采用了《战国策》的材料十几处，但是唯独没用《秦策》“四国合一”的内容，可见这一段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第二，韩非“为人口吃，不能说道”，在韩国时，他只是“数以书谏韩王”，为何到了秦国后能一反常态，在秦王政面前唇枪舌剑起来？所以这种韩非之死咎由自取的观点不可靠。 《史记》之中，另有几篇，也写到过韩非之死，如《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和《韩世家》，但都是蜻蜓点水，片言只语，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的说法，最多只能说明，韩非的确是死于秦人之手。韩非的死因，因此陷于扑朔迷离之中。究竟是无辜受害？还是咎由自取？抑或，还有别的原因？只能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 史学名著《左传》的作者是谁？ 史学名著《左传》的作者是谁？ 《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或称《左氏春秋》，是我国古代记述春秋时期周王与各诸侯国事迹的编年体史书。全书共有18万余字，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前后长达259年。《左传》不仅记事详备可靠，是研究春秋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而且文笔精练，描写生动，在文学史上也有极高的价值。然而这样一部史学和文学的名著，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历来竟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目前主要的说法有三种： 第一种说法是，左丘明所作。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左氏传》三十卷”。班固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刘歆亦谓：“《春秋左氏》，邱明所修”（《汉书·楚元王传》）。而且《左传》称鲁国为“我”，对鲁国国君单称“公”，记述鲁国的事情非常详尽，并且都站在鲁国立场上叙事评论。所以有人认为作者为鲁国人无疑。再观《左传》的行文，其中叙述孔子之言时多称孔子之字“仲尼”，而孔子学生在《论语》中都是尊称其师为“子”，从未称字，所以“仲尼”之称应为孔子的好友对他的称谓。符合这所有条件的就是孔子的好友左丘明。 至于《左传》中某些预言要到战国时才应验，而且又记载了些战国时的历史，这应该是后人增添，全书之绝大部分还是写成于春秋晚期。而孔颖达引前人语曰：“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第二种说法是《左传》为战国时人吴起所作。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左传》成书在战国初年，而吴起正当其时；《左传》反映的思想，有儒家，也有法家，而吴起“尝学于曾子”（《史记·吴起列传》），“受业于子夏之论”（《史记·儒林列传》），又实行过变法，正有儒家后学而兼备法家思想的特点；《左传》尊季孙氏，而《韩非子》记载：“季孙新弑君，吴起仕焉。”吴起对季孙感恩戴德；《左传》于晋史尊魏氏，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吴起之人。吴起是大军事家，而《左传》正长于描写战争。吴起为“卫左氏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吴起，卫左氏中人也。”韩非子书中还多次谈到“左氏”，说明左氏是卫国有名的都邑，可能《左传》就因编纂者吴起之家乡而得名。所以看起来吴起似为《左传》之作者，但某些预言的应验又是吴起不及看到的。所以某些内容可能为其门人所添加。 还有人认为《左传》是刘歆伪作。此说源自于清代经学家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而强烈认为此书为伪书的，则是康有为。他在其所著的《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中大张其说，断言《左传》是西汉末年的刘歆的伪作，梁启超总结了康有为的观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逢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崔适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在《史记探源》中进一步阐述《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编造而成的伪书这一主张。他说：“刘歆破散《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编入《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书，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传》。”钱玄同也曾多次著文，力证《左传》是刘歆将原本《国语》一书瓜分为二的。此论一出，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辩。 著名史学家钱穆对此就持有反对观点。他认为：第一，刘歆没有作伪的时间。刘向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刘歆复领校五经在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刘向死离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刘歆“何得遍伪群经”？“在数月之间，欲伪撰《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固为不可能。”第二，从刘歆个人的精力及同时代人的言论上判断，古代的书籍由繁重的竹简制成，以刘歆一人之力难以伪造出群经。如果说是众人所为，那么与刘歆同时代的学者，有的还与刘歆共同参加整理五经的工作，为什么没有一人泄露其秘密说刘歆伪造诸经？第三，刘歆没有必要伪造群经以助莽篡汉。钱穆考证，刘歆为古文诸经争立博士时，王莽刚刚退职，刘歆没有必要为一个失势的外戚大臣造假献媚。当时流行着阴阳五行学说，阴阳轮换、五行转移、汉运将终的观念早已流行于世间，刘歆不可能凭一己之力逆转风气。再者，他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王莽篡汉制造“符命”。因此，钱穆认为《左传》作为史书，非常可信的，本书一定是春秋之间了解各国史料者所记。刘歆凭一己之力是没有这个能力伪造此书的。 总之，关于《左传》作者的问题，是历史中的一大悬案，辩论的双方各有自己的理由，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左传》作者是谁，当然还有其他的观点。然而其他诸说，论据不足，难以信服。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材料，这个问题恐怕就成为悬案了。 荆轲刺秦王的历史与真相如何？ 荆轲刺秦王的历史与真相如何？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本是卫国人，其先人乃是齐国人，后来秦灭卫国，他逃亡到了燕国。在燕国，荆轲不被当政者重用，整日在市井放歌纵酒，酒醉之后往往与好友高渐离等相对而泣，旁若无人。荆轲“好读书击剑”，“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同“沉”）深好书”。后来燕太子丹找人行刺嬴政，首先找到田光，田光因年老力衰，故而推荐了他门下的荆轲。荆轲起初推辞过，但燕太子将他尊为上卿，给予他极为优厚的礼遇。荆轲本打算再等一个能助其一臂之力的朋友共赴秦国，但因燕太子催之甚急，只得带领秦舞阳离燕赴秦，慨然践诺。 荆轲出发前，做了三项周密准备：由勇士秦舞阳陪同荆轲行刺；带上秦王一直想杀死的樊姓仇人的人头；再拿上燕国打算要献给秦王的最肥沃的燕地督亢地区地图。这后两项准备，当然是为了取信于秦王的安排，那卷地图更有特别功用，里面藏着刺杀秦王时用的淬过了烈性毒药的锋利匕首。秦王见荆轲带着仇人的人头，又听说燕国欲献大片土地，兴奋不已打开地图，地图全部展开时匕首出现了。荆轲一个箭步跑过去，拿起匕首又拉住秦王，但秦王推倒桌几，挣脱而逃，衣袖都撕断了，围柱追逐一番之后，秦王才醒悟过来，抽剑砍伤荆轲，众大臣侍卫随后用乱刀将荆轲杀死。 “荆轲刺秦王”这个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故事，将荆轲塑造成了一个具有大侠胆识，又浑身充满正义感的英雄。那么，荆轲是为了什么去刺杀秦王呢？真实的荆轲真的是一个武功高强的英雄吗？ 据《史记》所载，燕太子丹当时是这样嘱咐荆轲的：“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地……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这就是说，至少燕太子丹起初是想生擒秦王嬴政，胁迫他退还已侵占的诸侯国领土，如果这一步能取得成功，他们未必想害嬴政的性命，倘若嬴政不肯，他们才准备杀掉他。 关于荆轲其人，《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荆轲尝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使者还报，盖聂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这些记载的意思是：一，荆轲最初曾想投靠卫元君，但是卫元君并不重用他。二，与盖聂讨论剑法，言不及意不知所谓，盖聂瞪目鄙视，荆轲离走。三，与鲁句践切磋，鲁句践怒骂他，荆轲不吭声，走后再也没有回去。最后荆轲流落到了燕，受到田光的优待。 《史记》还记载：“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许诺。”“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入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轲曰：‘微太子言，臣原谒之。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 这段的意思是：知名隐士田光虽以命相荐荆轲于太子，但荆轲却再三推辞，不敢受命。太子再三磕头，事已至此，却之不恭，荆轲最后只得先勉强应承下来。荆轲答应了太子后，久久没有行动，太子丹在秦军的攻势下敦促荆轲立即行动，荆轲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关于荆轲在出发前的情况，《史记》记载说：“乃令秦舞阳为副。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这段记载说明樊将军的脑袋和燕国地图都备齐了后，荆轲仍然没有动身的意思，仍然还要等一个远方赶来的搭档。在太子丹的激将法之下，才终于有所行动。 一些史学家从以上记载以及《战国策·燕策》中的相关记载综合分析认为，荆轲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擅长打斗的武士。他并不具备做刺客的能力和本领。事实上，荆轲应该更是一个战国时期常见的纵横之士，他喜欢读书，善于游说，有一定的学问，可以说他是个侠士，但他不是一个武夫。这就是为什么荆轲开始婉拒太子丹让他刺秦的要求，后来又一拖再拖。他是在等一个真正的刺客，一个有能力行刺的武士。但是太子丹不容许他再等下去了，所以他只好和舞阳一起去，而舞阳只是一个在市井中杀人的小角色，到了秦王大殿里自然吓得变了色。而荆轲只得自己来扮演这个他并不愿意扮演的角色，最后死于秦宫。 巍巍秦汉—— 大一统时代帝国风云 2000多年过去了，有关秦始皇身世的争论仍未取得一致看法。但不论赵姬是否是有妊而嫁，还是嬴政真为皇室血脉，这些争议均无法掩盖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作用。 关于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何方，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接在了一起。 匈奴后裔融入汉族以后，所改汉姓有刘、贺、丛、呼延、万俟等，大多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山东等地。 王昭君的一生为联结汉朝与匈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出塞下嫁使汉朝与匈奴归于和好，消弭了边塞战争达50年之久。 秦始皇为何对身世遮遮掩掩？ 秦始皇为何对身世遮遮掩掩？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君临天下、叱咤风云的皇帝。秦始皇嬴政曾让六国养尊处优的君主嫔妃、王孙公主、皇亲国戚们胆战心惊地屈膝跪地、俯首称臣。然而，傲视天下的秦始皇却一直对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秦始皇是继秦庄襄王(子楚)之位，以太子身份登上王位的。秦始皇之母赵姬，据说曾为吕不韦的爱姬，后献予子楚，被封为王后。那么，秦始皇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后人争议不休。 据《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吕不韦是赵国人，生于濮阳，在阳翟经商，成为百万富翁。他不以富商为满足，而希望在战国时代混乱的国际政治中，成为立主定国的英雄。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到了秦国，并把精力放到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身上，他设法使异人过继给正受宠幸的华阳夫人，异人被立为嫡嗣后，更名为子楚。后来，秦昭王、孝文王相继去世，子楚堂而皇之地登上王位，吕不韦被封为丞相。之后，吕不韦将已经怀了自己孩子的爱姬赵姬献给子楚，赵姬生下嬴政，被封为王后，不料子楚仅在位三年就死掉了，于是他的儿子嬴政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年仅13岁的赢政尊吕不韦为相国，号“仲父”（古代称父亲的大弟），吕不韦实际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全权。这时候，吕不韦与太后赵姬重拾旧欢。太后水性杨花，除与吕不韦私通外，还与假宦官私通，丑闻传遍宫廷内外。秦始皇慢慢长大成人后，对太后的丑行和吕不韦的专横霸道无法忍受。于是，在公元前237年，他下诏免去吕不韦相国职位，一年后，又赐书给吕不韦说，“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吕不韦眼看大势不妙，只好饮毒酒自杀。太后也被始皇下诏严禁出宫，软禁起来。秦始皇嬴政因为知道自己是私生子，所以才对自己的身世遮遮掩掩。 从两汉到宋元时期，一直都信奉秦始皇私生子之说，未有异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却逐渐对秦始皇是私生子之说产生了怀疑。 这些人认为：其一，秦始皇的这段身世仅见《史记》而为《战国策》所不载，没有其他的旁证，这未免不让人产生怀疑。《战国策》是研究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而秦国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对于吕不韦偷天换日，有关秦朝血脉的事情只字不提，一直等到西汉时期的《史记》才来记载？ 其二，从子楚方面看，吕不韦即使有阴谋，但其实现的可能性也很渺茫。因为秦昭王在位时，未必一定将王位传与子楚，更不能设想到子楚未来的儿子身上。 其三，从秦始皇的出生日期考虑，假若赵姬在进宫前已经怀孕，秦始皇一定会不及期而生，子楚对此不会不知道。可见，秦始皇的生父应该是子楚，而非吕不韦。从赵姬的出身看，也大有文章。《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灭赵之后，秦王亲临邯郸，把同秦王母家有仇怨的，尽行坑杀。既然赵姬出身豪门，她怎么能先做吕不韦之姬妾，再被献做异人之妻呢？这样，就不会存在赵姬肚子里怀上吕不韦的孩子再嫁到异人那里的故事了。 最后，关于秦始皇故事的情节与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如同一个刻板印出的文章，情节大同小异。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赵国有个人叫李园，他想把自己的妹妹环献给楚王，但是听说楚王不能生育，唯恐妹妹进宫由于没有子嗣而得宠爱不长久。于是他跟妹妹商量，先将她献给春申君，等到怀孕的时候再献给楚王。事情果真如愿，春申君果真使李园的妹妹怀上了孩子。事情至此也就到了关键时刻，这时李园的妹妹引诱春申君说：“今妾自知有身矣，而旁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而有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春申君被说服，遂将女环献于楚王，生了个儿子，即后来的楚幽王。这段故事与吕不韦与赵姬的故事如此之相似，秦始皇的身世很可能是后人根据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杜撰的。 但《史记》的历史地位还是让许多学者不肯轻易怀疑它记载事件的真实性，他们认为，司马迁的记述虽然有矛盾之处，但他的著书风格一向以严谨、直笔而不是猎奇而著称，所以他对于吕不韦和赵姬的记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另外，不论《史记》也好，《战国策》也好，都记载了嬴政当上秦王之后，吕不韦与太后私通。如果吕不韦以前和太后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吕不韦必然会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不会去和太后私通。只有吕不韦有所依仗（包括吕不韦认为秦王政就是自己儿子），或者和太后早有私情，才会冒险与太后私通的，否则，一个后庭美女如云的丞相，如不是有什么隐情，冒着生命危险与太后私通，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转眼间，2000多年过去了，有关秦始皇身世的争论仍未取得一致看法。但不论赵姬是否是有妊而嫁，还是嬴政真为皇室血脉，这些争议均无法掩盖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也许正是由于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扑朔迷离的身世，才使得他身上更具传奇色彩。 秦始皇为什么铸造12个金人？ 秦始皇为什么铸造12个金人？ 公元前221年，秦国军队向东攻齐，齐国土崩瓦解，这样，中国历史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出现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秦灭六国以后，除了在原来政权机构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统一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统治机构和封建官僚制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下令收缴天下兵器，铸成12个重千石的铜人，立于咸阳。 这12个大铜人，屹立于秦都咸阳阿房宫殿前，因为铜是黄色的，所以又称作“金人”。它们身着外族服装，每个都非常巨大和沉重，个个耀武扬威，精神抖擞，英勇无比，日夜守护着秦王宫殿。铜人造型之大，制作之精巧考究，为历史上所罕见。在这方面，有很多历史书籍记载。据《三辅黄图》载：“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销锋镝以为盎人十二，立于宫门。”又据史书记载，铜人背后铭刻着李斯篆、蒙恬书的“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等字样。《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迁宫中。”贾谊的《过秦论》也有“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的记录。 秦代一石约折合现今37.5公斤，以此推算，12个大铜人就重达45万公斤。秦始皇为什么要铸造12个如此巨大的铜人?围绕这个问题，存在这几种主要说法。 有人认为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始终在忧虑和思考着如何长治久安、使江山传之万世的问题。而要坐稳天下、江山永固，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收缴和销毁流散在民间的各种兵器。应该说，秦始皇收兵器造铜人，完全是出于政治上安定的考虑。 也有人认为秦始皇铸造铜人是出于迷信，是为了“祥瑞”。秦始皇相当迷信，曾封泰山，禅梁父，访神州，求仙人，轻信方士之言，竭力搜寻长生之药。《汉书·五行志》也记载：“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这种说法有一定依据，但也有疑点，那就是秦始皇完全可以征集天下一般铜料作为铸造的原料，何必非要下令收缴天下的兵器呢?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秦始皇销毁兵器、铸造铜人，是表明今后不再将铜兵器作为主要作战武器。但是，这种说法同样也有疑点，那就是虽然铁制兵器始于秦始皇之前，但到汉代才普遍化。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便决然把青铜武器废除不用，使百万军队全部换上铁制武器，以当时的制铁水平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让人信服的说法是秦始皇这一举措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是为了夸耀武功、粉饰太平；二是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实际上，秦统一后，曾采取不少措施防止人民反抗，而收缴天下兵器的做法，也是有先例的。《左传·襄公十九年》载，春秋时鲁国的季武子曾经“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秦始皇铸铜人只是做得更为彻底，把民间的兵器也收缴了。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后，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不封国置王，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于是“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迁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里把“收天下兵”与“求其宁息”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秦始皇的意图是为了太平无事。他宣布“大酮”，举国同庆这一伟大胜利，表现出好大喜功的情绪，而铜人、钟也是象征吉祥、天下太平的意思。此外，秦始皇巡游各地的刻辞，也都是夸耀武功、粉饰太平之语。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12个铜人的踪影了。那么，它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目前，关于金人的下落问题存在着三种猜测：有人认为，当初楚霸王项羽在攻克秦都咸阳后，曾经火烧阿房宫。在火烧阿房宫时，连同象征秦王朝永固的这12个金人也一起烧毁了。这种说法始于元明时期，证据并不充分。 还有一些历史学者指出，这12个金人是毁在董卓和苻坚的手上。据《后汉书》和《三国志》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晋人潘岳《关中记》：“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也就是董卓将其中的10个铜人销毁，并铸成铜钱，而剩下的两个被他下令迁到长安城清门里。到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下令把这两个铜人运到洛阳。当成千上百的工匠们运到霸城时，由于金人的重量太沉，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巨大的工程，于是就停止了搬运。到了东晋十六国时，后赵的石季龙又把这两个金人运到了邺城。后来前秦的苻坚统一北方，他又把这两个金人从邺城运回长安销毁。至那时，存在于世间约600年的12个金人全部被销毁了。 还有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那就是因为12个金人是秦始皇生前最喜爱之物，所以在秦始皇陵墓营造好后，这12个金人和其他精美的珍宝一起随着秦始皇的死去被当作随葬品葬于陵墓中了。 现在，由于一些技术等方面的原因，秦始皇陵墓的发掘工作暂时还不能开展，因此十二金人的下落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也许到了我们的考古技术达到秦始皇陵墓开掘的那一天，这个历史上的未解之谜才有可能被解开。 秦始皇不立皇后出于什么目的？ 秦始皇不立皇后出于什么目的？ 立后和立太子是中国古代后宫制度乃至君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战国时期秦孝公始，立后之事便已制度化了。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明确规定皇帝的正妻为皇后，皇帝的母亲为皇太后。但是历史却跟人们开了一个玩笑——秦始皇自己却终生没有立皇后，他也是立后制形成以来唯一没有立皇后的皇帝，以致秦始皇陵园内一墓独尊而没有皇后墓，这成为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据历史资料记载，秦始皇13岁即位后，并未亲政，直到22岁，这9年正是古代男子要娶妻的时间，但秦始皇并未立后。秦始皇亲政后到39岁的17年是其自己掌权、统一六国的时间，尽管国事繁忙，但在后方立后也不费事，秦始皇仍未立后。从39岁到50岁时，秦始皇多在巡游路上，但是立后以“母仪天下”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秦朝虽是个短命的王朝，但秦始皇有充足的时间立皇后。那么秦始皇为什么没有立后呢？ 有人认为是家庭因素影响了秦始皇，据《史记·吕不韦传》记载，秦始皇的母亲原是吕不韦的姬妾，吕不韦出于政治目的将已怀孕的赵姬献给异人（即秦庄襄王），后来赵姬至大期生子政；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秦庄襄王死后，身为太后的她仍经常与吕不韦重温旧情。《史记·吕不韦传》中记载：“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后来太后竟然又与缪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缪甚至于酒后大骂众臣：“我乃秦王假父，怎敢与我斗口乎？”母亲的失检行为令秦始皇恼羞愤怒，无地自容，使他心理压抑，性格变得极为复杂：内向、多疑、妄想、专制、暴虐、冷酷无情，把他变成了一个失去理性的暴君，最后彻底爆发，杀了两个私生子弟弟，将其母赶出咸阳，并迁怒于吕不韦，罢免其相国之职，后又下诏命吕不韦“速徙蜀中，不得逗留！”结果吕不韦害怕被诛而服毒自杀。 后来秦始皇虽然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悔过，但至死未让太后再住咸阳。这充分反映了秦始皇所受到的心理伤害之重。专家分析认为，由怨母而仇视女人的心理阴影，使秦始皇长大后在婚姻能力上未能健康发展。宫中众多女人，仅仅是为满足他的生理需要。由母亲行为而形成的心理障碍，也是秦始皇迟迟未立后的重要因素之一。 也有人认为秦始皇是要求过高，无合适的皇后人选，所以才未立后。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加之又是他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六国，秦始皇自命不凡，于是在挑选皇后时标准也非常高，期望能选一个才能与自己匹配的女人为后，但是这样的女人并没出现，秦始皇也就将自己的立后之事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 也许一件事情可以作为这种观点的旁证，那就是秦始皇并不宠爱统一六国后收入后宫的众多佳丽，他痛恨她们抛弃亡国之辱而媚悦新主的行径，但对守贞重节的女子却倍加赞赏。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全国各地巡游。当他走到今浙江一带时，得知当地男女婚姻比较自由，经常发生逃婚事件，妇女死了丈夫可以再嫁。他认为这不符合封建道德和法规，便命人把诏令刻在石头上，不许再发生类似行为。这便是所谓“会稽刻石”。其中有这样几句：一、“有子而嫁，倍死不贞”，意思是指责那些再嫁的寡妇带着儿子改嫁，这是背叛丈夫的不贞行为。又说“妻为逃嫁，子不得母”。意思是，女子如果因为不满男方而另找对象，是淫荡的伤风败俗的行为，将来她的儿子都可以不认母亲，别人发现了杀掉她也无罪。秦始皇在“会稽刻石”中还明确表示：妇女守贞绝非一件普通的小事，而是关系天下“嘉保太平”的大事。相传有一个叫怀清的年轻寡妇，世代富豪之家，资产巨万。她丈夫死后，由寡妇独自支撑家业，不再改嫁。秦始皇把她树立为在全国提倡妇女贞节的典型，曾赐令她“旁座”，即与自己平起平坐，当时就连当朝丞相在皇帝面前也只能站着，可见秦始皇对怀清的推崇。秦始皇还为这名寡妇修筑了一座“怀清台”用来彰扬她的事迹。 还有人认为是秦始皇的性格使然。嬴政作为一个并不受宠爱的质子的儿子，秦始皇3岁的时候，父亲异人将他们母子作为人质留在了赵国。在赵国所受的唾弃和鄙视加上回到秦国后的复杂政治斗争，以及母亲淫乱给自己造成的心理阴影，养成了他刻薄、多疑、暴戾的性格。他不希望自己在追求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最高理想时，还要分出精力用在女人身上，于是从不对女人付出真心，那就无从谈及立后了。 另外一部分人认为秦始皇是为求长生延迟立皇后，但无奈还未立后就一命呜呼。种种说法，不一而足，秦始皇在长达37年的统治时期一直没有立皇后，其中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究竟是哪种决定性的原因使得他坚持不立后，史料中并未记载，我们今天也只能够凭借当时的点滴资料和想象进行猜测了。 50万南下的秦军后裔现在哪里？ 50万南下的秦军后裔现在哪里？ 据《史记·主父偃传》记载，在秦军第一次南平百越时，赵佗、屠睢同为秦军主要将领。公元前218年，秦军第一次进军岭南。秦主将屠睢的军队，在西线的西瓯地区惨败，屠睢被杀，“伏尸流血数十万”。东线的赵佗一路大军，实行剿抚结合政策，得到越人支持，在闽越一带建立稳固基础。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率领50万大军再次麾师南下，杀到岭南平定百越后，秦始皇在此设龙川县，而赵佗则成为龙川首任县令。但是，平定岭南后的50万大军去了哪里？是被秦始皇遣返了原籍，还是留在了岭南呢？史籍对此并无明确记载，但是有一项发现却很可能揭开这个千古之谜的神秘面纱。 根据记载，赵佗任龙川县令后不久，中原动乱，赵佗乘中原农民起义之机，据岭自守，兼并了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他重视中原传入的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并融合越地社会，使岭南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创下历史伟业，成为一代伟人。从任嚣、赵佗开始，岭南有了人类文明的标志—城堡和文字，发展冶铁业，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历史上许多赞颂赵佗的诗篇，表明了人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1941年，为纪念赵佗，龙川城改名为佗城。 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汉族人口常用姓氏有3000个，《百家姓》收集了438个。让人觉得吃惊的是一个仅有2000多人口的佗城村竟然就有140个姓氏，几乎占了《百家姓》的1/3。不仅如此，佗城现在还存有五六十个古老宗祠，村子里每一条大街小巷，总能找到一两座隐蔽在民宅之间的古老宗祠。这些姓氏宗祠，是不是50万大军中的一部分在此安居、繁衍子孙后代的历史见证？ 我们从历史记载的蛛丝马迹中，仿佛也能验证现在的佗城人就是秦50万大军中一部分的后裔，唐朝进士韦昌明（佗城人）所著的《越井记》这么写道：“秦迁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所谓“秦迁中县之民”的史实，就是发生在赵佗成为龙川县令之后。也就是说，当年秦始皇为了开发岭南，曾下令将数十万“罪人”发配到岭南，这些“罪人”，其实多是被秦所亡的贵族、官吏以及“赘婿”、“贾人”等，为了有效地控制刚刚平定的“百越”以及监视从中原迁入的“罪人”，大量的武装力量是必不可少的，这也就为50万大军留在岭南提供了理由。当然，这50万大军不可能集结在了一起，而是分散驻扎，而佗城很可能就是其中一部的驻扎聚居地。 为了让平定岭南的大军能够安心地在岭南驻扎、生活，赵佗曾向秦始皇“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最终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这些“无夫之女”很可能在从中原迁到岭南后，嫁给了当地士兵。当然，1.5万“无夫之女”对于50万大军是远远不够的，原本也是中原人的赵佗（今河北真定县人）又鼓励中原人与南越人和睦相处，彼此通婚，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军人的生活问题。这样，平定岭南的大军有一部分在龙川长期驻扎了下来，繁衍生息。秦始皇时代，中原官兵都有姓氏，而当时岭南则基本无姓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今仅有4万多人的佗城镇，却有179个姓。 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这些人认为：佗城是客家历史文化名县可以肯定；赵佗是秦时入粤第一人也无可怀疑；赵佗所带秦军在粤东北征战，后来成为客家人的主要一支也更毋庸置疑。但认为佗城的179种姓氏的居民就是50万秦军的后裔，有以偏概全之嫌。这179姓人不可能都是秦军的后裔，而绝大部分姓氏的人还是千百年来通过各条渠道、各种形式集合到佗城来的。佗城姓氏这么多、这么复杂，原因有很多。赵佗入粤，在佗城建城是一个原因；后来的1000多年中原人的四次大迁徙迁入，也是一个原因；近百年来，佗城人民与外地的交往日益频繁，又是一个原因。 对于质疑，认为佗城姓氏众多对揭开秦50万大军的去向之谜具有重要价值的人分析说：作为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山区小镇，作为一个只有4万人口的镇居然有179个姓氏，2000多人口的村居然有140个姓氏，这种文化现象在全国十分独特，如果没有50万秦军众多姓氏文化的肇始和积累，仅靠“交往”、“婚媾”、“向往”等因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还有很多人口、规模、交通类似佗城的镇，有些甚至经济比佗城还发达、交通更便利，怎么没有出现如此多的姓氏？佗城作为岭南最早的城邑是无可厚非的，50万南下秦军也是正史所载的，179个姓氏从另一个方面见证了秦军的下落，这完全是客观、科学的，是绝非偶然的！ 不管怎么说，佗城这179个姓氏和几十座姓氏宗祠遗址的发现，就是当年南下秦军中一部分在此驻扎、杂处、生息、繁衍乃至散行到岭南和世界各地的历史见证，是赵佗推行“与越杂处”、“和集百越”政策的延续和结果，并从而使佗城成为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的发轫之地，其文史价值和政治意义十分重要。 秦始皇神秘死亡背后有何黑手？ 秦始皇神秘死亡背后有何黑手？ 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7月，在最后一次巡游途中，死于沙丘（今河北省广宗县境内），对于他的死因，一种观点认为秦始皇死于“惊恐劳累”，他们的证据是秦始皇小时候患过软骨病和气管炎，壮年时患上癫痫病（俗称羊角风），且经常发作。而且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无休无止地征调赋税和夫役，修长城、建宫殿、筑陵寝、开边戍守使刚刚脱离战乱之苦的广大农民，又陷于疲于奔命的劳役之中。内外远近，事如山积。秦始皇为人又刚愎自用，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每日批阅文书有一定数量，处理不完规定的数量不休息。工作极度疲劳。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在巡游至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境）的博浪沙附近时，被人行刺，他身后一辆副车被飞来的一只大铁锤砸得粉碎。秦始皇从此患上了惊恐症，以后便经常梦见与海中怪兽怪鱼作战，无以宁日。公元前211年，东郡（今河南濮阳）发现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字样的陨石，秋天又发生使者被“仙人”截留，告之“今年祖龙死”的事件，就更加重了他的恐惧心理。公元前210年的巡游使得秦始皇极其劳累，加上癫痫病发作，头部撞在座位侧边用来消暑的青铜冰鉴上，受当时医疗技术的限制，此种外伤诱发的内在疾患，仍属绝症。因此秦始皇死于沙丘，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还有一种观点是秦始皇死亡背后有一双神秘的黑手：那就是他的儿子胡亥。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亥，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胡亥是诸公子中最小的，也是无才无德，最不为秦始皇喜爱的一个。胡亥是个昏聩糊涂，只知快活享受的混账角色，伴驾远游是异常辛苦的事，像这样的人怎么能会突然“爱慕请从”，愿意自讨苦吃呢？先前，曾有人献录图给秦始皇，其中有“亡秦者胡也”之语（《淮南子·人间训》）。不知此人是否已经侦知胡亥在搞篡逆阴谋，有意告密，警示秦始皇。但是秦始皇却从未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对自己不利，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当时被认为是“胡”的匈奴，因此派出几十万大军前去征讨。 围绕在胡亥周围的还有两个重要角色，那就是赵高和李斯，赵高本是赵国的贵族，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他的父兄死于长平战场，赵高则与母亲被俘，后来赵高的母亲郁郁而死。一家人因为秦国发动的战争而惨死，使幼小的赵高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后来，当有机会复仇之时，他甘于自阉入宫，在宫中，他察言观色，深得秦始皇的信任。他当时是中车府令，是最能接近秦始皇的高级奴仆，并与胡亥早有勾结。《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记载：“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令律法事，胡亥私幸之。”李斯本为上蔡一布衣，于公元前237年投奔秦国，除了能言善辩之外，其实无甚专长。他只是效仿过去商鞅搞的严刑、峻法加苛政的那一套，给秦廷出谋划策，逐渐受到秦始皇的器重。“焚书坑儒”就是李斯的建议。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才器、品质在诸公子之上，平时甚受秦始皇喜爱，是最有希望嗣位的人选。可是，他却因为强烈反对“焚书坑儒”而一时失去了父皇的欢心，受到李斯的坑害，于此次出巡之前被秦始皇罚到北方去监军。 在秦朝最高权力的争夺上，可以说三人各有打算。如果按常理传位，显然是轮不到胡亥，要得到帝位，他只有和赵高、李斯勾结在一起，采取特殊手段，才能达到目的。赵高需要一个庸才来当傀儡皇帝，以便由他自己掌握实权，为所欲为。李斯则是绝对不希望让扶苏继承帝位的，因为扶苏在“焚书坑儒”问题上与自己有着极大的矛盾，如果扶苏继位，李斯很可能死于非命，只有让帝位传给别人才能消除这种危险，因此他必然要参与胡亥、赵高的逆谋。 秦始皇此番出巡，一是离开了朝廷诸臣，二是离开了其他那些儿子，将自己置身于三个贼人之中，给了他们最为方便的弑逆机会。也许秦始皇在临死之前已经意识到了胡亥和李斯的阴谋，他避开李斯和胡亥，亲笔写下了木简遗诏与苏扶：“朕巡天下，祷词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不幸归途疾发。今命在旦夕，其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但是，他没有料到赵高也与他们是一伙的，他却让赵高派人专送上郡。看了这个诏书更加坚定了胡亥、李斯和赵高的弑君之心，秦始皇不久便一命呜呼。 以上两种说法各有道理，但又都无确凿事实依据，因此，秦始皇之死也就成了一桩历史悬案。 秦始皇死后，李斯又假造圣旨“赐死扶苏、蒙恬”和“以兵属稗将王离”，赐死了公子扶苏，扶胡亥继承帝位。回到咸阳，他们又杀掉了秦始皇的其他子女和不便驾驭的公卿大臣。原本人才济济、实力雄厚的秦王室一下变成了空壳，刚刚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帝国统治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秦始皇陵打开会有多少谜破解？ 秦始皇陵打开会有多少谜破解？ 秦始皇陵位于西安以东30公里的骊山北麓，南依骊山，层峦叠嶂，山林葱郁；北临渭水，逶迤曲转，银蛇横卧。高大的封冢在巍巍峰峦环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景色优美，环境独秀。1974年春天，正在打井的临潼县西杨村村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团：秦陵兵马俑，然而，时至今日，这座千年皇陵仍旧深埋地下，只是不断出土的陪葬墓文物时时诱惑着人们去遐思：如果秦始皇陵打开，那么将会有多少谜迎刃而解？ 最先解开的谜团肯定是秦陵地宫的规模。关于秦始皇陵地宫的建造及相关情况，《史记》这样记载：始皇初继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司马迁向我们展示了地宫富丽堂皇的情景，地下有穿三泉而建的地宫，穷奢豪华的陪葬品，有以水银来表现的百川江河大海，有防止盗墓人的机关弩矢，玄宫顶部装饰天文星宿之象，地上模拟有统一后的中国疆域图，还有用鲸鱼油做成的长明灯，照亮了整个地宫，经久不熄…… 《旧汉书》中对秦始皇陵的描述有“已深已极”、“深极不可入”之语。此外，在史料《汉旧仪》一书中也有关于秦始皇陵地宫深度的一段介绍，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50岁生日时，丞相李斯向他报告说：我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连火也点不着了，凿时只听见空空的声音，好像到了地底一样。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而《吕氏春秋》则记载“浅则狐狸扬之，深则及于水泉”，即最深到泉水。如果“旁行三百丈”可信的话，那么秦陵地宫下部的面积就会大得令人震惊！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他们推断地宫的深度在500～1500米之间。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这个数字难以置信，因为倘若地宫挖至1000米，那它就超过了陵墓位置与北侧渭河之间的落差。那样不仅地宫之水难以排出，甚至会造成渭河之水倒灌秦陵地宫的危险。与此同时，国内文物考古、地质学界专家学者在研究后推测，秦陵地宫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深。地宫坑口至底部实际深度约为26米，至地表最深约为37米。 无论地宫的确切深度是多少，可以确定的是地宫的规模之庞大，结构之复杂，以及构造之巧妙必定是超乎想象的。那么，传说与史书中对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想象，其含义究竟是什么呢？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给出了这样的推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应当是在墓室顶绘画或线刻日、月、星象图，位于西安交大的汉墓陆续发现了类似于“天文”“地理”的壁画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推断。那么“下具地理”呢？北魏学者郦道元的解释是“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在于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势”。按照此种说法，地宫之中应有以水银象征山川地理，与“上具天文”相对应。在1981年和1982年，研究人员曾经对秦始皇陵园进行了大规模的汞含量测试，结果发现，在封土中心1.2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有一个强汞异常区，其汞含量的平均值为陵墓外其他地方汞含量的八倍。秦始皇陵封土中的汞异常是地宫大量存在的水银挥发造成的，其分布呈有规律的几何形，这证明了司马迁所记地宫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内容属实。 人们不禁好奇地追问，地宫之中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民间存在着许多的传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秦陵的地宫内有水银所制的五湖四海，秦始皇躺在纯金打就的棺材里，游荡在水银制成的江河上，巡视着帝国的领地。当然，在真相不为人知之前，这些仍然只是传说。 秦始皇陵以其宏伟的规模、大量价值连城的陪葬品而闻名遐迩，历史的记载使许多人为之蠢蠢欲动，那么，秦始皇陵有没有被盗？地宫有没有被破坏呢？从史书的记述来看，秦始皇陵的确遭受过几次大的破坏，通过对陵园部分陪葬坑的发掘也找到了被盗的痕迹，考古人员在陵园地区的钻探也常发现有火烧土和被焚烧的木炭，证明陵园的附属设施的确被毁坏，那么，秦始皇陵地宫有没有遭到破坏呢？ 通过对地宫周围水银含量的勘测，考古人员断定地宫依然完好，地宫表面检测出的大片强汞区，成为秦陵地宫尚未被盗的有力证据，如果秦始皇陵有通往地宫的盗洞，水银早已顺盗洞挥发掉。 《史记》中明确记载了地宫中有防盗的“机弩矢”，并且能做到“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不仅如此，秦始皇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目的，不单是营造恢弘的自然景观，在地宫中弥漫的汞气体，还可以使入葬的尸体和随葬品保持长久不腐烂。而且，汞的熔点很低，即使在常温下也极易挥发，而汞本身是剧毒物质，一旦吸入一定浓度的汞，即可导致死亡，因此在地宫中的水银还可毒死胆敢闯入的盗墓者。考古人员在秦陵封土周围找到的若干个通往地宫的甬道，也显示甬道中五花土并没有人为掘动迹象。 当然这种种的猜测只能止步于此，直至我们发掘秦始皇陵，揭开这位皇帝的棺椁之时，才能得到解答。以上这些谜团只是秦陵地宫众多谜团之冰山一角。我们对地宫的众多了解还只是建立于猜想和勘测，相信这一系列的谜团和疑云将会在未来揭开。 徐福东渡日本留下了多少谜团？ 徐福东渡日本留下了多少谜团？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了山东沿海的琅琊（今诸城东南），齐人徐福与一些人士上书秦始皇，声称海中有三座神山，请求秦始皇派童男女和他一起去求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听信了他的话，派数千童男女乘船随他出航。经过几年，花去了许多费用，并没有得到神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再次巡幸琅琊时，徐福恐怕受到责备，便编造谎言，说是求神药由于海中有大鲛鱼，受到阻难，一定要派善于使用连弩的射手去才能排除困难。据徐福东渡后20年出生的伍被和淮南王刘安的对话中透露，这次秦始皇又派徐福率童男女3000人，装载五谷种子、技艺百工下海。徐福的这次东渡一去无影踪，留给了后人种种谜团。 首先是，徐福东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据《史记》所言，秦始皇支持徐福东渡，是为了寻神山仙药，求长生不死药。但也有人认为徐福东渡不仅寄托了秦始皇长生不老的理想，还有负责开拓疆土的含义。《吕氏春秋·为欲篇》指出了秦国统治者的理想：“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扶木”就是“扶桑”，即后来所说的日本。秦始皇一再派徐福等入海寻找三神山，决不是单纯为了采神药，而是为了把东方疆土开拓至日本。 秦始皇统一天下只有12年的时间，但是4次到东方沿海巡视，这说明他对东方诸岛的极大关注。有的学者说：“始皇东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东至扶木的理想，而徐福探海东渡正是实现始皇理想宏愿的具体行动。”秦始皇曾在琅琊刻石中说：“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又说：“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从中可以看出，秦始皇早有吞并日本之意，徐福东渡，或许正与此有关。 徐福东渡到了哪里也是众多史学家争论之处？有人说那时航海技术落后，碰到大风浪，全部覆没。而史籍中最早记载徐福史事的是司马迁，可是没有讲明徐福浮海到了何处。后人以为是台湾岛或琉球群岛，也有说是美洲，但大多数认为是日本。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的记载：“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可以推测徐福登陆地是一平原。日本列岛符合这一特征，除日本列岛外，其他岛屿没有“平原广泽”的地理特征。另外，徐福东渡日本，在后世的史书资料中也有记载。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记载：“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后汉书》中，把徐福入海求仙事件附在倭国之后。五代时期义楚和尚所写《义楚六帖》中提到：“日本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认为徐福东渡到日本，明初，日本和尚空海到南京，向明太祖献诗，提到“熊野峰前徐福祠”。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黄遵宪等人，都参观了徐福墓，并作诗文题记。在日本学术界，也有不少史料记述徐福到日本的情况，有《神皇正统记》、《林罗山文集》、《异称日本传》、《同文通考》等文献。 在日本民间，徐福被尊称为农神、蚕桑神、医药神。还有一些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徐福的后裔，他们的根据是：在日语中，秦与羽田的发音相同。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称自己是徐福的后裔。他说：“我是秦人的后裔，我的姓在很早以前写作‘秦’，我当首相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我的家族进行了调查，并在祖墓碑上发现了‘秦’字。” 然而，也有些学者认为，徐福东渡并不是到了日本而是美洲。在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交往极为频繁，但在文献之中却罕见“徐福”二字。而日本古文献中载有徐福传说者以《神皇正统记》（1339年）为最早，这是受了宋元以来中国文献的影响。因为徐福东渡的时间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已有多位中国人到过美洲，故徐福后来东渡美洲很有可能。吴人《外国图》指出“洲去琅琊万里”，根据距离分析根本不是日本，而是美洲。最早记述倭国的《后汉书》是把洲与日本区别开来的。“”字有大岛的涵义，美洲大陆像“”字，故以字形命名。现在檀香山还遗有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旧金山附近也有刻有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所有这些都是徐福东渡美洲的明证。 除了徐福东渡的原因和徐福东渡所到之地外，徐福东渡港在何处也备受争论。 关于这一点的主要说法有：河北省的秦皇岛和黄骅附近说，浙江省慈溪和舟山说，江苏省海州一带（现在的连云港赣榆县）说，山东省登州湾（龙口市黄县）及胶州湾徐山（青岛）琅琊、成山头说等。 这其中，最有可能的一种是琅琊出海说。徐福东渡点的确定，起决定作用的是当地的物质条件，一是经济的发达，二是港口的自然状况。否则，聚集大批的人员，征调大量的物资，建造很多的船只等大规模的准备工作就无法进行。还有港湾也应宽广，并与腹地有便利的交通。比较而言，具备上述优越条件的，据史书所记，只有当时的琅琊。战国时，楚国灭掉越国之前，越国在琅琊建都已经有一百余年。琅琊曾是一度强大的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国中期归属齐国后，它也是齐国都城临淄之外的又一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秦统一后，琅琊作为琅琊郡的治所，其重要地位更加提升了。 琅琊不仅经济条件优越，而且也是战国及后来的秦国著名的海港之一。位于琅琊台下石河入海河段，附近属花岗岩侵蚀性海岸地貌，水深港阔，条件好。另外，徐山附近还有大小珠山、琅琊山等，山上有大量的优质木材，具备打造楼船的充足资源。而且，《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徐福第一次在琅琊上书后即被就地派遣出海求仙，第二次更是由秦始皇亲自从琅琊送出海的。 阿房宫真是项羽一把火烧掉的吗？ 阿房宫真是项羽一把火烧掉的吗？ 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阿房宫建于2000多年前的秦代。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每征服一国，就绘制该国宫室图，在秦国都城咸阳的渭水南岸仿造宫殿，称“六国宫殿”。相传当时共有宫室145种，著名的有信宫、甘泉宫、兴乐宫、长杨宫等宫殿。想当年，咸阳宫可谓殿宇林立，楼阁相属，曲廊幽径，花香景深。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在消灭六国一统天下以后，认为都城咸阳人太多，而以前的皇宫又小，于是下令征发刑徒七十余万人伐运四川、湖北等地的木材，开凿北山的石料，在故周都城丰、镐之间渭河以南的皇家园林上林苑中，仿集天下的建筑之精英灵秀，营造一座新朝宫。这座朝宫便是后来被称为阿房宫的著名宫殿。 阿房宫规模空前，气势宏伟，《史记》记载：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殿中可以坐一万人。《汉书》中也记载：“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挠，为宫室之丽至于此。”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若是根据《史记》记载推算：秦代一步合六尺，三百步为一里，秦尺约0.23米。如此算来，阿房宫的前殿东西宽690米，南北深115米，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容纳万人自然绰绰有余了。根据《汉书》推算，规模则更大。 但是据传说，这样一座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极度奢华的阿房宫；却在数十年后，楚霸王项羽入关时，一把火烧掉了，大火烧了整整三个月，方圆百里尽成灰烬。 2002年，为了寻找曾经的辉煌，考古学家们来到了今陕西西安西郊三桥镇以南，东起巨家庄，西至古城村的阿房宫遗址上，开始了探索。 考古队员在第一次挖掘了探坑之后，并没有找到任何东西，然而大家并没有气馁，决定继续挖掘，随着勘探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大家决定从夯土层入手开始探测，古代建筑的地基都是夯土打成的，铺一层打一层，从夯土台基的侧面看过去就像千层饼一样。夯土和普通的耕土不同，它非常坚硬，也很密实，普通的平头铁锤都很难砸进去，这个夯土层虽然经过了2000多年的岁月，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依然坚硬。然而就在考古队顺利地打进了探杆以后，结果却出乎人们的意料：没有发现阿房宫被火烧的痕迹。 没有找到大火过后的残留物，考古队开始猜测可能是挖掘的地方较少，刚好错过了阿房宫被烧的那一部分。于是，考古队开始对阿房宫遗址进行了“地毯式”的全面勘探，这次考古队改进了方法，他们采用的是梅花点位法。所谓梅花点位法是每一平方米就以梅花点的形式打5个探测孔。梅花点位法是一种比一般性的勘测更加缜密的方法。但是，钻探了数万个孔和对地层的土样进行了元素分析后，都没有发现火烧的痕迹。 会不会因为2000多年过去了，无数次风霜雨雪的侵袭，已经把大火留下的痕迹抹去了呢？为了进行比较，阿房宫考古队来到了汉代长乐宫的遗址，这里曾经是汉朝首都长安城中最为华美的宫殿之一，是汉武帝母亲的居所，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金屋藏娇”风流韵事就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这个宫殿中，东汉末年，长乐宫也和汉代其他宫殿一样，逃不过被焚毁的命运，2000多年过去了，这里被火烧过的痕迹却仍然历历在目。 那么，是不是流传了2000年的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入关以后，移恨于物，将阿房宫及所有附属建筑纵火焚烧，化为灰烬的说法不真实呢？ 考古学家发现，人们通常所说的阿房宫遗址实际上是阿房宫的前殿遗址，阿房宫前殿遗址夯土台基东西1270米、南北426米，台基上面西、北、东三面已有夯筑土墙，墙顶部有瓦的铺设；夯土台基上面没有建筑南墙。三面墙里面没有发现秦代文化层和秦代宫殿建筑遗迹。从路土分布的情况来看，人们是把夯筑台基用土从南面运到北面，再从北面开始往南逐渐夯筑台基。专家就此大胆的推测，阿房宫的所有工程只有前殿建成了台基，其他工程尚未动工，阿房宫没有建成，也没有像史书记载那样被项羽放火焚烧！ 那么，历史记载难道错了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项羽是对咸阳采取了烧、杀、抢掠的政策，然而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到烧阿房宫。《史记·项羽本纪》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在这里也只字未提火烧阿房宫。火烧的很可能是秦朝的其他宫殿。《史记》中的另一条记载也从侧面证明了阿房宫并未建成：“四月，秦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骊山。骊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但是这年七月陈涉吴广就反了。前后就这么点时间，显然建不成阿房宫。 既然阿房宫连前殿都没有建成，前殿夯土台基上面没有宫殿建筑，项羽也就没有必要渡过渭河来放火烧一个没有宫殿建筑的夯土台子，所以传说认为项羽烧了阿房宫是错误的！ 楚汉争霸决战地点到底在何处？ 楚汉争霸决战地点到底在何处？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首《垓下歌》是楚霸王项羽被刘邦逼到垓下时，与宠妃虞姬所唱的曲。一曲既罢，虞姬自刎而死，项羽则率精锐突围，但仍被逼困在乌江，最后只留下一句“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也自刎身亡。垓下之役是楚汉战争的最重要的一次大决战，是刘汉王朝奠定霸业的关键性的一仗。然而，楚汉战争至关重要的地点垓下的详细地点到底在何处，历来争议很大。 有关垓下地理位置的记载，在《汉书·地理志》沛郡侯国下注云：“垓下，高祖破项羽处。”《水经注·淮水篇》载：“水东南流，经县故城北，有垓下聚，汉高祖破项羽所在也。”唐《元和郡县志·河南道五》在宿州虹县下载言“垓下聚，在县西南54里，汉高祖围羽于垓下，大破之，即此也”。以上书中的垓下或垓下聚就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15里处。这是传统说法认为垓下在安徽灵璧县的依据。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郭沫若的支持，他在《中国史稿》中这样写道：“垓下在安徽省灵璧县南、沱河北岸。”这种观点是最传统的说法，绝大多数学者都支持这一观点。 但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认为垓下为今天的鹿邑，他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垓下在河南省鹿邑县境。”这一观点的根据是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记载：“高岗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范文澜这样分析，唐朝的真源县是秦汉时的苦县，故城在今河南鹿邑县，老君庙即今天鹿邑城东的太清宫，所以垓下在今天的鹿邑。此说由于晚出，因而从其说者较少。 然而，最近有的学者却认为上述二种说法均不能成立，垓下应该是陈县（即今河南淮阳县）。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固陵之战以后，刘邦退保固陵县城，深堑拒守。其时楚军集结在附近进行阻击，以防止汉军继续东进或南下。而至垓下之围前，史书并没有项羽从固陵附近败走的记录，也没有刘邦从固陵追击项羽至垓下的记载，也就是说，垓下应距固陵县城不远，否则两军无法交战。而垓下如在今安徽灵璧的话，相隔200多公里，楚军根本无法阻止汉军东进。况且，灵璧一带，自古是平川，县东南是古蕲水、古波水、澳水、沱水、唐水的五河河网地带，既不能攻，又不能守，根本不适合兵团作战。 而垓下不是今鹿邑县也有理由：第一，鹿邑县城东距固陵约有70公里左右，不可能近距离作战，楚军当然也不可能阻止汉军东进南下。第二，据《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得更清楚：韩信遣骁将灌婴率军“击楚将公杲于鲁北，破之。转南破砀郡长，身虏骑将一人。攻博阳，前至下相以东南僮、取虑、徐，渡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项羽使项声、薛公、郯公复定淮北。婴度淮北，击破项声、郯公下邳，斩薛公，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萧、相。攻苦、谯，复得亚将周兰。与汉王会颐乡……”最后才破楚军于垓下。如果垓下在鹿邑的话，灌婴军就应来回穿越项羽大军的驻地，而史书上没有这样的记载，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因此，垓下不可能在鹿邑。 推翻了上述两种观点，这种观点举出垓下在陈县（即今河南淮阳县）的理由。首先，《史记》、《汉书》中几个参加此次决战的将领的传记中，有明确的记载。如《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从高祖击项籍……围项籍于陈，大破之”；夏侯婴也“从击项籍，追至陈，卒定楚”；灌婴“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史记·曹相国世家》亦云：“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汉书》的记载也与此相同。其次，陈县北部正与固陵相接，垓下在陈县，正与楚军阻止汉军东进或东南进的军事形势相符。从军事防御的观点看，楚军无论是单纯的防守还是以攻为守，驻军于距固陵不远的陈县北部是最恰当的。不仅如此，陈县北部古代有很多丘陵和山冈，利于防守。所谓“垓”，阶次也。有山有冈的地方，自然会形成阶梯地形，垓下正是这阶梯地形之侧。其三，史书记载项羽从垓下突围，是在夜间率骑南逃，平明始达淮河北岸。如果垓下是在安徽灵璧的话，灵璧离淮河很近，骑马南奔，不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最后，陈县是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它傍鸿沟，接颍水、淮水，有邗沟直通江南，最宜于屯兵驻军。据考古发现，淮阳“贮粮台”遗址有屯粮的痕迹，有人推测这实际上就是楚汉垓下决战时楚军的军粮仓。当时，项羽不派文官而派武将利几为陈县县令，就是要利几保护至关重要的军粮仓。 但是，这一观点却遭到了质疑。质疑者认为从历史上看刘昭补注的《后汉书·郡国志》对陈国的记载非常详细，唯独不见有垓下在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片言只字。而且从楚汉决战的军事形势来看，《史记》、《汉书》虽然对于项羽军如何从固陵东撤至垓下记述得不够具体，但是，也不是无迹可寻的。根据《汉书》的记载，楚汉两军的这次大会战，历时两个多月。开始时楚军并不是一支抵抗力很差的“穷寇”。两军经过多次交锋，战线不断东移。楚汉两军在陈下（陈郡一带）激烈交战，楚军再次失利，特别是项羽看到彭城沦陷，柱国项佗被俘，大司马周殷又于淮南叛楚归汉，很自然地无心恋战，被迫东撤，汉军猛追，围于垓下。从史书各篇记载相互参照来看，有理由可以断定，楚汉两军这次会战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固陵之战，汉军击破楚主力锺离昧军，楚军败退；二是陈下之战，楚军再败；三是城父之战，楚军又被重创；四是垓下之战，楚军终被歼灭。 认为楚汉之争决战之地在陈县是把史书所称“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混淆了的缘故。陈下之战项羽虽然失败，但这并不是决战的失败。沛郡县之垓下确实是刘邦破项羽的地点，绝对不是班固等人的任意杜撰，而是以充分的历史、地理事实作依据的。垓下战场在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泗县西南和固陵县东北的毗邻地区实应确信无疑。战场的中心地点垓下聚故址，在今灵璧县东南韦集附近的高阜地带。 垓下之争在史学界延续了很久，如今又出现了新的观点，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呢？综合来看，垓下在安徽省灵璧更加让人信服。 名将韩信被冤杀还是活该被杀？ 名将韩信被冤杀还是活该被杀？ 韩信（？～前196年），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战术家、统帅。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代表人物。被后人奉为兵仙、战神。“王侯将相”韩信一人全任。“国士无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是楚汉之时人们对他的评价。他原本是项羽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归附刘邦，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称：“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汉高祖刘邦也盛赞韩信的功劳。西汉建立后，他分析楚汉成败原因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功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然而，这位百战功臣却不能寿终正寝，在汉高祖十一年，被吕后、萧何设计诱杀，他全族也遭诛，落得一个可悲的结局。 对于韩信的死因，有人说他是因谋反而遭杀戮的，罪有应得；有人说是刘邦不容人，他是含冤而死。那么真实情况如何？ 持谋反说的人认为，对于韩信的死因，《史记》、《汉书》均记载是谋反。高祖七年（前200年），阳夏侯陈担任赵相，镇守赵、代地区，当他离开都城赴任之时，曾与韩信密谋陈在边地起兵反汉，韩信从中响应配合。陈至代后，果然招兵买马，积蓄力量，准备谋反。高祖十年秋七月，刘邦之父太上皇死，召陈入朝，陈托病不往。九月，公开宣布反汉，自立为代王。刘邦闻讯后，统率大军前来征讨。韩信借口有病，没有随同出征，等到刘邦离都之后，立即按照原先计划准备响应陈。次年春天，韩信部署己定，密谋假传圣旨，释放奴隶和犯人，把他们组织起来袭击吕后与太子刘盈。这时韩信的一位门客得罪了韩信，韩信囚禁了他并准备杀他。那位门客的弟弟就向吕后密告韩信要谋反的事。吕后与萧何谋划，诈称陈叛乱已平息，命令朝臣入宫庆贺。在萧何的劝说之下，韩信前往长乐宫，但是却被埋伏的武士斩于钟室之中。 韩信反叛，早有苗头，早在楚汉战争最紧要的关头时，韩信就逼刘邦封他为齐王，完全暴露了野心家的嘴脸，垓下之战前夕，又为一己之利拒不出兵，因而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就夺了他的兵权，并徙封为楚王。韩信到楚以后，野心不死，巡行所辖县邑，出入陈列兵仗，又收罗原项羽部将，被人告发。刘邦采用陈平的调虎离山计，以出游云梦泽（今洪湖、洞庭湖一带）、会诸侯于陈（今河南淮阳）为名，趁韩信前来朝会之际，将他逮捕。后刘邦念其大功，又赦免了他，降封淮阴侯，并让他居留在长安，韩信从此“常称病不朝从”，“日怨望，居常怏怏”。由此，他勾结手握重兵的边将陈，再次阴谋叛乱。正在此时，他的密谋再次被人告发。萧何与吕后设计捕杀了韩信，消除了叛乱。 但也有人认为韩信是被冤杀的，据《史记》、《汉书》记载，高祖六年（前201年），韩信被囚时，十分感叹地说：“果然如人们所说：‘狡兔死，走狗烹；禽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定，我已经没有用，应当杀头了。”刘邦只好以“人告公反”为由，把他带回洛阳，查无实据，降封为淮阴侯。后被吕后所杀，临刑前又感叹道：“我后悔不用蒯通的计谋，竟落入小女子的圈套，这也是天意吧！”意即没有听从蒯通计谋，背汉自立。 而且所谓韩信密谋假传诏旨，赦放官府中的囚徒和官奴，率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并试图与叛将陈里应外合，都是没有实据的。首先，告发者是韩信准备处死的一个罪犯的弟弟，有挟怨诬告的嫌疑，即使韩信确有密谋，也不可能让这个人知道；其次，当年韩信雄踞齐地，握有重兵，有人劝他反汉并与楚联合，三分天下称王，韩信却认为刘邦待他不薄，不忍心背叛刘邦。在绝对有利条件下尚且不反，而在闲居长安，既无兵权，又无武装的情况下，韩信为什么又要造起反来？再次，韩信被擒之后，未经审讯，立即被斩于长乐宫钟室。假设谋反有证据，为什么不昭示群臣？最后，刘邦平定陈是在高祖十一年年底，而韩信“谋反”却在第二年正月，此时陈已经兵消瓦解，韩信又怎能与他里应外合？刘邦平叛归来后，对于韩信的死，“亦喜且怜之”。所喜者，心腹之患已经除掉，所哀怜者，大臣无辜遭诛杀。从这种心情也可以看出，刘邦本人也并不认为韩信真会谋反。韩信之死是因为他功高震主，加以“贪”、“骄”相循，因而招致杀身灭族之祸。 总之，韩信有无谋反之心？是否参与陈叛乱？目前史学界尚未论定。韩信被杀真相，如处迷雾，难以认清。 被称为花神的处女皇后是谁？ 被称为花神的处女皇后是谁？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皇帝的迎娶和封后历来是关系皇帝个人幸福、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但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和政治斗争的残酷，不知有多少红颜丧尽青春，即使是皇帝本人，也常常在这种不正常的婚姻状态中苦苦挣扎，根本没有爱情和幸福可言。西汉的第二个皇帝汉惠帝刘盈，他的爱情和婚姻就是一场悲剧。 汉惠帝刘盈继位之后，他的一些行为与吕后发生了冲突，吕后觉得皇帝已经日益难以控制，她想方设法想要把惠帝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而且皇帝年龄日益增大却还未婚，还同太后住在同一个宫殿里，吕后感觉这也不方便她与自己的姘夫审食其私会。于是她决定给皇帝找个皇后，一方面将皇帝迁出宫殿，另一方面通过皇后把惠帝控制在手里。 主意一定，吕后开始为皇帝寻找合适的对象了。选来选去，吕后将目光放到了自己的亲外孙女张嫣身上。张嫣是惠帝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当时只有10岁。张嫣长得很漂亮，姿容秀美，典雅端庄。她的父亲即鲁元公主的丈夫、赵王张耳的儿子张敖，张敖知书达礼，长得一表人才；母亲鲁元公主温淑娴雅，气质高贵，仪容飘逸。张嫣在儒雅的环境中长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因而娴静、高雅且早熟，加上她天生丽质，如同花神一样，作为舅舅的惠帝刘盈一直也很喜欢她。然而，作为外甥女的喜欢和作为妻子的喜欢是完全不同的，让这两者合二为一，惠帝刘盈无法接受，鲁元公主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自己的弟弟。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太后对自己的亲生儿女不惜以生死相威胁。在吕后威逼利诱下，汉惠帝和鲁元公主没有办法，终于答应了这门婚事。 两年后，即公元前191年冬十月的一天，长安城未央宫张灯结彩，场面宏大、豪华气派的皇帝大婚典礼在这里举行。贵为天子的皇帝的婚姻在权力的争夺中竟演变为一段丧失人伦的畸形婚姻。加之，吕后鸩杀刘如意，把戚美人变成“人彘”，给刘盈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从此天性仁厚的他便对一切灰心丧气。在吕后的一手操纵下，惠帝日益成为一个傀儡。他哭泣着对吕后说：“我是你的儿子，却做不出你做的事来，以后天下的事，由你掌管好了。”惠帝日益沉溺在声色犬马之中，不理政事。 又过了两年，张嫣渐渐长大起来，身体也有一定的发育，于是吕后就经常派人监视皇帝和皇后的私生活，她自己也一改以往不管皇帝夜生活的态度，督促惠帝与皇后同床。吕后的督促更加促发了惠帝不碰皇后的决心，这种逆反的心理，给他带来一阵阵报复的快感。吕后的目的，是希望皇后早日能生出一个皇子来，这样大汉的江山才后继有人，她也有控制朝权的机会。但此时的惠帝心灰意冷，他拒绝与作为皇后的外甥女同房，而是将目标定在了后宫的其他妃嫔身上。 惠帝的荒淫生活，渐渐淘空了身体。对于唯一的儿子，吕后对于大权的关心，远胜于对他健康的担忧。眼见皇帝的身体日益垮下去，却仍旧没有子嗣，吕后不由着急起来。手下人监听的报告，也证明皇帝根本就不和皇后在一起。为了让皇后能够生出个皇子来，吕后将皇帝和皇后召集在一起，并恶狠狠地说，如果皇后还不能怀孕，她就要杀掉皇帝所接触过的每一名宫女。但是，皇帝的命令是身为妃嫔的女人们不能抗拒的。汉惠帝不久就有一妃子怀了孕，吕太后就令张皇后假称有孕，夺其子为皇后之子，立为太子，并杀死了这位妃子。张皇后对此啼笑皆非，却也同惠帝一样无可奈何，只是一切听任吕后摆布。 张嫣一个人在宫里孤苦伶仃，虽为皇后之尊却无人疼爱、无人关心，也没有人可以倾诉，生活得非常孤单。有一次张嫣的母亲鲁元公主来宫里看她，张嫣十分乖巧地和母亲说自己生活得很好，只是在夜晚没人的时候，才向母亲倾诉内心的苦衷。鲁元公主抚摸着女儿的头，心疼地对她说：“以你如此身貌，而终身为处子，吾每念之，肝肠如割也。”为了安慰女儿，也为了安慰自己，鲁元公主又对女儿说她是天仙谪降，故始终不为尘俗所污，言道此处，母女二人相拥而泣。 公元前188年，也就是惠帝和张嫣结婚后的第三年，汉惠帝刘盈因纵情酒色过度而极其虚弱地在未央宫死去。这年皇后张嫣才15岁，因有个假儿子做太子，她便做了皇太后，开始了自己守寡的一生。在吕后的专权下，她没有任何权力，只是孤独地活着，苟延残喘而已。又过了8年，即公元前180年，临朝听政的太皇太后吕雉驾崩，汉高祖老臣周勃等发动政变，诛灭吕氏外戚，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汉文帝即位后，封薄姬为皇太后，张嫣失去了皇太后之位，更加凄苦。幽居在未央宫北面的北宫。北宫是一处极为幽静的院落，朝野都知道张皇后与诸吕乱政无关，因而没有在诛灭诸吕时杀死她。她生活在北宫中，无声无息，日出日落，整整幽居了17年。公元前163年，她默默地死去，年仅36岁。 张皇后在入殓时，宫女们含着泪水，替她净身。结果，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宫女们一个个目瞪口呆：36岁的张皇后竟然冰清玉洁，依然是一个处女！消息不胫而走，天下的臣民无不怜惜她。于是，纷纷为她立庙，定时祭祀，尊她为花神，为她立的庙便叫做花神庙。 汉武帝最昂贵的一次艳遇 汉武帝最昂贵的一次艳遇 汉武帝，名刘彻。是西汉的第五位皇帝，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雄主。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功不可没，因其展示了他勇于开拓、奋发进取的雄才大略，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充分认可和赞叹。班固在《汉书》中称赞他：“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清代的史学家赵翼也认为：“武帝驾远驭……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感情上却是纯粹的花花公子，他甚至为了一个女人，付出了十万汉朝将士的生命。 李延年是汉武帝时造诣很高的音乐家，中山人(今河北定县一带），父母兄弟妹均通音乐，都是以乐舞为职业的艺人。他年轻时因犯法而被处腐刑，以“太监”名义在宫内管犬，其“性知音，善歌舞”，颇受武帝器重，被任为“乐府”的最高负责人。 史书上明确记载李延年：“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据说，有一回，李延年为汉武帝唱了一首歌，那首歌的确写得好：“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听了这首歌，感慨地说：“好呀，只是这世上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佳人呢?”一旁的平阳公主就向汉武帝推荐说，李延年的妹妹就是这样的佳人呀。 李夫人生得云鬓花颜，婀娜多姿，尤其精通音律，擅长歌舞，汉武帝自得李夫人以后，爱若至宝，一年以后生下一子，被封为昌邑王。李夫人身体羸弱，更因为产后失调，因而病重，萎顿病榻，日渐憔悴。色衰就意味着失宠，然而李夫人却颇有心计，自始至终要留给汉武帝一个美好的印象，因此拒绝汉武帝的探视，李夫人用锦被蒙住头脸，在锦被中说道：“身为妇人，容貌不修，妆饰不整，不足以见君父，如今蓬头垢面，实在不敢与陛下见面。”汉武帝坚持想看一看，李夫人却始终不肯露出脸来，即使汉武帝以赏赐黄金及封赠李夫人的兄弟官爵作为交换条件，她仍执意不肯，说：“能否给兄弟加官，权力在陛下，并非在是否一见。”并翻身背对武帝，哭了起来。武帝无可奈何地离开。 汉武帝离开后，李夫人的姐妹们都埋怨她，不该这样做。李夫人却说：“凡是以容貌取悦于人，色衰则爱弛；倘以憔悴的容貌与皇上见面，以前那些美好的印象，都会一扫而光，还能期望他念念不忘地照顾我的儿子和兄弟吗？”她死后，汉武帝伤心欲绝，为李夫人作了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奈何姗姗其来迟!!并以皇后之礼营葬，亲自督饬画工绘制他印象中的李夫人形象，悬挂在甘泉宫里，旦夕徘徊瞻顾，低徊嗟叹；对昌邑王钟爱有加，将李延年推引为协律都尉，对其弟李广利更是纵容关爱兼而有之，封其为将军。根据汉朝的祖制，皇亲无功不得封侯。为了兑现自己对李夫人的誓言，汉武帝一直寻找着能让李广利立战功的机会。 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秋，有个敦煌囚徒，在当地捕得一匹汗血宝马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得到此马后，欣喜若狂，称其为“天马”。为了得到这种宝马的种马，汉武帝派百余人的使团，带着一具用纯金制作的马到了“天马”的原产地大宛国的首府贰师城(今土库曼斯坦阿斯哈巴特城)，但是，大宛国王不肯以大宛马换汉朝的金马。汉使归国途中金马在大宛国境内被劫，汉使被杀害。汉武帝大怒，作出武力夺取汗血宝马的决定。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刘彻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领6千羽林军，发各郡国囚徒恶少年共2万人开始了远征大宛的战争，由于出发前正值秋收，关东发生罕见的大蝗灾。集结到敦煌的大军没有充足的给养就踏上了征程。李广利率兵到达大宛边界的时候，已经是初冬时节。由于水土不服，粮食缺乏，一路跋涉大漠荒滩，饿死、病死、被沙漠吞没的不计其数，2万大军损失了一大半，马匹也伤亡殆尽。第一次征讨大宛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在大宛军队的反击下，汉军往东方溃败，大宛骑兵一路追杀，汉军尸横遍野。最后只余李广利等几百人逃回了敦煌。 汉武帝闻报后，大怒，他再令桑弘羊负责军需，调集20万军队出征西域，同时，调用10万匹军马，10万头牛和骆驼运输物资，还有50万只羊作为随军的肉食运往敦煌。这次战争，汉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损失惨重，从敦煌出军时，李广利大军一共6万人（不包括私自随军出征的）、战马3万匹，返回玉门关时，仅剩万余人，战马仅千匹。汉代学术大师刘向如此评价：“贰师将军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鼓（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李广利归国后，汉武帝特别高兴，大宴群臣，封李广利为海西侯。 但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汉武帝征和三年，匈奴入侵五原、酒泉，掠杀边民。汉武帝大概嫌李广利上次的功劳还不够大，便命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的他出击匈奴。李广利率领7万大军从五原出发，向匈奴挺进。正在这时，京城长安发生了巫蛊之祸，李广利的家人也被牵扯了进去，李广利的妻儿们都被逮捕囚禁。刚开始他并没有想到投降匈奴，而是想立功赎罪，但是遭到军事挫败后，李广利斗志完全丧失，投降匈奴。7万汉家儿郎就这样全部丧送在李广利手中，加上前两次远征大宛，李广利一人前后共葬送了不下10万士兵的性命。 李广利投降后，不久被杀。李延年及弟弟李季，也因此被汉武帝全都处死。 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哪里？ 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哪里？ 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叶，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同此说，沿用至今。丝绸之路，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也是一条友谊之路，它加深了各地人们的交流，丰富了人们的生活。那么，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哪儿？ 传统认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西安。这部分专家认为，丝绸之路不仅是一个商贸通道，而是一个广泛概念，是世界的东方和世界的西方两个文明的交流联系，是一种政府的、民族的行为。长安不但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曾是亚洲最大的国际交流中心。 在中国古代典籍《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上，对丝绸之路的开发过程有更确凿翔实的记载。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自长安出发，经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抵达妫水（阿姆河）以北的大月氏（今阿富汗），于元朔三年（前126年）返回长安。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再次派张骞率三百人，每人备马二匹，携牛羊万头与价值“数千巨万”的金帛财物出使乌孙（伊犁河与伊塞克湖一带）。张骞抵达乌孙后，分遣副使前往西域、中亚各国。张骞回国后，汉武帝又多次派遣使节出使西域、中亚各国。从此，一条以汉长安城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正式开通。 为保证丝绸之路安全畅通，西汉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派军队攻击匈奴、远征大宛，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并在敦煌至盐泽（新疆罗布泊）丝绸之路沿线设立交通亭站。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完全控制了丝绸之路的西汉王朝在今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从此，巴尔喀什湖与费尔干纳盆地以东广大地区正式纳入西汉王朝版图。 上述历史事实证明，从“丝绸之路”的特定涵义衡量，这条古代商道开辟于公元前2世纪西汉时期。它的起点无疑是西汉王朝首都长安。之后虽有中国的王朝更迭、首都迁徙，但这对丝路的总体状况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更不意味着丝绸之路就此中断或应该就此改变路程。所以以中国的王朝更迭、首都迁徙来变化丝路起点和路线，是把丝路过于微观化的认识。丝绸之路起点长安说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表明长安在时空两大方面都是丝路的起点。长安是历史上最强盛时代—汉唐的代表与象征，今天的汉族、汉字、汉文化、汉文化圈概念都与长安密切相关。作为中国最著名古都与国际都会的典型代表，以长安为丝路起点是和丝路宽广深的总体包容量及总体形象相称的。 也有人认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不在西安，而在洛阳。这些人认为西汉的首都在长安，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汉政府经营西域的出发点是长安，西域诸国与西汉政府贡使往来，经济、文化交流的汇集点也是长安，因此长安很自然地成为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到了东汉时期，洛阳成为首都，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对外联系的中心，因此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自然也就从长安转移到洛阳。此后的曹魏、西晋、北魏先后都以洛阳为首都，从整个丝绸之路的开拓、形成和繁荣的过程来看，洛阳才是丝绸之路的最东起点。 东汉建都雒阳(今洛阳东)后，雒阳逐渐取代长安(今西安)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在雒阳的东方，青州、兖州地区适宜种植桑麻，民间丝绸手工业得到普遍发展，官府也拥有规模巨大的丝绸手工业作坊，这些民间或官府生产，输往西方的高级丝绸，由中原商贾或西方商人来到雒阳采购外运。东汉丝绸之路的主要途经地点是自雒阳西行，经长安(今西安西北)和西域后到达西方各国。东汉的丝织业比西汉进步，以洛阳为起点的东汉丝路交通较前更加繁荣。 而且，1907年，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的烽火台下，发现了一组用中亚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写的信件，这是在凉州（武威）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贵族的书信，信中说，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的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敦煌，长途贩卖中国丝绸等商品。从这封外国人写于西晋末年（312年前后）的书信中，可以真切地看到“洛阳”的名字，这也佐证了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是在洛阳。 还有人认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应从开封或郑州算起，因为丝绸之路是在西汉时形成，当时开封和郑州的丝业相当发达。在一些考古资料里，郑州的丝业可以追溯到5600年前，既有考古发现，也有历史记载，在《诗经》里关于在郑州采桑方面的诗歌也很多。所以丝绸之路的起点应在开封或郑州，洛阳只是一个集散地，只是起点的一部分，真正的起点是一个区域，或者说是一个地区。 关于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何方，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接在了一起。正是通过这条路，古代商人将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养蚕丝织技术以及绚丽多彩的丝绸产品和茶叶、瓷器等传送到了世界各地；同时，也将中亚的汗血马、葡萄，印度的佛教、音乐，西亚的乐器、天文学，美洲的棉花、烟草等输入到了中国。东西方文明，在这种融合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着。 匈奴被击败后流落到了何处？ 匈奴被击败后流落到了何处？ 匈奴是公元前3世纪兴起于中国北方的一支古老民族，繁衍在河套地带(今内蒙古、山西一带)，游牧于大漠南北。匈奴的首领叫做单于，相当于中原的国王。在单于之下，则有左、右二贤王，各率领一大部落。匈奴族早在公元前七八世纪时就已生息和繁衍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了。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进入铁器时代，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于是不断骚扰秦、赵、燕等国的边境。公元前265年，匈奴骑兵被赵将李牧击败，但不久又卷土重来。直至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嬴政派遣蒙恬出兵攻击匈奴，匈奴战败后“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但是到了秦朝末年，匈奴却又乘机向南发展，逐渐傍近秦朝的边塞。到了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开始主动攻击匈奴，在军事天才卫青和霍去病的持续打击下，匈奴元气大伤，逐渐衰弱下去。并最终分裂为南、北匈奴。 北匈奴在西汉军队的持续压力下，开始了始无前例的民族大迁移。北匈奴的迁移历时几个世纪，其过程已经很难考证，史料记载也是相当模糊。大体上我们可以知道，北匈奴西迁途中经过康居、大宛、鄯善等西域诸国。公元4世纪中叶，北匈奴灭掉了强大的突厥国度阿兰国，西方为之震动。当时，在北匈奴人西面，居住着两个日耳曼人部落联盟：一个是第聂伯河以西至德涅斯特河以东的东哥特人联盟，另一个是德涅斯特河以西至喀尔巴阡山之间的西哥特人联盟。西哥特人联盟的西南方，就是统治欧洲大部的罗马帝国的领土。 阿兰国被匈奴灭亡后没多久，当哥特人还沉浸在对匈奴的巨大惶恐中时，匈奴铁骑已经兵临城下，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东哥特，东哥特军队被匈奴全歼，国王自杀，部众四散逃逸。西哥特得知东哥特灭国后立刻在德涅斯特河布阵，意图阻止匈奴人渡河，不料匈奴人在远处上游偷渡后夜袭敌营，重创西哥特军。打败哥特人，占据南俄罗斯草原后，匈奴人得以休整，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同时，小部分的匈奴骑兵仍然在骚扰邻国：一股匈奴骑兵渡过了多瑙河，与哥特人一起骚扰罗马帝国；另一股匈奴人，于公元384年进攻美索不达米亚，攻占了爱德沙城；还有一股匈奴人于公元396年，侵入了萨珊波斯帝国。在疆土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以匈牙利平原为统治中心的匈奴帝国再次兴盛起来。 匈奴帝国的极盛时期是在大单于阿提拉的统领下达到的，他在公元434年与布列达共同继承王位，公元445年，布列达单于神秘地遇刺身亡后，阿提拉独掌大权。他发动的针对北欧和东欧的大规模战争，使盎格鲁撒克逊人逃亡到英伦三岛，而许多日耳曼和斯拉夫人的部族战败，纷纷向匈奴投降。他还大举进犯东罗马帝国，迫使东罗马帝国赔款6000镑黄金，年贡2100磅黄金。至此，匈奴帝国的疆域东到里海，北到北海，西到莱茵河，南到阿尔卑斯山，盛极一时。阿提拉对此并不满足，他还发动了对西罗马的战争，将意大利北部变成一片废墟，使得西罗马帝国皇帝万分惊恐，被迫议和。 公元453年，阿提拉迎娶一位日耳曼族的新娘伊尔迪科，婚宴上他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众人走进新房，发现阿提拉血管爆裂，倒在血泊中气绝身亡，而他的新娘缩在床角瑟瑟发抖。当时有人认为阿提拉死于循环系统疾病，也有人怀疑是伊尔迪科谋杀了阿提拉。在阿提拉的葬礼上，匈奴人割断头发，刺破脸颊，用鲜血悼念他们的国君。阿提拉的棺材分为三层：最外层是铁，第二层是银，最内层是金，以象征他的不朽功业。匈奴人堵塞一条河流的水，把阿提拉的遗体埋葬在干枯的河床下，然后再开闸放水。所有参与施工的奴隶都被处死，以便使后世的盗墓者无机可乘。他的坟墓至今未能被找到。 阿提拉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大单于之位，打起了内战，匈奴帝国在瞬间瓦解崩溃了。在东哥特、吉皮底人的反抗下，匈奴人在公元454年被迫又退回了南俄罗斯草原。在公元461年，阿提拉的一个儿子妄图重建匈奴帝国，发动了对多瑙河流域东哥特人的战争，遭到失败。公元468年，他又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的战争，结果自己战死沙场，从此匈奴人逐渐沉寂了下去，直至被历史彻底遗忘。 就在北匈奴迁居欧洲之际，南匈奴的驻地向南前移，他们一直居住在河套一带，三国时期曹操把匈奴分成五个部，到了3世纪，匈奴族的五部大都督刘渊在成都王颖手下当将军，当时西晋正在经历八王之乱。刘渊担任了匈奴族的大单于，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自称汉王，史称汉赵。 匈奴的一支族群称为羯人。汉赵的大将羯人石勒篡汉，建立赵国，史称石赵或后赵。后被氐人苻氏前秦所灭。 融入匈奴人中的月氏人，称为匈奴别部卢水胡。其中沮渠家族推举后凉汉官段业为主，在现甘肃地区建立北凉。后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北凉主。后被鲜卑人拓跋氏北魏所灭。 匈奴与鲜卑的混血后代称为铁弗人。铁弗人刘勃勃被鲜卑拓跋氏击败后投奔羌人的后秦。后自认为是末代的匈奴王，改姓赫连，在河套地区（现宁夏）创立夏国，史称胡夏。后被北魏所灭。 匈奴融入靠近高丽的鲜卑的宇文氏部落，进入朝鲜半岛。后来宇文氏在西魏建立的北周政权被汉族外戚杨坚所篡。杨坚经过南征北战后，创立隋朝，再次统一中原地区。 以上是十六国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的最后一场演出。之后，匈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逐渐从中国历史中消失。匈奴后裔融入汉族以后，所改汉姓有刘、贺、丛、呼延、万俟等，大多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山东等地。 河西走廊上有“罗马古城”吗？ 河西走廊上有“罗马古城”吗？ “河西走廊”位于今甘肃省内，又叫“甘肃走廊”。自古以来，河西走廊上祁连山融化的雪水一直滋润着脚下的中华多个民族的繁衍与生息，也造就了精彩纷呈的西部文化史。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山脚下，甘肃永昌县境内的者来寨，一直生活着一些身材高大、肤色深红、鼻梁高耸、眼睛深陷、毛发棕色弯曲，具有明显欧洲人相貌特征的人。 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是经过丝绸之路与中国贸易的西方商团的后裔。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曾是古代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因此，在河西走廊出现西方人的后代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种观点随即被推翻，者来寨的地理位置在西汉时属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带。即使有人的活动，也大多是出于军事目的所设要塞的驻军。商团应选择走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安全路径，走者来寨是有悖常理的。况且，丝绸之路在西汉时期才初具雏形，那时西方商团还没有大批进入中国。因此，者来寨这些奇特村民不可能是西方商团留下的后裔。 也有人认为，他们就是历史上神秘消失的“罗马军团”的后裔，这种解释有依据吗？者来寨真的是罗马军队建造的“罗马古城”遗址吗？ 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前53年的古罗马正值多事之秋，执政官克拉苏为了与恺撒、庞贝两个掌握兵权的实力派人物争权夺利，决定向东扩张势力。他纠集了一支由7个军团组成的大军，发动了对古帕提亚王国(今伊朗)的侵略战争。但是，古罗马大军在卡尔莱(今叙利亚的帕提亚)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统帅克拉苏被俘斩首，一度所向无敌的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所率的第一军团约6000余人拼死突围。33年后，罗马帝国与安息在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之后，终于化干戈为玉帛，签订了和约，双方开始相互遣返战争俘虏。当罗马帝国要求遣返在卡尔莱战争中被俘的官兵时，安息国当局否认其事。罗马人惊奇地发现，当年突围的古罗马第一军团6000余人神秘地失踪了。第一军团的消失成了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而这桩悬案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中西方史学界。 据中国的史书《汉书·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曾率兵4万讨伐致支城，并与匈奴人在此展开了激战。战斗中，匈奴人派出了一支长相非常奇特的军队，他们会使用一种被称为“夹门鱼鳞阵”的奇怪阵法─就是在敌人进攻情况危急时，用盾牌把自己围成一圈进行防御，而圈内的人则会把盾牌举在头上以防弓箭流矢。整个阵势摆起来就像一个头脚缩入壳中的大乌龟。因此，这个阵法又被形象地称为龟甲阵。而龟甲阵正是古罗马军队所特有的一种作战方式。此外《汉书》还提到，汉军不仅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而且还俘获了这支长相非常奇特、会使“夹门鱼鳞阵”的军队中的1000余人，并将他们带回了西汉。 不久，在西汉凉州府的行政区划中，就新设置了一个骊县。而骊这个怪僻的县名，其实就是汉时中国对古罗马的称谓。而据《永昌县县志》载：“在今凉州府永昌县南，本以骊降人置县。”这说明骊县的设置与古罗马军团的战俘有着密切联系。 当考古学家对者来寨进行考察时，意外地发现：在者来寨发现了一座有较大规模的古城遗址。但是因为一直有未间断的人类活动，遗址被严重地破坏，已不具备什么考古价值了。不过，从它长方形的形制和仅存的一段约300米的城墙看，可确定这是一座西汉古城。古城墙是“重木城”——城墙外加固重木，这种防御方式是古罗马所独有的。而且，在这座古城遗址还发掘出了一处前后两室的汉代墓葬，前室有4件完整的灰陶、陶灶和陶仓，后室遗体的头骨旁有一撮毛发，呈棕红色，遗体下面有一枚红色纽扣。经考古论证，墓主为汉代的欧洲人。邻近的河滩村则出土了写有“招安”二字的椭圆形器物，专家认为，这可能是罗马降人军帽上的顶盖。 不仅有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说明者来寨与罗马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地的民俗也具有古罗马遗风：当地人的葬俗与众不同，他们在安葬死者时，不论地形如何，一律头朝西方，这正是面向古罗马的方向；当地人还对牛十分崇尚，且十分喜好斗牛；村民们在春节时都爱用发酵的面粉，做成牛头形馍馍，俗称“牛鼻子”，以作祭祀之用；他们还习惯在村社和主要路口修牛公庙；放牧时，村民们特别喜欢把公牛赶到一起，想方设法让它们角斗，比如将牛群赶到屠宰过牛的地方，牛群嗅到血腥后会发狂地突奔吼叫，或拼死抵斗，俗称“疯牛扎杠杠”，这正是古罗马人斗牛的遗风。 根据一件件出土文物、历史记载及民风民俗，我们可以推测：当年，古罗马第一军团虽从帕提亚王国军队薄弱的东部防线杀出了重围，但由于他们回国的路线被封锁，故只能向东流窜。而当时，整个中亚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匈奴的势力范围，因此，这股古罗马军团很可能就逃到匈奴人的地盘，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屈服于强大的匈奴，并成为匈奴人的雇佣兵。而其中一部分罗马人在陈汤与匈奴人的交战中被俘获带回西汉。甘肃永昌县的者来寨正是西汉政府为了安置这部分俘虏所设立的骊古城，者来寨就是在汉朝时屹立在河西走廊上的“罗马古城”—骊古城的遗址。 王昭君出塞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王昭君出塞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昭君出塞”的故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说的是汉元帝时期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兴山县）人王昭君以秀女的身份被选入宫中，由于宫中的美女甚多，元帝没有时间一一挑选，便让画工将每名宫女的相貌画出，他再对着画像选择美貌的秀女引入临幸。因此宫中的秀女为能得到皇上的宠幸，纷纷贿赂宫中的画工，要求将自己的容貌画得生动漂亮，但王昭君入宫后耿直清高，不肯贿赂画工，于是得罪了画工毛延寿，毛延寿把她画得面目丑陋，皇帝自然不肯临幸王昭君。 公元前33年，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主动入宫称臣，并要求和亲示好，元帝便派人找一相貌普通的秀女冒充公主嫁给呼韩邪单于，这样画工就推荐了王昭君。结果王昭君入宴相见的时候汉元帝才发现王昭君竟是一位绝世佳人，元帝当即心生悔意，但君无戏言，又事关汉匈两族的友好关系，便只得忍痛割爱，将王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事后汉元帝查清事情原委，心下大怒，将毛延寿斩首处死。 王昭君真的是受毛延寿的陷害才无奈出塞的吗？认为昭君被迫出塞有哪些依据呢？ 东晋时期，葛洪所撰《西京杂记》是这种解释的最早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卞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稀差。”其中并没有将全部责任加到毛延寿一个人的身上。唐代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只是将毛延寿描绘成这些画工的头目，到了张时起《昭君出塞》及吴吕龄《夜月走昭君》等作品时，罪过已经全是毛延寿一人的了。马致远的《汉宫秋》继承了原有的传说，更将毛延寿塑造成了败类的形象。 对于昭君的出塞，还有人认为毛延寿不仅不是罪人，甚至是千古功臣。据说王昭君入宫后，宫廷画工毛延寿见她美丽异常，怕被汉元帝召见后沉溺于美色不能自拔，于是故意将王昭君的画像画丑，不让她有见到汉元帝的机会，这样王昭君便一直被冷落在后宫中。直到呼韩邪单于请求和亲的时候，毛延寿为免除后患，便向元帝推荐将王昭君远嫁匈奴，一来可以彻底将王昭君与汉元帝分开，二来可以安抚匈奴的情绪，免除两国之间的战争，王昭君就这样嫁给了呼韩邪单于。明代江阴士子题《昭君词》就这样写道：“骊山举火因褒姒，蜀道蒙尘为太真。能使明妃嫁胡虏，画工应是汉功臣。”这种观点多起于案头遐想，没有依据。 实际上，毛延寿操纵整个事件的故事并不可靠，宋人王观国就说：“杀画工毛延寿之事，尤不可信。按匈奴和亲，乃汉家大事。若以宫女妻之，而未尝简阅其人，凭图画以定大事，恐当时君臣，不致如此之卤莽。汉赐单于阏氏，乃披画图择貌陋者赐之，又非和亲之意。盖小说多出于传闻，不可全信。”毛延寿的出现是人们不能解释为什么王昭君貌美如花，元帝还遣送其出塞的动机。于是便将画工拿出来，使其成为阻碍元帝与昭君相会的罪魁祸首。 那么昭君出塞的真实原因到底是怎样的呢？ 《汉书》多次提到昭君，但均是一笔带过，如《汉书·元帝纪》诏曰“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汉书·匈奴传》载“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等。《后汉书·南匈奴传》则说：“昭君字嫱，南郡人。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琴操》传为东汉蔡邕所著，其中也这样记述：“……积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旷，伪不饰形容。元帝每历后宫，疏略不过其处。后单于遣使者朝贺，元帝陈设倡乐，乃令后宫妆出。昭君旷恚日久，乃便修饰，善妆盛服，光辉而出，俱列坐……帝大惊，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误矣!’遂以与之。” 以上记载离昭君出塞发生的时间较短，因此较为可信，从以上记载看得出，王昭君是主动要求出塞的，而她之所以甘愿远嫁匈奴的原因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也就是由于入宫很长时间了，却一直没有得到皇上召幸的机会，因而心生悲怨，于是决定出塞。这其中与画工没有任何关系。画工毛延寿的事情只是诗词、传奇、戏曲中的杜撰。 王昭君嫁给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后，生了一个儿子，呼韩邪单于死后，又按照匈奴“父死，妻其后母”风俗，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的大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并生了两个女儿。王昭君的一生为联结汉朝与匈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出塞下嫁使汉朝与匈奴归于和好，消弭了边塞战争达50年之久。 将同性恋进行到底的极品皇帝 将同性恋进行到底的极品皇帝 同性恋现象不是现时代的产物，在久远的古代就已经存在，在历代的帝王中，好女色者居多，但也有不少皇帝好男风，蓄养男宠。在汉朝皇帝中，“同性恋”是最为普遍的现象，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几乎每个皇帝都有同性恋对象，其中以汉哀帝为最。他将同性恋搞得认真而轰轰烈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将后宫佳丽冷落一旁，独宠董贤一人，成为奇谈。 董贤（前22年～前1年），字圣卿，云阳人，西汉御史董恭之子，董贤不仅眉清目秀，娇嫩得像个美女，就连言谈举止也十足像个女人，他“性柔和”、“善为媚”。初任太子舍人时，就与当时还是太子的刘欣相识。哀帝即位后，董贤因为太子舍人之故而官进侍郎。一天轮到董贤传报时辰，哀帝从殿中看见，还以为是个美貌的宫女打扮成男子模样。于是将他召入殿中，待问明了姓氏，发现竟是舍人董贤，便走近仔细端详，哀帝忽然发现，几年不见，董贤长的更加俊俏了，比那些六宫粉黛还要绝色，不禁大喜，立即拜董贤为黄门郎，命董贤随身侍候自己。自此，揭开了汉哀帝和董贤的同性恋序幕。 据传，哀帝刘欣非常宠爱董贤，他不但给董贤个人以高官厚禄，封他为大司马，《汉书·董贤传》载，汉哀帝在位期间，与董贤是出则同辇，入则同侍，卧则同眠不说，还情愿牺牲自己，把一些本应由皇帝享受的荣华富贵统统送给董贤，在皇宫北门为董贤修建了气势宏大的宫殿，为董贤制造的器具自己要亲自把关，奉养董贤的父母家人比三宫太后还要周到，连董家人上街买东西都要派使者跟着，把那些商人吓得避之犹恐不及。生前成天泡在一起还嫌不够，他还下令在义陵为董贤建筑一座与自己陵墓有墓道相通的豪华墓园，好让他死后也能与董贤长相守，他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吓得大臣们目瞪口呆。这种只要“同性恋情”不要江山的畸形恋情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据说，一天哀帝早晨醒来，见董贤还睡着，哀帝欲将衣袖掣回，却又不忍惊动董贤。可是衣袖被董贤的身体压住，不能取出，待要仍然睡下，自己又有事不能待他醒来，一时性急，哀帝竟从床头拔出佩刀，将衣袖割断，然后悄悄出去。所以后人把嬖宠男色，称作“断袖癖”。当时宫女都加以效仿而割断一只衣袖。待董贤醒来，见身下压着哀帝的断袖，也感到哀帝的深情，从此越发柔媚，须臾不离帝侧。但汉哀帝想起董贤家中也有妻子，为服侍他不能回家团聚。哀帝便让他回去与妻欢聚，说了三四次，董贤终不愿回去。哀帝很过意不去，特破例让董贤妻名隶宫籍，入宿直庐。家眷移入宫中居住，这样可以与董贤时刻见面。 董贤有一个妹妹，还未嫁人，面貌与董贤相似，于是他将妹妹也送进宫侍奉汉哀帝。汉哀帝非常高兴，第二天封董氏为昭仪，位仅次于皇后。皇后的宫殿称“椒房”，董昭仪所居处特赐号“椒风”，表示与皇后名号相等。董贤的妻子美艳非常，她名隶宫籍后，出入宫禁，被哀帝看见。哀帝不禁心动，令她与董贤同侍左右。从此与妻妹二人，轮流值宿。俗语称作“和窠爵”。 为了使董贤能够开开心心地侍奉自己，哀帝还利用自己的特权，尽可能地照应董贤的家人，封董贤的父亲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就连董贤妻子的家人亦获任官职；甚至连董贤家的僮仆也受到哀帝不同程度的赏赐。这可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由于爱得深，哀帝在封赏董贤和其家人时，全不顾其他大臣的劝谏和反对，一意孤行，执金吾毋将隆上书请求皇帝别把皇家武库的兵器往董贤家送，结果被贬了官。有一个叫鲍宣的当朝大儒弹劾哀帝宠幸董贤，被判了剃发带刑服役。还有一些人因为劝谏哀帝不该过度贵宠董贤而丢了性命。 最可悲的是丞相王嘉，他上密奏，列举哀帝对董贤的种种骄宠无度，并以邓通、韩嫣骄横过度而最终丧生为例，劝诫哀帝要节制对董贤的宠爱，以保全他的生命，不要因为爱他反而害了他。这本是一片忠心，谁知这下却把汉哀帝得罪了。时隔不久，他又将哀帝假托傅太后的遗诏要他们增加董贤采邑二千户的诏书封起退回，这回彻底把汉哀帝惹火了，孔光等一帮大臣也乘势起哄以“嘉迷国罔上，不道，请谒者召嘉诣廷尉诏狱”弹劾他，哀帝把王嘉关押在监狱折辱二十余天，王嘉终因不进饮食吐血而死。 西汉在汉哀帝和一个没有能力的董贤的统治下国势更加衰弱。元寿二年六月，26岁的哀帝因纵欲过度，突然病死，董贤失去了靠山。汉平帝元始元年（1年），外戚王莽以太后名义把董贤赶出皇宫，又以董贤年轻为由，罢去他的大司马官职，董贤知道自己已经是大祸临头，便于当天与妻子一同自尽，年仅22岁。董贤死后，王莽疑心其假死，命人开棺验尸，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将家属全部充军流放。 记住，蔡伦是改进造纸术不是造纸 记住，蔡伦是改进造纸术不是造纸 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在纸出现以前，人类曾经使用过许多材料来写字记事。最初是把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上，叫做甲骨文。商周时代，人们又把文字铸在青铜器上，或者刻在石头上，叫做钟鼎文、石鼓文。到了春秋末期，人们开始使用新的书写记事材料，叫做“简牍”，“简”就是竹片，“牍”就是木片。把文字写在竹片、木片上，十分便捷，可是连篇累牍，十分笨重。当时，也有用绢帛作书写材料的，但绢帛价格昂贵，一般人用不起。根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谐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由于《后汉书》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记录非常明确，而且《后汉书》在当时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和地位，所以在没有其他历史文献为证的情况下，后人认定，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但是有学者却根据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认为，早在西汉初期，纸在我国就已经出现。从历史记载来看，《三辅旧事》上曾说：卫太子刘据鼻子很大，汉武帝不喜欢他。江充给他出了个主意，教他再去见武帝时“当持纸蔽其鼻”。太子听从了江充的话，用纸将鼻子掩盖住，进宫去见武帝。汉武帝大怒。此事发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汉书·赵皇后传》记载：汉武帝宠妃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要害死后宫女官曹伟能，就派人送去毒药和一封“赫蹄书”，逼曹伟能自杀。据东汉人应劭解释，“赫蹄”即“薄小纸也”（后来称为丝棉纸）。再如《后汉书·贾逵传》说，公元76年汉章帝令贾逵选二十人教以《左氏传》，并“给简、纸经传各一通”。以上有关纸的文献记载，都早于公元105年，即蔡伦向汉和帝献纸那一年。 从考古发现来看，首先是1933年，考古学家在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上发现了一片古纸，这是一片麻纸，长约40厘米，宽约100厘米，纸面可清晰见到麻，在同一遗址中还发现有汉元帝元年（前48年）的木简，因此，该纸当为西汉时期的文物，比“蔡伦造纸”的公元105年早了一个半世纪。 其后是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再次出土了比新疆罗布泊的纸还要早约一个世纪的西汉初期的古纸，而且有数十张之多，经研究和化验分析，确认此灞桥纸主要由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所制成。在这之后，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遗址，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汉代窖藏中，也分别出土了西汉时的麻纸。再后是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前179～前141年）的绘有地图的麻纸，与以往考古发现不同的是，这次出土的古纸质量较好，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上面还有用细墨线绘制的山川、河流、道路等图形。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了多张麻纸，其中3张纸上还书写有文字。200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200多片纸文书残片和麻纸，成为目前中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古纸最多的地方。根据同时出土的简牍和地层分析，这些古纸的年代从西汉武帝、昭帝及宣、元、成帝至东汉初到西晋都有。古纸的颜色和质地也非常之多，有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白色薄、黄色厚等8种。从残留在纸面上的残渣看，这些古纸主要用麻织物和很细的丝织物制作，用于书写文件、信件及包裹物品。此次敦煌出土古纸的数量之大、品种之繁多、时代跨度之久，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这些古纸的发现有力地印证了蔡伦不是造纸术的发明人。 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蔡伦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从史籍记载来看：《后汉书》有关蔡伦造纸的记载主要取自刘珍的《东观汉记》。刘珍和蔡伦是同时代的人，应为可信；王隐在《晋书》中记载“蔡伦以故布捣作纸”；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蔡伦煮树皮以造纸”；东汉人桑钦在《水经》中称蔡伦“捣故渔网为纸”；《后汉书集解》引用了《晋书》版本之一称“蔡伦捣故布、渔网抄作纸”。 而且根据东汉麻纸的质量所做的模拟实验表明，造出这样的纸来至少要经过浸湿、切碎、浸灰水、蒸煮、洗涤、舂捣、再洗涤、打槽、抄纸、晒纸、揭纸等十多道工艺流程，如果用渔网等作原料，还必须有碱液蒸煮这样加强对纤维的腐蚀度和净化度的工序，这正是后世的化学制浆技术的滥觞。蔡伦之前的纸张并没有经过这些制纸的严格过程，十分粗糙，充其量不过是纸的雏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而且也没有大规模应用。蔡伦及其工匠们在前人漂絮和制造雏形纸的基础上总结提高，从原料和工艺上把纸的生产抽调到一个独立行业的阶段，用于书写。诚然，“蔡伦纸”不会是蔡伦一手制作，但没有他的“造意”，单凭尚方工匠也制造不出这种植物纤维纸来。因此，即使在雏形纸出土的今天，把蔡伦评价为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确的，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 其实，不论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还是造纸术的改良者，他对历史的贡献都是不容置疑的，蔡伦的造纸术（又称“蔡侯纸”），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革命，用这种方式造出来的纸便于携带，取材广泛不拘泥，推动了中国、阿拉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 汉宫女子为什么流行穿开裆裤？ 汉宫女子为什么流行穿开裆裤？ 公元168年，汉桓帝去世，刘宏即位，为汉灵帝。汉灵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为荒淫的皇帝，他17岁亲政时，对政事一窍不通。他把大权委任给亲信宦官和母亲董太后，自己专心变着花样玩乐，贪图享受，生活很是荒淫奢侈。 汉灵帝刘宏本封解渡亭侯，是汉章帝的玄孙，汉桓帝的堂侄，汉桓帝刘志虽然36岁而终，但身后并无子嗣，年轻的窦皇后（桓帝死后被尊为太后）及其父亲窦武为了把持朝政立刘宏为帝，这样，刘宏便懵懵懂懂地由一个已经落魄了的皇族旁支亭侯子弟，摇身一变而为万乘之尊。汉灵帝刚入宫时，由于窦太后的缘故，生母董氏留在了河间。在建宁元年的宫廷政变中，窦武被杀，窦太后被软禁。第二年，汉灵帝将董氏接进了京师，住进永乐宫，称为永乐太后。永乐太后相当贪婪。她于公元178年在上林苑设置了卖官的机构，明码标价，按官位等级定价。卖官所得的钱，收藏在西苑仓库内，取个名字叫做“礼钱”。卖官鬻爵的钱多了后，汉灵帝在西苑修了个万金堂，以储藏金钱用。他还用搜刮来的钱在殿内铸了四个铜人、四个黄金钟、四个铜蛤蟆，用来看守自己聚敛来的财富。他还时常像个农村地主一样，时不时来看看，摸摸自己的钱还在不在。汉灵帝刘宏，就像一个土暴发户，有了钱先置办产业，再捂紧了钱袋，剩下的就是尽情享乐了。 汉灵帝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女人的兴趣也就随之增加，“淫乱”的本性渐渐暴露出来。汉灵帝规定宫女中年纪在14岁以上、18岁以下的都要浓妆艳抹，穿着开裆裤，而且里面什么都不穿，为的就是临幸起来方便，这种荒唐的行为实在令人瞠目结舌！灵帝同时的大儒郑玄，就曾在《周礼》注中为皇帝精心制出过一份性交日程表：“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十五日而偏。”也就是说，皇帝要在短短的半个月里和这一百二十一个女子颠鸾倒凤。而且只要不是皇后，即使贵为夫人九嫔，也得大家一起任皇帝当众乱搞，这么一比，小小宫女穿个开裆裤，就实在算不了什么了。 对于荒淫的汉灵帝来说，这开裆裤也毕竟是一种障碍，他还有更新的创意。初平三年，汉灵帝带着众美人到御花园里游玩时，看到众美人婀娜多姿，着实可爱，就想到建一座裸泳馆。不穿衣服的美人想必更是飘飘若仙。于是，一千余间样式别致、布设奢华的裸泳馆舍建成了。鳞次栉比的馆舍前是玉石青砖台阶，台阶上铺满了苔藓，绿色的，滑腻鲜嫩。阶下是宽阔的沟渠，渠中注满了清澈的水，渠水缓缓地流。彩船漂浮在清水上，阳光一照，五光十色，煞是好看。 每逢盛夏，汉灵帝就在裸游馆避暑，带上宫女作昼夜之游，尽情享乐。他挑选一些冰清玉洁、身材优美的宫女，让她们一丝不挂地执篙摇橹，自己坐在船中观赏裸体宫女，任游船轻轻飘荡，品味着饱餐秀色的快乐。兴致所至，还故意弄翻游船，和白玉似的裸女在水中嬉戏，让她们唱起《招商》曲：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惟日不足乐有余，清丝流管歌玉凫，千年万岁嘉难！汉灵帝就是这样一边听着曲子，一边借助清凉的渠水，驱除炎暑。灵帝与美女在裸游馆的凉殿里裸体饮酒，一喝就是一夜。他感叹说：“假如一万年都如此，就是天上的神仙了。”灵帝整夜地饮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天亮了还不知道。宫廷的内侍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才把灵帝从梦中惊醒。灵帝又让宫内的内监学鸡叫，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了一座鸡鸣堂，里面放养许多只鸡。灵帝每当彻夜地饮宴纵欲醉了以后，往往到天亮时还在醉梦中醒不过来。这时候内监们便争相学鸡叫，以假乱真来唤醒灵帝。 皇帝喜欢新曲，但东汉传统的太学乃是用来培养儒学人才的，于是汉灵帝在宦官的建议下，另设“鸿都门学”。这所学校主要教授辞赋书画、妙曲新歌这种更偏于文艺性的东西。这样，汉灵帝的新歌可就源源不断了。鸿都门学曾兴盛一时，学生达几千人之多。这鸿都门学也要算得上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第一所文艺学院了。 汉灵帝还经常让宫女赤身裸体和他一起洗澡，用西域进贡的菌墀香，放在水中把水煮热，宫女们就用这种香水洗澡，并把余下的香水倒入水渠中，名为流香渠。汉灵帝一边洗澡，一边看着尤若仙子的宫女，心中充盈着快乐。汉灵帝就在这裸游馆看裸女嬉戏，与裸女一同洗澡打发着时光，至于朝廷大事，早抛到了九霄云外，等待他的当然只能是亡国的命运。 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给了腐朽的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公元189年，年方34岁的汉灵帝刘宏一命呜呼，结束了他贪婪奢侈荒淫无度的一生。作为一个帝王，不关心自己的国事，放任宦官乱政，实在可气。兴建“裸泳馆”让少女裸奔，让后宫女子穿着开裆裤以便随时临幸，更让人觉得实在荒唐。东汉王朝，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灭亡。 精绝国缘何消失得无影无踪？ 精绝国缘何消失得无影无踪？ 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尼雅河畔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并从这里挖掘出封存了千年的各种珍贵文物12箱之多。当这些文物被带回英国时，西方学者大为震惊。经过考证，斯坦因所发现的就是被称为东方“庞培城”的尼雅遗址。尼雅遗址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处重要遗址，它同时向人们展示被斯坦因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存在着一个悠久、古老、光辉灿烂的沙漠古代文明， 据史书记载，在西汉时期，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一共大大小小林立着36个王国，其中在尼雅地区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国家。《汉书·西域传》曾这样记载：这里离长安有8820里，住着480户人家，养着士兵500人，这就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这个遥远的精绝国，有官有民，有兵有将，俨然是丝绸之路上机构完整的要塞。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左右这个国家突然神秘地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又为什么会神秘地消失，在西方世界人们为什么会把它称之为是东方的庞贝呢？ 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来看，“精绝国”只是一个人口仅与村落般多的国家。可是在2000多年以前，西域的许多小国家大多如此。“精绝国”这小小国家，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是商旅的必经之地，因此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所。那精美的丝绸、犍陀罗艺术和卢文木牍，以及至今仍保存完好的民居和佛塔，都表明“精绝国”的经济文化有相当高的水准，学者们称之为“尼雅文明”。 从《汉书》首次记载了精绝国以来，此后的史籍对精绝国的记载都很少，精绝国人最后在历史上出现时，已经是改名为鄯善的楼兰国的子民了。作为一个袖珍国家，仅有500名士兵的精绝国在那个兼并战争如同家常便饭一样的时代是不可能长期独立存在的。楼兰国在改名鄯善之后，因为是西出阳关第一站，又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扶植，曾经盛极一时。大约在东汉王朝的末年，强大起来的鄯善兼并了包括精绝在内的邻近的几个绿洲城邦。从那时起，尼雅河流域被纳入鄯善王国的版图，变成了它的一个行政区，精绝国改名为精绝州。西晋以后，精绝复国，在故土上仍然延续着自己的文明。 但是后来，尼雅文明却逐渐衰落下去，精绝国也逐渐变为没有人烟、流沙肆虐的荒漠。到了唐朝，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精绝国已经成一片荒野了，这之后，再无精绝国的记载，精绝国神秘消失了。直到20世纪初被斯坦因发现。 在尼雅废墟的流沙中，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民居、畜舍，房顶虽然被风吹落，可高大的房柱却依然屹立在流沙之中。此情此景，不禁使人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尼雅文明的衰落。 有专家认为是尼雅河的变迁导致了尼雅文明的衰落。尼雅河发源于昆仑山，其上游有60条冰川，冰川融水是尼雅河水的主要来源。在秦汉时期，尼雅河水相当充沛，流程比较远，其尾闾可以到达尼雅废墟一带。于是尼雅在河水的滋润下，林木葱郁，灌草繁茂，成为一个良好的绿洲。在沙漠地区，绿洲是人类唯一可以居住生活的地方。于是在尼雅绿洲上出现了居民和“精绝国”，出现了尼雅文明。 但是随着气候的变化，尼雅河出现了河道退缩，由于尼雅河的退缩，原先“精绝国”的地方失去了水源，居民无法耕种与生活，最后只好离开这里，迁移到其他地方。于是尼雅的历史发展完全中断，成为没有人烟的废墟。水是生活之源，断绝了水源以后，胡杨林成片地死亡，飞禽、走兽也逃离了这里，于是尼雅逐渐成为没有生命的荒漠。人类古代文明，都是在河水资源充沛的地方出现的，古代的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和黄河文明，莫不如此。早已绝灭的尼雅文明同样印证了这一道理。 也有人认为是战争毁灭了尼雅文明。从尼雅文明发掘出的文献来看，精绝国长期受到西南方向的强大部落“supis”人的威胁和入侵，而考古学家们在这个沉睡了1600年的废墟上，看到了宅院四周尸骨累累，内部各种遗物四处散落，房门敞开或半闭。用来存放卢文的陶瓮密封完好没有拆阅，储藏室里仍有大量的食物，甚至纺车上还有一缕丝线。这一切似乎告诉人们尼雅王国在面临长期的外族入侵威胁后，遭到了惨重的致命一击，甚至没有留下最后的文字记载。 虽然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和依据，但是考古学家在尼雅遗址发现，不少住宅周围都有巨树环绕，果园中林木整齐。住处附近从堆积的淤泥看，还有水塘的痕迹。在这样好的生存环境中，很难说尼雅河会突然断流，导致精绝王国覆灭。而且，在尼雅遗迹中，没有断戟残剑沉埋沙中，所有出土的古尸，都是平静而又安详的。所有的房屋遗址，都是完整的。如果说精绝是毁于战争，又该如何解释这一切呢？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还有，考古学家在尼雅遗址的一所房子废墟中发现一只脖子上拴着绳子的狗的遗骸。显然，狗的饿死是因为主人离去时忘了解开绳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精绝国的人们在离去时连爱犬的绳子都忘了解？但他为何又一去不返？如果说精绝的居民真的集体迁徙了，他们究竟迁到了哪里？由于资料的缺乏，仍是一个难解的科学之谜，目前尚无法作出确切的说明。 谁把楼兰古国变成沙漠废墟？ 谁把楼兰古国变成沙漠废墟？ 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一支庞大的驼队来中国的罗布泊地区考察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古国遗址，并在遗址上获取了大批汉魏古钱、一枚罗马钱币、一枚于阗钱币、各类精美的丝织品、颇具中亚希腊化艺术风格的雕花建筑构件。其中一件带有木雕小佛像的佛殿建筑饰件，十分精美，迄今仍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佛像艺术品。最重要的文物当属那些魏晋木简残纸。魏晋书法真迹留传至今者寥寥无几，被历代收藏家视为珍宝，而赫定在遗迹里一次发掘所获就达150余件。根据赫定带回的卢文和简牍上的“kroraina”一词，德国语言学家研究后确认：这片废墟就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后又销声匿迹的楼兰！ 楼兰是中国古代西部的一个小国，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它西南通且末、精绝、拘弥、于阗，北通车师，西北通焉耆，东当白龙堆，通敦煌，是扼丝绸之路的要冲。最早记载“楼兰”这一名称的是《史记》：“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根据《史记》的描述，楼兰人在公元前3世纪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时的楼兰受月氏的统治。公元前177年至公元前176年，匈奴打败了月氏，楼兰又被匈奴所管辖。楼兰在西汉时有居民14000多人，士兵将近3000人。 这样一个并不算大的国家，在汉朝以前，是不为中原人所知的。直到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时，楼兰才第一次进入了中原人的视线。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楼兰古城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繁荣的商业为楼兰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使楼兰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中原的商品和文化也借着丝绸之路传入楼兰，给楼兰带来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楼兰此时已经成了西域的乐土，沙漠里的天堂。 西汉王朝衰落之后，无暇顾及西域，楼兰也渐渐与中原失去联系。公元400年，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此地时，此地已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楼兰—这座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辉煌了近500年后，逐渐没有了人烟，在历史舞台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楼兰衰亡？内力的损耗还是不可抵御的外力的侵袭？楼兰的子民去向了何方？ 有人认为是交通路线以及水系的变化导致了楼兰的衰亡。西汉时丝路出玉门关，北道一路经过车师，一路经过楼兰。经楼兰之路最为便捷，但是沿途缺水草，多风沙，然而车师靠近匈奴，受匈奴侵扰，动荡不稳。因此，楼兰成为西域交通重要枢纽，担负着“负水担粮，送迎汉使”的重任。交通地位的确立带来了楼兰的繁荣。但是随着高昌局势的稳定，中央政府在高昌建立了稳定的统治，成为西域的门户。经过高昌的天山南麓道路逐渐代替了经过楼兰的道路。道路的变化，使楼兰渐渐丧失了中西交通中继站的地位。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对环境的破坏也就加大了，对水资源的利用范围也越来越大，河水资源日见短缺。在位于楼兰上游的尼雅遗址出土的文书中发现官府对河水灌溉管理得很严格，这就是水资源难以满足社会需要的反映。上游用水量增多，下游河水就减少了。《辛卯侍行记》记载：“塔里木河罗布庄各屯，当播种时，上游库车迤西，城邑遏流入渠，河水浅涸，难于灌溉……”塔里木河是新疆第一大河，水量最丰，上游拦水灌溉，竟会导致下游“浅涸”，是以说明上游对下游的影响。楼兰古城地处孔雀河下游，必然最先受到影响。在沙漠地带，水就是生命线，一旦失去了水资源，绿洲就必然衰亡。 与此针锋相对的一种说法是，楼兰毁于洪水。在楼兰有一种墓葬形制被称为“太阳墓”。“太阳墓”外表奇特壮观，围绕墓穴的是一层套一层共七层的由细到粗的圆木。木柱由内而外，粗细有序，圈外又有呈放射状而展开的列木，井然不乱，蔚为壮观，整个外形酷似一个太阳。太阳墓的盛行，大量树木被砍伐，使楼兰人在不知不觉中埋葬了自己的家园。已发现的一座墓葬中，成材圆木达一万根之多，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同时，战争和人口的增加、手工作坊、民用炊火都要砍伐大量的林木。过度的采伐使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致使水土流失淤积河道、湖泊，河床抬高、湖深淤浅。而楼兰古城建在高地平台上部，城外被水环绕。楼兰城的毁灭可能是当时某一段时期里罗布泊抬升湖水，导致水位上涨，向西蔓延楼兰城，同时楼兰城及周边地壳下沉，孔雀河与塔里木河等河流下游注入到楼兰城致使楼兰古城毁灭。 不管是何种原因导致楼兰古城成为沙漠中的废墟，楼兰的灿烂文化都永远地存在我们的追忆中，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也许是楼兰消亡留给我们的启示吧！ 夜郎国为什么出现若干个首都？ 夜郎国为什么出现若干个首都？ 在我国，夜郎自大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夜郎这一国名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大约是在战国时期，楚襄王（前298年～前262年）派“将军庄跃溯沅水，出且兰（今贵州福并县），以伐夜郎王”，“且兰既克，夜郎又降”（常琼《华阳国志·南中志》）。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夜郎王兴同胁迫周边22邑反叛汉王朝，被汉使陈立所杀，夜郎也随之被灭，前后约300年。之后古夜郎国神秘消失。这个古老的文明在中原史籍记载中留下了一团迷雾。 虽然汉族文献中对夜郎的记载少之又少，但是，在另一民族彝族的文献记载中，竟然有非常详细的关于夜郎国的记述。根据彝族的史料可知，夜郎兴起于夏朝时期，历经武米夜郎、洛举夜郎、撒骂夜郎、金竹夜郎4个朝代，于后汉时王朝终结，历时大概有2000余年。夜郎的最高统治集团由君、臣、师和匠组成。师有些像祭司，又有些像史官，负责讲解道理、规矩，记载历史事件和君的言行，君则按照规矩发号施令，臣和匠按君的命令行事。臣主要管理行政和领兵征战，匠则专门管理经济事务，领导生产、建设。由此可见，夜郎有一整套严密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制度。 那么，这个并不是弹丸之地的夜郎国国都何在呢？ 第一种说法是贵州毕节赫章可乐，在浩如烟海的彝文献中，有大量描述夜郎的诞生、发展和迁移的文献，其中以《西南彝志》、《彝族流源》、《夜郎史传》和《益那悲歌》为代表，《益那悲歌》和《夜郎史传》不但记载了夜郎古国在可乐的生产、生活、城池和统治状况，而且还记载了夜郎王在可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琐事等情形，因此有人认为夜郎古国鼎盛时期的古都就在可乐。另外，彝族文献《夜郎创基业》记载：“武夜郎先攻占周围一些小部族的土地，接着起兵向日出之方，攻占东濮的古诺(古时称贵阳为古诺)，继而挥师西向，夺下西濮的可乐，后又进攻漏卧不胜，撤兵回来建设可乐。”“在可乐建八方殿、九层宫，外设九营十八卡。”这是目前各种文献资料明确记载可乐夜郎皇宫模式的唯一文字资料，并与《史记》、《华阳国志》记载，基本吻合。在可乐发现的大量夜郎时期的古建筑遗迹也将可乐指向夜郎古都。 也有人认为是贵州长顺县广顺镇。据《后汉书》记载“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溪，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长夷狄，以竹为氏。”这是来自民间的传说，生动地反映了夜郎的建国经过。夜郎在西汉后期逐渐建立政权，而“竹崇拜”则成为夜郎的一种标志。“贵州长顺县广顺镇”为古夜郎文明中心的说法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广顺镇，坐落在天马山下，左有美女山，右有郎山、夜合山。当地人代代相传说，夜郎国时的金竹夜郎王府就坐落在这里。当地老百姓称那里的古城池为夜郎王府、竹王府等。“竹”字与“夜郎”的同时存在，也证明了夜郎国“竹崇拜”的猜测。现在，在那里仍可看到残垣断壁旧址。古城池面积为2平方公里，有4个出口，内有两道城墙，用土石筑成。近代，人们在郎山西侧山下垦荒时，还曾挖出铜剑、方印、青铜匙等多种文物，也挖出过多处古夜郎的坟墓。 还有人认为是湖南沅陵。《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持此说的人以为，司马迁在此所指的西南夷，不是广义上的西南夷，而是仅指荆楚黔中地的西南夷，是一种狭义的地理概念。因为在古代，中国现在的西南域及缅甸北部，都是当时众多原始部族散居地，因种族繁多，又不明其状况，所以古人将这一区域统称为西南夷。如果司马迁在这里指广义上的西南夷，那么“夜郎最大”的说法，就难以成立，其后的“滇最大”、“邛都最大”也会自相矛盾。同时《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都载有楚将溯沅水而伐夜郎的历史，这就可以进一步断定，夜郎国在黔中地的沅水岸畔。 而之后的文人墨客也不断用诗词佐证着湖南沅陵就是夜郎的国都。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于唐永贞元年（805年）被贬至朗州（今常德），期间作《楚望赋》云：“武陵（西汉初年由黔中郡改名）故郢（楚都，代指楚国）之裔邑，夜郎诸夷杂居。”指的是古黔中境内为夜郎各族杂居之地。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作《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这里的夜郎指的是今日沅陵。这首诗被收入明代万历年间的《辰州府志》和《沅陵县志》。《唐人七绝诗释》一书为这首诗注解时特别说明：“此夜郎在今湖南省沅陵县。”因沅陵战国时为夜郎都城（中心），故梁天监十年（511年）“辟沅陵县置夜郎县”（《沅陵县志》）。战国时期沅陵农耕十分发达。《史记》与《汉书》均称夜郎“其人皆稚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这也比较吻合。 种种说法都有自己的证据，不能轻易否定。实际上，夜郎国时期战争频繁，疆域不断变动，其国都也不可能长久地固定于一地，应该是不断变迁，经常变化的。这样来看，各地证明自己曾是夜郎的国都也就能自圆其说了。 魏晋南北朝—— 沧桑分合几多谜 “七擒七纵”故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民间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是因为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政策已经深入了人心，当地百姓对诸葛亮极为崇拜，难免会将一些其他人物的事迹，都牵强附会到诸葛亮身上，以讹传讹，使得史志家也不得不信了。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有一个疑问，曹植所描写的“洛神”和顾恺之画中的“洛神”到底是谁呢?是不是就是曹植的嫂子甄氏呢？ 同样是投降后宣布退位的皇帝，刘禅做了八年的安乐公后寿终正寝，东吴的孙皓则被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赐毒酒杀了，其中缘由何在呢？ “三请诸葛亮”难道是编造？ “三请诸葛亮”难道是编造？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作者罗贯中在书中记述了刘备“三顾茅庐”聘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汉末，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大乱，曹操把持朝廷，孙权拥兵东吴，汉宗室豫州牧刘备在谋士徐庶和司马徽的推荐下，和关羽、张飞一起到隆中（现今湖北襄阳县）卧龙岗去请诸葛亮出山。第一次去时，恰巧诸葛亮外出，刘备只得失望地转回去。不久，刘备又和关羽、张飞冒着大风雪第二次去请，不料诸葛亮又出外闲游去了。张飞本不愿意再来，见诸葛亮不在家，就催着要回去。刘备只得留下一封信，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佩和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挽救国家危难局面的意思。过了一些时候，刘备准备再去请诸葛亮。关羽说诸葛亮也许是徒有一个虚名，未必有真才实学，不用去了。张飞却主张由他一个人去叫，如他不来，就用绳子把他捆来。刘备把张飞责备了一顿，又和他俩第三次访诸葛亮。到时，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备不敢惊动他，一直站到诸葛亮自己醒来，才彼此坐下谈话，诸葛亮于是提出了对刘备的发展有战略意义的《隆中对》。诸葛亮出山后为蜀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三国演义”把刘备三次亲自敦请诸葛亮的这件事情，叫做“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是三国中的一段佳话，历来为人传颂。但也有人对三顾茅庐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他们认为真实的历史是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 据考证，《三国志》之外的史料再没有“三顾茅庐”的记载，而且，纵览整个三国史料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竟无一人提到刘备三顾于诸葛亮，这个在后世尊之为礼贤下士的典范之事迹在三国时代竟无人提起，真是无法想象，与之相对的是，有些史料对刘备和诸葛亮见面的相关记载，与《三国志》的记载大相径庭。根据《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记载，刘备来到荆州后，屯兵于樊城。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了北方，诸葛亮料定其下一个攻击目标必是荆州，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于是“北行见备”。刘备与诸葛亮初次相见，又见诸葛亮年龄不大，于是对其并不是特别在意，只当作一般士人接待（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刘备和大家谈完之后，诸葛亮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随即离开，而是留了下来。刘备对他并不在意，而是编起草鞋来。诸葛亮便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编草鞋吗？刘备知道诸葛亮有话要说，于是就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不过“聊以忘忧”罢了。诸葛亮接着说，将军度量一下，刘镇南（指刘表）和曹公相比怎么样？刘备说，比不上。诸葛亮又问，将军自己呢？刘备说，也比不上。诸葛亮说，都比不上，难道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刘备说，我也发愁，那你说怎么办？诸葛亮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刘备建议刘表鼓励游民自力更生，并登记在册，这样就可以增加荆州的实力了。经过这一番谈话，最后，刘备才“以上客礼之”。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也作过相同的记载。 先抛开《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记载是否属实，若刘备真的曾经“三顾茅庐”，从常理分析，诸葛亮是位胸有宏图之士，刘备请他出山，正合其意，他摆摆架子，考察一下刘备的诚心当然也有可能，但是让人不懂的是，当时，曹操几十万南征大军正威胁着刘备，诸葛亮的《隆中对》不提这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非常不合乎情理。同时，刘备第一次见诸葛亮，诸葛亮的隆中对从当时危如垒卵的形势来看要高度保密，刘备怎会让人现场做好记录而让天下尽知。与之相比较的是，郭嘉初见曹操时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后人一字不知，只有曹操感叹：能使我安天下者，必此人。看来，所谓《隆中对》，很有可能是后人附会《出师表》而杜撰的。据此，“三顾茅庐”之说就不可信了。 那么，陈寿在写《三国志》时为什么会写刘备“三顾茅庐”呢？因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很明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也就是刘备亲自到隆中找过诸葛亮，而且去了多次。这也是诸葛亮决定出山辅佐刘备的直接原因。从诸葛亮出山到上表，不过二十一年，许多当事人都还健在，诸葛亮凭空捏造一个“三顾茅庐”的故事，无论从诸葛亮的为人看，还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恐怕都不可能。于是陈寿记载刘备曾“三顾茅庐”。后来，陈寿在他的《上〈诸葛亮集〉表》中，也做了很清楚的描述。陈寿说：“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接纳。”这就把前因后果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还有人认为《三国志》、《魏略》、《九州春秋》的记载并不冲突，这部分学者认为“三顾茅庐”与诸葛亮的自请相见都是真实可信的。如清代学者洪颐煊在《诸史考异》中说诸葛亮初见刘备于樊城，刘备虽以上客待之，但没有特别器重他。于是诸葛亮就又回去了。等到徐庶举荐时，刘备才意识到诸葛亮的价值，只好亲自出马，三顾茅庐，重新把诸葛亮请了出来。正因为有前面的那个曲折，这才需要亲自出马，也才需要“三顾”而不是“一顾”。 不管是诸葛亮自荐于刘备，还是刘备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或是诸葛亮先自荐于刘备，刘备再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诸葛亮终因为刘备的礼贤下士而出山辅佐刘备，为刘备出谋划策，整肃军队，在蜀汉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刘备为何提倡“换妻如换衣”？ 刘备为何提倡“换妻如换衣”？ 刘备字玄德，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蜀汉的开国皇帝，生于公元161年，于公元223年因病崩逝，相传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备少年丧父，与母亲贩鞋织草席为生。黄巾起义时，刘备组织义兵，随政府军剿除黄巾，有功，任安喜县尉，不久因鞭打督邮弃官。后诸侯割据，刘备势力弱小，经常寄人篱下，先后投靠过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等人，几经波折，却仍无自己的地盘。赤壁之战之际，刘备联吴抗曹，取得胜利，从东吴处“借”到荆州，迅速发展起来，吞并益州，占领汉中，建立蜀汉政权。后关羽战死，荆州被孙权夺取，刘备称帝后伐吴，在彝陵之战中被陆逊击败，病逝于白帝城，享年62，谥号昭烈帝，史称为刘先主。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刘备有一句经典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意思就是说兄弟如手足一样，是不能代替的；而妻子就像衣服一样，随时都可以旧换新的。那么，这位中山靖王之后、蜀汉先主是否真的敢说敢做，换妻如同换衣服一般？ 虽然刘备的祖先是中山靖王刘胜，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家业已败落，只能靠与母亲一起贩履织席来维持生活。据史书记载，刘备身高七尺五寸，垂手过膝，大耳自见，为人宽厚，胸怀大志，沉默少言，喜好结交豪侠人物。三国时代战乱不已，各个地方的地主豪强不仅招兵买马，用于防卫，有的投机者还企图借黄巾起义之机，捞取政治资本。刘备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依靠“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这个皇室贵胄的头衔，不仅招兵买马，而且娶妻纳妾。 据史书记载，徐州沛郡人甘氏就成为刘备丧妻后最早纳入家门的小妾。甘氏为当地著名的美女，肌肤如玉，刘备曾把一尊三尺高的白玉人放在床头，比喻甘夫人皮肤白皙，甘夫人却劝刘备不可玩物丧志。于是刘备撤去玉人，群僚们称赞甘夫人为“神智妇人”。因为此时刘备嫡妻已经死去，甘氏便以嫡妻的身份摄掌内事，所以人称甘夫人。后来随刘备到了荆州依附刘表，生下儿子阿斗。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蜀后主刘禅。刘备从陶谦手里接管了徐州后，用糜竺、陈登为辅佐。吕布袭取下邳之时，甘夫人被俘虏，刘备转移至别处。 甘夫人之后，刘备娶的夫人是糜夫人。糜竺原来是一个商人，家产十分丰厚。他有一个妹妹，长得十分美艳。糜竺见刘备可成大事，为了讨好刘备，他便将妹妹送给了刘备，而且将家产倾囊而出充作军资。这使得穷困潦倒的刘备重振了军威。据历史记载，吕布归还甘夫人后，甘夫人和糜夫人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建安五年，曹操打败了刘备，甘、糜二位夫人再一次被抢走，关羽也暂时投向了曹操。后来关羽听说了刘备流落到袁绍那里，遂带着二位夫人离开曹操回到刘备的身边。 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娶糜夫人之时，她的身份是妻，而甘夫人尽管结婚在糜夫人之前，她的身份在历史上、在《三国志》里边是妾。甘夫人是妾，糜夫人是妻。但罗贯中不考虑甘夫人和糜夫人妻和妾的身份，反而提到两个人的时候都是甘、糜二夫人，甘夫人总是放在糜夫人的前面。 长坂坡之战时，甘、糜二夫人被乱兵冲散不知去向。赵云在乱军中找到甘夫人后。再找糜夫人和尚在襁褓中的阿斗，此时糜夫人身体已受重伤，她将怀中的阿斗交给赵云后，为了让阿斗脱身，不连累赵云，她一跃跳入井中而死。甘夫人因为这次经历，受惊成疾，一年后22岁的她也离开了人世。 甘夫人、糜夫人在兵荒马乱中死去后，刘备还缔结了一桩政治婚姻。当初刘备没有立足的地方时，孙权曾将地理位置重要的荆州借给刘备栖身。赤壁之战后孙权想讨回荆州，刘备以各种理由再三推拖。于是，孙权与大将周瑜敲定了美人计：以孙权之妹孙尚香嫁给刘备做继室为诱饵，趁刘备过江之时加以拘禁，好逼诸葛亮拿荆州换回刘备。但却弄巧成拙，孙权的母亲吴国太竟然真的招刘备为婿。后来，刘备在孙夫人的帮助下，冲破重重阻力和干扰，终于回到了荆州。这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典故。但孙权后来趁刘备西征入川的时候，谎称吴国太病重，想将孙夫人和阿斗骗到东吴，然后用阿斗换回荆州。阿斗在登船时，被赵云留住，孙夫人回到了东吴，从此与刘备再也没有见面。关羽大意失荆州后，刘备倾全蜀的20万兵力连营700里进攻东吴，却被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刘备与剩下的不到1万士兵败溃逃回白帝城。孙尚香听到传言以为刘备已经死了，她在长江边祭奠完刘备后投江殉情而死。 刘备最后一位夫人姓吴名苋，是蜀汉大将吴懿的妹妹。公元214年夏天，刘备取得益州城后，刘备聘娶已经寡居多年的吴氏。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立吴夫人为汉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刘备称帝立吴氏为皇后。延熙八年（245年），吴后去世。葬入刘备的惠陵，谥号穆皇后。 起初甘夫人去世后葬在南郡，章武二年刘备追谥其为皇思夫人，迁葬于蜀国，但灵柩还没有到，卧病不起的刘备已经在白帝城去世。弥留之际，刘备曾命人从成都召来丞相诸葛亮，以后事、孤儿托之，言讫即逝，这就是有名的“白帝城托孤”。刘备死后，诸葛亮上表后主刘禅追谥甘夫人为昭烈皇后，与刘备合葬在一起。 刘备在甘夫人和糜夫人之前死了妻子，这是一定的了，但是他之前有过几个妻子却无法考证，加上孙夫人和吴皇后，刘备至少有过五个老婆，看来刘备自称“换妻如换衣”是有他的道理的！ 诸葛亮“七擒孟获”是真是假？ 诸葛亮“七擒孟获”是真是假？ “七擒孟获”是《三国演义》大书特书的篇章，历来广为流传。说的是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蜀丞相诸葛亮受刘备托孤遗诏，立志北伐，以重兴汉室。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为了巩固后方，解除北伐曹魏的后顾之忧，亲自率军南征，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进入南中以后，连连取得胜利。他听说叛军首领孟获深被当地的夷、汉民众所敬服，便设法把他捉获。诸葛亮领他观看蜀军的营阵，问他：“此军如何？”孟获不服，说：“以前我不知道蜀军的虚实，所以败。今天你让我观看了营阵，再打我肯定能赢！”诸葛亮便把他放掉，让他回去组织人马再战。就这样一连七擒七纵，当诸葛亮最后一次释放孟获时，孟获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再反叛了！”诸葛亮以这种攻心的战略，成功地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南方，使他可以专注于北伐而无后顾之忧。 从古到今，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史家裴松之、司马光等人对此极尽赞美之辞；文人如赵藩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七擒依算略，一战定蛮苗”等赞辞不胜枚举；小说《三国演义》更是汇集了各种传说故事，把“七纵七擒”这句话加以渲染，使之成为耳熟能详的长篇故事。其影响所及，以至于异国他乡，也是有口皆碑。不少来自东南亚缅甸、泰国一些地方的人，都不敢直呼诸葛亮之名，而尊称他为孔明。 但是，翻遍《三国志》这本权威的历史著作，却找不到任何地方提到过孟获，更没有关于“七擒孟获”的记载。部分史学家们也认为，对于一个叛乱领袖，抓住七次又放掉七次，既不符合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也不符合战争的常规。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孟获其人？诸葛亮是否真的“七擒孟获”呢？ 我们先看历史上是否存在着孟获其人，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关他平定南中的记载总共12个字：“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另外，《三国志》在其他章节中有关于南征的零星记载也没有提到过“孟获”这个名字。有人据此认为，历史上可能根本就没有“孟获”其人，如果历史上真有“七擒孟获”这种战争史上罕见的成功战例的话，《三国志》上怎么会毫无记载呢？然而，史学界普遍认为，《三国志》中的记载过于简略，漏掉过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与《三国志》几乎同时代的历史著作《汉晋春秋》却有关于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的记载，写作时间稍晚一点的著名历史地理著作《华阳国志》和《水经注》也都提到了“七擒孟获”。 现在云南昭通第三中学内著名汉代“孟孝琚碑”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昭通县城南10里白泥井出土的。该碑记载汉代孟姓在历史上是南中最著名的两个大姓之一。除此之外，有关祭祀孟获的历史非常久远。据目前发现的实物资料显示，最早是唐代和宋代时期。至于在西南诸省，或建祠庙，或附祀土主庙以祀孟获者多处。仅西昌县石柱子土主庙、青龙寺、五显庙就都设像祭祀。民间所供五显埴神，其画轴左侧第三层排列中有一孟获像，俗称“扫坛蛮王”。据此，史学界大多倾向于认为，虽然孟获的生卒时间无法考证，但“孟获”这个人历史上应该是有的。 孟获确有其人，那么，诸葛亮是否对其“七擒七纵”呢？ 从时间上来看，据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后，“遂至滇池”，时间正是这年秋天。从他“五月渡泸”，只用了大约4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称兵倡乱”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反叛势力“其秋悉平”，或“秋，遂平四郡”了。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方务在北”的诸葛亮一方面要攻城克寨，安抚边民，筹集粮草，另一方面又要克服险峻恶劣的自然条件。用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那么多的事，这在当时科技交通都不发达的社会里，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办到的。《通鉴辑览》也说，“七纵七擒为记载所艳称，无识已甚。荒蛮夷固当使之心服，然以缚渠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虑，而脱试鹰，发押尝虎，终非善策。且彼时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岂宜屡纵屡擒，耽延时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 从地理位置上看，三国时期的南中，指现在的云南、贵州和四川的西南部，当时是蜀国的一部分，自古称为“夷越之地”，即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诸葛亮是建兴三年三月从成都出发，四月平越隽（今四川西昌东南），五月渡泸（金沙江），至秋，四郡（越隽、建宁、、永昌）俱平，取道滇东北，冬至汉阳（今四川庆符），十二月回到成都的。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诸葛亮安定南中时显然没有到过滇西。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滇西却留下了许多有关诸葛亮南征的“遗迹”和民间传说。如《滇云纪略》称：“七擒孟获：一擒于白崖，今大理白族自治州。一擒于邓赊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地。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县腾越州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之蹯蛇谷。”从这些地点的分布来看，几乎全都在今天云南西部大理、保山一带地区。诸葛亮怎么会在一个自己没到过的地方“七擒孟获”呢？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七擒七纵”的故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民间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是因为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政策已经深入了人心，当地百姓对诸葛亮极为崇拜，难免会将一些其他人物的事迹，都牵强附会到诸葛亮身上，甚至有些好事者编出一些故事附加到诸葛亮身上，这些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讹传讹，使得史志家也不得不信了。 诸葛亮所造木牛流马究竟为何物？ 诸葛亮所造木牛流马究竟为何物？ 我们都知道能量是守恒的，世界上不存在永动机。但是据史籍记载，在1700多年前，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发明了类似于永动机的木牛流马，木牛流马真的存在吗？假若存在，木牛流马是怎样的呢？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于渭南。上述记载明确指出，木牛流马确实是诸葛亮的发明，而且木牛流马分别是两种不同的运输工具，从木牛流马使用的时间顺序来看，先有木牛，后有流马，流马是木牛的改进版。 给《三国志》作注的南北朝时期的裴松之，在注中引用了现在已经失传的《诸葛亮集》中有关木牛流马的一段记载，对木牛的形象作了描绘，对流马的部分尺寸作了记载：“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颈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颈，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鞭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这段记载，尽管对木牛形象作了描绘，并且下文还对流马的部分尺寸作了记载，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实物与图形存留后世，使得后人对木牛流马的认识始终是凤毛麟角、云山雾罩。 诸葛亮造出木牛流马200年后，据说南北朝时期的科技天才祖冲之造出了木牛流马。《南齐书·祖冲之传》说：“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同样也没有留下任何详细的资料。 作为正史的《三国志》和《南齐书》都记载存在木牛流马，我们不禁想问木牛流马究竟是什么样的机械？ 有人认为木牛、流马都是经诸葛亮改进的独轮车。《宋史》和明代王圻所著的《稗史类编》等史籍，认为木制独轮小车在汉代称为鹿车，诸葛亮加以改进后称为“木牛流马”，北宋才出现独轮车的称呼。北宋前期官修“四大书”之一的《太平御览》卷七七五所引的东汉学者应劭的《风俗通》，是最早记载“鹿车”的典籍。其曰：“鹿车，窄小载容一鹿也。”陆游的诗《送子坦赴盐官县市征》中也提到了“鹿车”：“游山尚有平生意，试为闲寻一鹿车。”这种说法认为，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是在鹿车的基础上改进的，和后来的独轮车没有太大的差别。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四川的渠县出土有蒲家湾东汉无名阙背面的独轮小车浮雕，还有燕家村东汉沈府君阙背面的独轮小车，大致再现了“木牛流马”的模样。这两种独轮车都很独特，其车形似牛似马，具有独特的运输功能。木牛有前辕，行进时人或畜在前面拉，人在后面推。而流马没有前辕，行进时不用拉，仅靠人推。三国时蜀汉偏处西南一隅，马匹有限，并且多被用于骑兵作战。运粮运草主要靠人力，这样，木牛流马便应运而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宋代典籍《事物纪原》卷八也认为：“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事物纪原》是宋代高承编撰的一部书，专记事物原始之属。凡10卷，共记1765事。此书“自博弈嬉戏之微，鱼虫飞走之类，无不考其所自来”，作者的考证功夫很深，所持之说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但是，也有人认为独轮车的机械原理十分简单，无须大书特书，诸葛亮的本领也不至于如此平庸。 还有人认为，木牛、流马是新款的自动机械。《南齐书》、《太平御览》，还有现在的《辞源》认为，三国之时，运用齿轮原理制作机械，已屡见不鲜，包括东汉毕岚所做的翻车，三国韩暨所做的水排，魏国马钧所做的指南车。《南史》说：祖冲之“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意思指祖冲之在木牛流马的基础上，造出更胜一筹的自动机械。以此推论，三国时期利用齿轮制作机械已属常见，后世所推崇的木牛流马，很有可能是令祖冲之感兴趣的、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自动机械，否则祖冲之不会有兴趣拿它来作参考和对比。 从科学角度来看，“木牛流马”如果真的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可以不吃不喝还能走，这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科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因为如果“木牛流马”要行走，必定会消耗能量，当时并没什么石油、天然气之类的能源物质，它又不吃不喝，它从哪里得到能量？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要造出像小说里描述的那种木牛流马来，就必须抛弃现代的“能量守恒”定律。同样，要造出“木牛流马”也必定会打破影响我们数代的“能量守恒”定律，必定是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事迹。历史上有无数个谜团需要我们去解决，这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物品，但是在谜团未揭开之前，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诸葛亮有没有写过《后出师表》？ 诸葛亮有没有写过《后出师表》？ 《出师表》分为《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两篇，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两次北伐（225年与226年）曹魏前，上呈给后主刘禅的奏章。《前出师表》作于建兴五年（225年），收录于《三国志》卷三十五，文章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明诸葛亮北伐的决心。他在表中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为兴复汉室而努力。 《后出师表》作于建兴六年（226年），说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引咎责躬，厉兵讲武，当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之时，他上此表请求再次伐魏。因为他第一次北伐时有一篇《出师表》，因此这一次的被称为《后出师表》。诸葛亮在文中表示为了国家，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深刻地表现了诸葛亮对国家的耿耿忠心。其中有“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经常被后人引用。南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引用安子顺之说：“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 《后出师表》记载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东晋的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但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这篇《表》时却注明：“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他持论谨慎，不言其非，也不言其是，不过，他客观记述的情况，却能启发人们去怀疑《后表》的真伪。所以，清人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中就怀疑《后表》是后人伪撰的，他认为，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欠考虑，陈寿《三国志》不载此文“极有卓见”。 当然也有人认为《后出师表》应是诸葛亮所写。因为张俨与诸葛亮同时稍后，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人伪撰，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把它收进《默记》。至于陈寿，因为不敢犯司马氏之讳，所以不敢把骂他们为魏贼的《后出师表》收入《三国志》本文。但较多的人还是认为《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 一、《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的立意完全不同。《前出师表》表示了诸葛亮对北伐必胜的信心：“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又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后出师表》却语气沮丧：“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虽然此时已有街亭一败，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诸葛亮怎会雄心全挫呢？而且，如果是诸葛亮自己所写，此文应该畅所欲言，没有必要故意贬低自己。 诸葛亮一向有胆略，有抱负，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未出茅庐，他就自比管仲、乐毅，刘备请他出山时，正是刘备势单力孤，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在这时为刘备描绘出了据荆州、取益州，以成帝业的宏伟蓝图。就在上《后出师表》的前一年，他上《前出师表》，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但他仍相信，只要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而他率军北伐，也有决心“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不到一年，在《后出师表》中，这一切全不见了，消沉、沮丧，列举的六条，都是对北伐缺乏信心。“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北伐全然是无可奈何的。“凡事如是，难可逆见”，只有尽力而为，“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前途悲观渺茫。这不是《前出师表》中那个诸葛亮的精神状态。 二、《后出师表》所说的很多事情与史实不合。比如，它列数曹操的几次失利，如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除南阳、乌巢、潼关几次遇险史书有记载，另几次都没有确切依据。又比如，《后表》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连年不征不战，坐使孙策据有江东，这和史书记载的情形也不合。这或者可以解释为史书缺载或误载，或诸葛亮误记，但有一件事却不可能误记，即赵云之死。赵云是建兴七年(229年)死的，他在第一次北伐中虽然失利，但未大败，更不至于丧生，他还被贬为镇军将军，这是退军以后的事。这是《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明确记载的。但上于建兴六年(226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赵云和另外70多名战将都已经死了。这个明显的漏洞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后出师表》的行文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出师表》是上给后主的，诸葛亮受刘备临终之重托，因此，他对后主一向是恭谨的，虽时时苦心劝谏，但措辞总是诚恳委婉，《前出师表》就是这样。不像这篇《后表》，开头就直说后主无能，当面指问：“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这不是臣下对君主的口气，更不像诸葛亮说的话。 因此，有人认为《前出师表》是忠臣志士无意为文，故风格至为高迈。《后出师表》是作伪者有意为文，因而辞意不免庸陋，如“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四句，均一句四字，两句对偶，意思完全雷同，《前出师表》就没有这样的句子。清代学者黄式之就说：“《前表》悲壮，《后表》衰飒；《前表》意周而辞简，《后表》意窘而辞繁。” 既然认为《后出师表》非诸葛亮自作，那么，伪造者又是谁呢？由于《后出师表》出于张俨的《默记》，因此，一些学者就肯定它是张俨所作。但有人指出张俨对于诸葛亮的将才是评价很高的，对北伐也抱有乐观态度，认为假使诸葛亮寿命长一些，北伐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这与《后出师表》悲观失望的态度全然不同，因此，伪作者不可能是张俨。 无论《后出师表》的作者是谁，其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都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精神品质。《后出师表》的全部价值也就在此。罗贯中把《后出师表》写入《三国演义》，大约也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抓住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塑造了一个光彩夺目，为世代人们景仰的艺术典型。诸葛亮也成为了后世所敬仰的忠义与智慧的象征。 硬汉关羽不近女色还是好色之徒？ 硬汉关羽不近女色还是好色之徒？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并州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市）人。他是三国时期蜀汉著名将领、前将军、汉寿亭侯、军事家、五虎上将之首。他死后受民间推崇，又经历代朝廷褒封，被人奉为关圣帝君，佛教称为伽蓝菩萨，尊称为“关公”。被后来的统治者崇为“武圣”，与号为“文圣”的孔子齐名。有“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的佳话。 在中国古代层出不穷的名人之中，关羽以其英雄传奇的一生，被后人推崇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他由“万世人杰”上升到“神中之神”，成为战神、财神、文神、农神，是全方位的神明，为历代统治者和百姓万民共同尊奉。在民间传说和《三国演义》中，关羽不仅武艺超群，无以匹敌，而且是一个不近女色的大英雄、伟丈夫。《三国演义》中提到曹操曾经赐予关羽十名美女，但关羽毫不动心，全部送去侍奉刘备的甘、糜二夫人。 然而，最近却有专家把一个迥然不同的关羽展现在人们眼前。认为关羽竟然也英雄难过美人关，他竟然和曹操争过美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三国志》的《蜀书》和《魏书》记载：刘备在被吕布夺了徐州后，前去投靠曾派大将夏侯惇来增援自己的曹操，后来曹操将一部分兵给刘备，自己亲率大军与刘备进攻徐州，当时吕布敌不住曹军的攻势，便派了一个叫秦宜禄的人去袁术那里讨援兵，哪知道那个秦宜禄被袁术看中，强行要他娶了汉王朝的宗室女子，而他的妻子杜氏当时还留在下邳。 关羽听说秦宜禄有个长相非常出众的妻子还留在下邳城内，就请求曹操说，那秦宜禄帮吕布讨救兵，作为对他的惩罚，大军破城以后，“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就是说他的老婆没有生儿子，要求把杜氏赏赐给自己。曹操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曹操似乎并未太在意此事。到攻城之际，关羽又再三地请求曹操，谁料曹孟德见关羽迫不及待的样子，怀疑杜氏可能异常美貌，等到城池攻陷之后，曹操亲自召见了杜氏，果然是国色天香，“乃自纳之”，就留为己用了。 后来，杜氏在曹操处产下一子，据说是秦宜禄的骨肉，遂姓秦名朗。曹操非常喜欢他，曾说：“世有爱假子如孤者乎？”照此推算，杜氏在城被围的时候已经是个大腹便便的孕妇了，关羽和曹操这两人，居然都为一个孕妇着迷，而且还能令一贯有爱才之名的曹操不惜反悔食言，并且还是对关羽这样一个万人敌的勇将毁诺食言，可见那杜氏应该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而关羽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居然还对一个孕妇念念不忘，以致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主帅曹操提起要将她据为己有，当然便是个极其标准的好色之徒了。 对于这种说法，有些历史爱好者并不赞同，他们认为《三国志》中记载的原文是：“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这里边很可能有错误，“娶”应为“取”，按照三国志注里记载，秦宜禄被吕布派出城求救，后来他投降了曹刘联军，并在战后死于张飞枪下。若是我们将“娶”看成是“取”，历史的真相很可能是秦宜禄根本没突围成功，或者突围成功，但救兵不到，见大势已去，于是又返回战场，投降了联军。由于其妻子仍然留在城内，于是他向关羽祈求城破之后保全妻子家人的性命，于是关羽又去向曹操进言“乞娶其妻”，实际上是“乞取其妻”。秦宜禄知道曹操好色，心中无底，怕事情有变，反复再三要求得到保证，于是便有了关羽的“屡启于公”。但这正好引起了曹操的怀疑，于是“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关羽因有负于秦宜禄的信任而“心不自安”。从常理上讲，秦宜禄是在战后被张飞杀死的，而在围城阶段，并没有死，也就是说，“其妻”仍是个有夫之妇，关羽屡次三番地央求曹操要得到一个有夫之妇，并不像是一个知书达礼者所为，如果关羽本质如此，为何只此一例？为何关羽曾将曹操赠给的十名美女送给别人当侍女？这非常让人难以理解。 也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应该苛求关羽，不应该把现代人的一些观念加在关羽身上进行评点，而应该将关羽的行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即使关羽真的曾经向曹操要求娶秦宜禄的妻子“杜氏”，关羽常年在外征战，妻子又没生孩子，这在他所身处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的确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据此，关羽想纳天生丽质的败将之妻为妾，按说也是情理中事。曹操出尔反尔，将杜氏据为己有，关羽对此极为不满，甚而一度动了杀机，对一个铁血男儿来说，恐怕也只是“一念之差”。就凭一件事情说关羽与曹操争风吃醋，说关羽是个“好色之徒”，未免过于刻薄，太不近人情了。 神医华佗死于自己比曹操有才吗？ 神医华佗死于自己比曹操有才吗？ 华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为自己看病。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有所好转。《三国志》对此的记载是：“佗针鬲，随手而差。”后来，随着政务和军务的日益繁忙，曹操的“头风”病加重了，于是，他想让华佗专门为他治疗“头风”病，做自己的侍医。但是华佗却不愿意，他借口妻子有病，告假回家，不再到曹操那里去了。曹操非常愤怒，派人到华佗家里去调查。曹操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真有病，就送给他小豆四十斛；要是没有病，就把他逮捕来治罪。 传说华佗被逮捕送到曹操那里以后，曹操仍旧请他治病。他给曹操诊断了以后，对曹操说：“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说，你的病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治好，即使长期治疗，也只能苟延岁月。而要全部治好，使之不再重犯则需要先饮“麻沸散”，麻痹脑部，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这样才可能去掉病根。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是要借机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命令将华佗杀害。 但是，华佗之死责任果真全在曹操吗？华佗真的没有任何过失吗？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是众多读书人的信条。华佗所生活的东汉末期，学儒读经成为社会风尚，而医药医术虽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所需，但却为士大夫所轻视，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据《三国志·方技传》记载，华佗“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他在行医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医生地位的低下。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前来请他看病的高官权贵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在这些高官权贵的眼中，华佗即使医术再高明，也只是一个医生而已，在同他们的接触过程中，华佗的失落感更加强烈，性格也变得乖戾了，难以与人相处，因此，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毫不客气地说他“为人性恶，难得意”。在懊悔和自责的同时，他在等待入仕为官的机遇的再度降临。 恰恰在此时，曹操得知了医术高明的华佗，而华佗也仿佛看到了走入宦途的机会。华佗正是想利用为曹操治病的机会，以医术为手段，要挟曹操给他官爵。“头风”病确实比较顽固，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想要彻底治愈确实很困难，华佗虽为神医，也未必有治愈的良策。但若说即使“恒事攻治”，也只能苟延岁月，死期将近，就未免危言耸听了，很明显有要挟的成分在内。 但是，曹操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识破了华佗的用心。他后来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意思是说，华佗能治好这病，他为我治病，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曹操对华佗的“要挟”很不满，他并没有满足华佗的要求。 于是，华佗便以家中有事为借口，请假回家。到家后华佗又托辞妻子有病，一直不回，对曹操再度进行要挟。曹操大怒，将华佗拘捕。为了治病，曹操再度容忍华佗，没有将他处死。但是华佗却提出了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去掉“病根”的治疗方法。多疑的曹操再也不能容忍，将华佗杀害。 那么，假如曹操真的同意用此方法疗病，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首先，动手术克服不了感染的问题。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华佗所使用的器械“利斧”根本不可能做到无菌，在有菌的条件下进行头部的手术，曹操在手术后肯定会发生颅内感染，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广谱抗生素，仅仅一个感染就足可以置曹操于死地。现代医学那么发达，手术后的感染还经常发生，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感染不愈合。曹操那时动手术，后果就可想而知了。除非曹操的抵抗能力非常强，否则他是必死无疑。然而曹操当时已经不再强壮了，他的抵抗能力能经得住华佗的折腾吗？ 其次，华佗能够顺利地进行脑部手术吗？华佗的确是当时最杰出的神医，但他对人的大脑研究以及是否做过脑科手术，在史书中并无一字记载。按照颅脑的解剖来看，人的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也不同，有分管语言的语言中枢、记忆中枢、视觉中枢、味觉中枢。人类认识大脑的解剖只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就是现在，大脑斜坡部位仍是手术的相对禁区。按照当时的认识，华佗不可能知道大脑的精细解剖结构。如果真动手术，稍有不慎，曹操就会立即命丧黄泉。 再次，华佗能否对曹操进行急救也是一个问题。开颅手术时要有起码的急救设备，比如心电监护设备、输血补液设施、吸氧设备等，这些起码的设备缺一不可。一旦血压下降或者是心跳骤停，在这些起码的急救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曹操开颅就会凶多吉少。 除此之外，华佗开颅面临的医学问题还有不少，不论哪一项开颅条件不具备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曹操不开颅尚且可以存活一段时间，如果开颅必然是九死一生。生性多疑的曹操岂能容忍这样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曹操认为华佗是在故意暗害自己也是讲得通的。 曹操杀害华佗虽然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好恶，但是，从《汉律》上讲，也有他的依据。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下，以“动以王法从事”著称。无论是理政还是治军，甚至齐家、诫子，曹操都以汉律为基本准则。依照汉律的规定，华佗犯了两宗罪：一是欺骗罪，二是不从征召罪。而令华佗命丧黄泉的主要是后者。汉律中有“大不敬”罪，对“亏礼废节”之犯者要处以重刑，《汉书·申屠嘉传》便载有人“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的案例。“大不敬”的具体内容较多，其中“征召不到大不敬”适用于华佗所犯之罪。在当时的情况下，曹操以此为华佗定罪，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传国玉玺历经千年神秘失踪之谜 传国玉玺历经千年神秘失踪之谜 中国历史上，堪称国之重宝的器物不在少数，但恐怕没有一件比得上传国玉玺。它是野心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又是史学家浓墨重彩描绘的对象。笼罩在它身边的，是重重的刀光剑影，低沉的鼓角铮鸣，它的出现和消失，甚至成为王朝更替、江山易帜的象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将和氏璧琢为玉玺，命李斯丞相在其上篆“受命於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字，由玉工孙寿刻到上面，从而成为传国玉玺。 秦二世死后，由子婴把传世玉玺献给汉高祖刘邦，授之为“汉传国玉玺”。西汉末年（8年），王莽专权，当时皇帝孺子年仅2岁，传国玉玺置于长乐宫，由元帝王皇后代为掌管。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派他的弟弟舜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尔兄弟，今族灭也！”将传国玉玺摔在殿廷，玉玺被摔碎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公元23年十月，王莽被杀，玺被校尉公宾所得，献给绿林军将领李松。又由李松派人送给更始帝刘玄。刘玄为赤眉军所掳后，传国玉玺落入赤眉军拥立为帝的刘盆子手中。后来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玉玺拱手奉于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为宦官所害。袁绍领兵入宫诛杀宦官，宫中大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传国玉玺，返宫后传国玉玺查无下落。 东汉末年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率先攻入洛阳城的孙坚，在井中见一宫女之尸身上有一红色盒子，匣中之物正是传国玉玺（见《吴志》）。之后孙坚之子孙策将玉玺献与袁术以借兵马。孙策用此玺从袁术处换来三千兵将，从而奠定了孙吴霸业之基。袁术称帝失败后，玉玺归属曹操。 曹魏代汉，传国玉玺作为“君权神授”的象征，落入曹丕之手。曹丕使人在传国玉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西晋受禅，传国玉玺又落入司马氏手中。此后，北方陷于十六国分裂动荡的局面，传国玉玺几经辗转，又落入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用三百精骑连夜把它送至首都建康，献给晋帝，传国玉玺重归晋朝司马家。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自立为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在南朝，传国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攻破宫城，劫得传国玉玺，不久侯景败死，他的部将侯子鉴将玉玺投到了栖霞寺的井中，有一个寺僧将玉玺捞出收存，后来他的弟子将玉玺献给了陈武帝。 杨坚建立隋朝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传国玉玺入了隋宫。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今扬州)，隋亡。萧后及太子元德携传国玉玺遁入漠北突厥。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于是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公元630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玉玺归于唐朝。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朱温篡唐后，传国玉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郭威建后周后，遍寻传国玉玺不着，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一个农夫在耕田时发现了传国玉玺，送至朝廷。经13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就是始皇帝所制传国玉玺。但是朝野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怀疑它的真伪。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走，传国玉玺也被大金国掠走，随后便销声匿迹。 在南宋、金朝长期并存的100多年中，传国玉玺一直没有音讯。金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蒙古攻灭金朝，金哀宗自尽，并未发现传国玉玺。南宋德二年（1276年）正月，元朝攻灭南宋，宋恭帝奉上传国玺投降，但这是南宋自己制作的玉玺，并非秦始皇传下来的。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忽必烈去世，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却神秘地在大都出现了。夏四月，在上都举行的蒙古王公贵族大会上，御史中丞崔将玉玺献给皇孙铁穆耳，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铁穆耳即位，是为元成宗。此后，传国玉玺在元朝传了数代皇帝。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闰七月，元惠宗逃往蒙古草原，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明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太祖以历代传国玉玺未得，遣徐达率精兵15万，分三路攻入漠北，追击遁逃的北元朝廷，以期得到传国玉玺。双方一直战到十一月，明朝大军最终还是空手而返。至此，经历了1500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玉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明清两代，偶尔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但是都是附会、仿造之赝品。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有一名陕西人得到一块玉印，据称为传国玉玺，呈献明孝宗，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没有采用。明末，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漠北的传国玉玺，为其后裔林丹汗所有，林丹汗兵败之后，玺落入后金太宗皇太极手中，皇太极因此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表示要占领中原，取代明朝的统治。清朝初期，故宫交泰殿藏御玺39方，其中一方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玉玺被称为传国玉玺。但乾隆钦定御玺时，却认为这块玉玺“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钦定为赝品。直到1912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据说，玉玺现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这只是一种猜测，台湾方面没有承认此事。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数隐数现。自从五代时期传国玉玺失踪，这块国宝真假难辨。那么，真正的传国玉玺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能回答。 《洛神赋》中的神秘女子是谁？ 《洛神赋》中的神秘女子是谁？ 东晋时期的著名画家顾恺之有一幅流传千古的名画：《洛神赋图》，此图描绘的是曹植与洛神相逢，但是洛神却无奈离去的情景。在画中，站在岸边的曹植表情凝滞，一双秋水望着远方水波上的洛神，痴情向往。画中的洛神梳着高高的云髻，被风而起的衣带，给了水波上的洛神一股飘飘欲仙的来自天界之感。她欲去还留，顾盼之间，流露出倾慕之情。但最终在云端中渐去，留下此情难尽的曹植在岸边，终日思之，最后依依不忍地离去。 《洛神赋图》依据的是曹植的千古名篇《洛神赋》。其中曹植这样描述洛神的美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容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从抽象到具体，从神韵、风仪、情态、姿貌，到明眸、朱唇、细腰、滑肤，描绘得淋漓尽致，使人如闻其声，如睹其形。此外曹植还描写了洛神的动态美：“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曹植借助自己的梦境，将他的梦中情人如梦如幻地描绘了出来。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有一个疑问，曹植所描写的“洛神”和顾恺之画中的“洛神”是现实中的人物还是梦境中的想象？ 有人认为，所谓的“洛神”是现实存在的，那就是曹植的嫂嫂甄氏。据《文昭甄皇后传》载：甄氏乃中山无极人，上蔡令甄逸之女。建安年间，她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东汉献帝七年，官渡之战，袁绍兵败病死。曹操乘机出兵，甄氏成了曹军的俘虏，继而嫁曹丕为妻。曹操的夫人刘氏生长子曹昂，早年殁(死)于宛城。次夫人卞氏生四子：曹丕，笃厚恭谨；曹彰，勇而无谋；曹植，聪明机警，却嗜酒放纵；曹熊，身体病弱。 甄氏嫁给曹丕后，当时曹操正醉心于他的霸业，曹丕也援有官职，而曹植则因年纪尚小，又生性不喜征战，遂得以与甄妃朝夕相处，进而生出一段情意。曹操死后，曹丕于汉献帝二十六年（229年），登上帝位，定都洛阳，是为魏文帝。魏国建立。甄氏被封为后，并于次年郁郁而死。 就在甄后去世的那年，曹植到洛阳朝见哥哥。甄后生的太子曹睿陪皇叔吃饭。曹植看着侄子，想起甄后之死，心中酸楚无比。饭后，曹丕遂将甄后的遗物玉镂金带枕送给了曹植。曹植睹物思人，在返回封地时，夜宿舟中，恍惚之间，遥见甄妃凌波御风而来，曹植一惊而醒，原来是南柯一梦。回到鄄城，曹植脑海里还在翻腾着与甄后洛水相遇的情景，于是文思激荡，写了一篇《感甄赋》。曹植在这篇赋文中以神话的方式来寄托他思念甄氏的哀思。魏明帝继帝位后，为避其母讳，乃改名《洛神赋》。 《洛神赋》语言优美，感情真挚。唐代大学者李善注解《洛神赋》，将曹植和甄妃的一段恋爱故事讲述得活灵活现，生动逼真，更使洛神和甄妃等同起来。人们喜爱这段浪漫故事，更愿意相信这段故事的曲折、真实。这样，洛神甄夫人的传说借助《洛神赋》的优美文字和李善的浪漫注解不胫而走，风行天下。 同样，有人提出了所谓的“洛神”并不是甄氏的理由：第一，即使曹植爱上他的嫂嫂，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写《感甄赋》。丕与植兄弟之间因为政治的斗争，本来就很紧张，曹植写《感甄赋》，岂不是色胆包天，不怕掉脑袋了吗？ 其次，《洛神赋》原名《感鄄赋》，亦作《感甄赋》。而此“甄”不同彼“甄”，“甄”字通“鄄”，在作《感甄赋》的前一年，即黄初二年，曹植被曹丕封为鄄城侯，第二年又晋封为鄄城王（今山东濮县）。所谓感鄄者，所感的不是甄后之甄，而是鄄城之鄄。胡克家在《文选考异》中认为这是世传小说《感甄记》与曹植身世的混淆，作品实是曹植“托词宓妃，移寄心文帝”而做，“其亦屈子之志也”，“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就是说赋中所说的“长寄心于君王”。朱干在《乐府正义》中指出，“感甄”之说确有。但所感者并非甄妃，而是曹植黄初三年的被贬地鄄城。 而洛神，则是洛水之神，名宓妃，是传说中伏羲氏之女。曹植在《洛神赋序》里写道：“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后来，甄后的儿子曹即位为魏明帝，他对叔叔的文章倒是很喜欢，不过觉得题目起得不好，便将《感甄赋》改为《洛神赋》。无论是曹植，还是曹，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一改名举动竟被后人理解成“欲盖弥彰”，于是文人附会，臆想百出，那个在洛水之畔赠送枕头的女子，便由宓妃变成了甄妃。 由此看来，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鄄”与“甄”的混淆使得甄妃成了《洛神赋》的主角，也成全了后人传说的美丽爱情故事。 刘禅装疯卖傻是最高生存智慧 刘禅装疯卖傻是最高生存智慧 说起刘备的儿子，小名叫做“阿斗”的刘禅，人们总把他与“扶不起”相联系。在世人的心目中，刘禅是平庸昏聩之君，不管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是市井的平头百姓，对刘禅的印象始终是碌碌无为的庸主一个。更有甚者称之为“亡国之昏君，丧邦之庸人”。“乐不思蜀”的故事，似乎更加证明阿斗的“扶不起”。历史上的阿斗真的扶不起吗？他真的是个昏庸、愚钝甚至有些弱智的君主吗？ 从史籍的记载和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有人认为，刘禅虽然不是英明神武之君，但也不是一个完全懦弱无能的人，他起码拥有中等的智慧， 一、具有大度量。 刘禅17岁继承帝位后，依据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当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于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所有的事情刘禅都“按丞相说的办”。对于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随着刘禅年纪渐长，按照汉代朝廷的常规，诸葛亮应当逐渐地将大权交还给刘禅，可是，诸葛亮仍紧握大权。这些刘禅都无怨言。 诸葛亮带兵出外征战，对已年满22岁的刘禅依旧不放心，特派心腹董元为侍中，统宿卫亲兵，“监管”刘禅。对这些，刘禅一让再让，他不想引起国内的政治混乱。不仅如此，在北伐的问题上，刘禅的头脑也非常清楚，诸葛亮急于北伐的时候，他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 诸葛亮用人失误，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主刘禅适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诸葛亮病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 此时，李邈上书，援引历史上吕禄、霍光等人的例子，诋毁诸葛亮“身仗强兵，狼倾虎视”，说诸葛亮之及时死去使其“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暗指诸葛亮如果不死，早晚会图谋不轨。李邈所说或是其真实想法，或者是为了迎合刘禅。但是刘禅闻言大怒，将其下狱处死。这说明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内乱不可避免。 刘禅不仅对诸葛亮宽宏大量，对其他大臣也是如此。刘禅是中国历代帝王里，对大臣动刀较少的一个了，这点非常难得。 二、头脑清楚、知人善用。 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的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犄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诬奏杨仪造反。刘禅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说：“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魏延被杀后，刘禅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刘禅以费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管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局。 《魏略》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曹爽与司马懿争权被杀后，夏侯霸害怕受到株连而入蜀，刘禅亲自出迎。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为老将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原来，刘禅之妻乃张飞女，而张飞之妻又为夏侯渊的从妹，所以刘禅才这么说。之后，刘禅对夏侯霸“厚加爵宠”。刘禅对夏侯霸的这一套怀柔拉拢的手段，即使其父刘备在世，大概也不过如此，足见刘禅绝非平庸之辈。 从当时的历史情势来看，刘禅从公元223年登基，至公元263年降魏下台，称帝在位41年，是在三国时期所有国君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在那种群雄割据、兵连祸结的动乱年头，能执政这么久，没有相当的才智是不行的。有人把刘禅安稳地做皇帝归因于诸葛亮的辅佐。其实，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他死后，刘禅还做了29年的皇帝，很难说成是全凭诸葛亮的辅佐之功的。 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这个敏字可说明阿斗并非愚蠢之人，不然诸葛亮不是有心讽刺了？《晋书·李密传》中也记载，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裴松之也评价刘禅“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当曹魏兵围成都之时，刘禅不战而降，这是刘禅最难以让人理解的。裴松之也就此事评论道：“方邓艾以万人入江油之危险，锺会以二十万众留剑阁而不得进，三军之士已饥，艾虽战胜克将，使刘禅数日不降，则二将之军难以反矣。故功业如此之难也。” 而对于刘禅的“乐不思蜀”，刘禅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家生命，甚至包括蜀地百姓的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三国志集解》引于慎行的话说：“刘禅之对司马昭，未为失策也……教之，浅也。思蜀之心，昭之所不欲闻也……左右虽笑，不知禅之免死，正以是矣。”同样是投降后宣布退位的皇帝，刘禅得以做了八年的安乐公后寿终正寝，东吴的孙皓则被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赐毒酒杀了，这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在刘禅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 曹操墓找到了，刘备墓在哪里呢？ 曹操墓找到了，刘备墓在哪里呢？ 2009年河南安阳疑似曹操墓的发现，吸引了全国人的眼球，随后，与他一同“煮酒论英雄”的刘备也“不甘寂寞”，众多专家学者开始讨论刘备死后的真正葬身之地，有人认为刘备葬于四川彭山牧马乡的莲花坝，有人认为刘备葬于重庆奉节，也有人认为刘备就葬于成都武侯祠的惠陵，众多说法纷纷扰扰、不一而足，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 据陈寿的《三国志》记载刘备死后葬于惠陵，惠陵就位于今成都武侯祠。但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刘备死于农历的四月，对于四川来说，正是烈日炎炎、气温极高的夏天。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从白帝城(今奉节)到成都全是逆流而上的水路和崎岖的山路，仅单程也得需要30多天时间。如果花这么长的时间把刘备的尸体运到成都，尸体很可能已经腐烂，也就是说诸葛亮根本不可能拉着臭气熏天的刘备尸体，经过长达30多天的跋涉，把刘备安葬在成都。惠陵并不是真的刘备墓，而只不过是纪念刘备的衣冠冢。 据此，有人认为真正的刘备墓在四川彭山的莲花坝。他们还提出了自己的理由：首先，从文史资料来看，有关牧马乡莲花坝有皇坟的文字史料，《彭山县志》载：“治北四十里莲花坝有皇陵，并传莲花坝有皇庄。墓依山势，封土呈覆斗形，传此为刘备坟。民国时期，有自称刘备后裔的刘冬冬在此结庐守墓，言留有刘氏族谱，此人已死，族谱难觅……” 从历史遗迹来看，在莲花村有一座神秘的大山丘，这座山丘朝向东南，正对府河、黄龙溪，占地100多亩，被当地人称为九片莲花花瓣的小山丘将皇墓环抱其中。古代风水先生还把这一带叫做“九龙回头望”。如此好的风水宝地除莲花村以外，在我国还有北京的十三陵，这种“九龙回头望”只有封建时期的帝王才能享用。据当地文管所提供的资料，皇墓垂直高21米，封土周长100余米。1995年4月，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测局605勘测队的红外检测结果显示，皇墓的顶部位于封土顶部下方50米，堆土下方建筑物面积约为30x35平方米，极有可能是巨大古墓。 现在的皇坟上，长满了各类杂草和茶树，被村民挖出来的墓砖四处散落，随处可见。墓顶侧，有几个六七米的盗洞，这些可能都是盗墓贼“光顾”后的痕迹。沿着洞口往下观察，全是一层三合土加一层黄泥土夯筑起来的，靠近皇坟的地方还曾发现一块数十吨重的灌县石。由于墓建筑中混合有石灰，所以在皇坟的半山腰以上，竟然看不到蚂蚁蚊虫之类的东西。 但这一观点也存在问题，那就是彭山牧马乡莲花村离成都骑马也就半天的时间，难道刘备的尸体运到莲花村就不会腐烂吗？再有，这座皇坟总面积达100多亩，全是由墓砖、墓墙、数十吨一块的灌县石和石灰、蛋清、黄泥混合夯筑成的，远看近观都像一座小山丘。按照当时的施工手段及进度，这些至少需要数十万民工苦干一个月以上，当时，哪来那么多石灰、蛋清？哪来那么多黄泥之类的东西？如此巨重的石头又是怎样从数百里之外的地方运到莲花村的？其三，彭山人称刘备墓在彭山牧马乡莲花村皇坟处，虽然历经盗墓贼频频光顾，但是为何至今未能有一件可以证明刘备墓在此的实物？ 还有一种说法是，刘备死后，由于尸体运输困难，原地葬在了奉节。20世纪60年代奉节修县委办公楼时，曾在该处挖出一个大洞。县政府在修建出城公路时，也挖出一条1米宽的土槽，当时被文物界认为是刘备墓的墓道。1982年，安徽物理探测所应邀前往探测，发现夔州宾馆地下有18米深的空洞，并有金属反应，推测可能是金属随葬品或铁墓碑。在后来的多次探测中，均得出相同的报告。但是，历史史籍对此却没有记载，也没有其他佐证证明这或许存在的墓址就是刘备墓。 以上两种说法，都没有确切的证据，实际上，刘备墓最有可能就位于成都武侯祠里的惠陵，陈寿的记载最有可能是历史的真相。 首先，《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明确记载：刘备于章武三年（223年）夏四月癸巳（即四月二十四日）卒于永安（今奉节）后，“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这是蜀汉朝廷要昭告天下的国家大事，也是新即位的后主刘禅所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先皇的葬礼不仅庄重严肃，还关乎到朝廷威信，刘禅和总揽国政的丞相诸葛亮不可能说假话，也毫无隐瞒事实的必要。 从陈寿的经历来看，他虽然在西晋时期写就《三国志》，但他生于蜀汉后期的蜀汉之地，熟悉蜀汉史事，没有任何理由隐瞒或歪曲事实。《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记吴皇后云：“延熙八年（245年），后薨，合葬惠陵。”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先主传》记载的可靠性。且没有任何一本正史的任何记载否认刘备的葬身之处。 再者，按照古代礼制，皇帝的陵墓均置于京城附近；即使君主卒于外地，遗体也要运回京城附近的陵墓安葬。刘备遗体运回成都，葬于惠陵，正是继承汉制的体现。如果将他葬于外地，不仅违背了帝王的葬制，而且破坏了汉朝“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不仅刘禅不能接受，其他臣子和举国臣民肯定也无法接受！ 而对尸体防腐的怀疑则是低估了我们的老祖宗在遗体保存方面的高超技术。早在西周时期，古人就已解决了尸体保存的难题；秦汉以来，遗体保存完好者比比皆是，尽管古人保存遗体的具体方法我们尚不清楚，但资料的散失绝不等于这种技术不存在，铁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所谓“就近安葬”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是主观揣测，实在经不起推敲。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刘备墓就位于今成都的武侯祠。 古代著名的三个头盖骨，哪个最值钱？ 古代著名的三个头盖骨，哪个最值钱？ 对于人类的历史，仅1%可通过历史记录得知，其余99%就是考古研究的任务了。考古是现代人类了解古代人类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考古发掘，人类的历史进程才能被完好地连接、统一起来。而遗物为考古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这些遗物不仅包括死者留给后代的物品，还包括死者的随葬品甚至死者的遗骨。在中外历史上，就有三具非常著名的头盖骨，它们价值连城，却又带给我们扑朔迷离的故事。 依据这三具头盖骨的年代来分，它们分别是北京人头盖骨、玛雅文化中的水晶头骨以及最近被发现的疑似曹操的头盖骨。 1929年12月2日，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带领考古发掘人员首次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时代距今50万年，而在此前，被普遍接受的最早化石记录是西欧的尼安德特人，距今不超过10万年。之后，裴文中和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又陆续发现了5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作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代表，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因此，“北京人头盖骨”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但是，也正由于这样，它也成为一些投机商和帝国主义者所觊觎的对象。裴文中等发掘出来的5个北京人头盖骨和一批化石，在抗日战争期间竟然奇怪地“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而在遥远的墨西哥，科学家在中美洲的贝利兹的玛雅遗迹中发现了水晶骷髅。这个水晶骷髅属于1000年前的玛雅文化时期，大小几乎和人类的骷髅相同。经过检测，这个水晶头骨没有任何使用现代工具所遗留下来的加工痕迹，是完全的手工制品。科学家们曾把水晶头骨和真正的人类头骨作了比较，发现除了眼部特征稍稍偏于人类的正常范围以外，其他参数都与真正的人类头骨相差无几。我们知道，近代光学产生于17世纪，而人类准确地认识自己的骨骼结构更是18世纪解剖学兴起以后的事。这个水晶头颅却是在非常了解人体骨骼构造和光学原理的基础上雕刻成的，另外，水晶是世界上硬度最高的材料之一，用铜、铁或石制工具都无法加工它，而1000多年前的玛雅人又是使用的什么工具呢？另外，这种纯净透明的水晶虽然硬度很高，但质地却脆而易碎，科学家们推断：要想在数千年前把它制作出来的话，只可能是用极细的沙子和水慢慢地从一块大水晶石上打磨下来，而且制作者要一天24小时不停地打磨300年，才能完成这样一件旷世杰作。 关于玛雅水晶头骨，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有着一个古老传说：古时候有13个水晶头骨，能说话，会唱歌。这些水晶头骨里隐藏了有关人类起源和死亡的资料，能帮助人类解开宇宙生命之谜。根据传说，人们必须在2012年12月21日之前找到全部头骨。那一天是已经循环了5126年的玛雅历法的终结。除非13个头骨聚集在一起并按正确的位置摆放，否则地球将飞离轴心。只有那样做，头骨的超自然力量才能挽救地球。 抛开神秘消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和神秘存在的玛雅水晶头骨。最近，还有一个头盖骨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关注，那就是疑似曹操头盖骨的出现！ 曹操是一个中国人人尽皆知的历史人物，他生于公元155年，死于公元220年，是我国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由于在历史记载和文学作品中，曹操大多以奸雄的面貌出现，民间传言，曹操为了防止自己的坟墓被盗，他在生前就做了周密的安排，出殡那天，72具棺木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抬出，葬入事先准备好的墓室内，真假难辨。 但是，在2009年却有众多专家学者号称发现了曹操墓，曹操的尸骨就在墓中。这座墓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之所以说这座墓就是曹操的墓葬，证据如下：首先，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 其次，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 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1公里处，地属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 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要求“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看似精美的一些玉器等装饰品也应是曹操日常佩戴之物。 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于是，将这一墓葬基本认定为魏武王曹操高陵。 在墓室清理过程中，考古专家还发现有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经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3个个体，其中，墓主人为男性，年龄在60岁左右。专家推断，这很可能是曹操的遗骨。为了确认此墓主人的身份，有专家还建议去曹操的老家取曹氏先祖的dna与这具遗骨进行比对。看来，此墓中的头盖骨对墓主人身份的确定作用极大。 上面所讲的这三个头盖骨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关注是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至于将来有没有更多的有价值的头盖骨出现，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酒鬼？ 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酒鬼？ 中国自古即是一个爱好饮酒的国度，中国历史上能饮酒的人比比皆是，那么谁才是他们中酒量最大的人？他们中谁又是不折不扣的酒徒？ 宋人赵崇绚在其作品《续鸡肋》里做了一个统计，并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酒量最大的人是汉宣帝时期的丞相、大法官于定国，说他饮酒可至数石而不乱。其他高手还有汉朝的大儒郑康成可饮一斛，汉朝的卢植是一石的酒量。而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则是中国历史上不折不扣的最大酒徒。 我们所说的酒量纪录，显然是以一天里面喝而不醉为前提的。假如喝了醉，醉了喝，像李白自诩的“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那样，就无法计算，而且还将增加无数的纪录。比如东汉的文学家、音乐家、史学家蔡邕，据说也能喝一石，不过他常常喝醉。而于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冬月治请谳，饮酒益精明”。一石是多少？按照通常说法是100斤，不过各个朝代的量具大小是不一样的，根据科学家沈括的换算，汉朝的一石相当于宋朝的32斤。古人说的“数”是指3以上的数字，也就是说，这位饮酒冠军的酒量，大约等于100斤酒。后来，许多人的著作也都首推于定国为中国饮酒冠军。 另一位能与于定国比一下酒量的名人，是大名鼎鼎的孔夫子。“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这是一个在中国流传甚远的话题。孔子一生崇尚中庸，自己曾说过“不为酒困”，也就是并不沉迷喝酒，百觚折算下来也有上百斤，但不仅孔融相信，2000多年来许多文人对此深信不疑，东晋著名的炼丹道人葛洪说：“嗜酒无量，仲尼之能也。”但是考虑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酒，酒精度还没有现在的啤酒高，鲁国的酒更是淡得出名，所谓“鲁酒薄而邯郸围”。所以他的酒量是比不上于定国的。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不仅酒量大，而且是不折不扣的酒徒，他就是刘伶。 众所周知，竹林七贤处在魏晋易代之际，各有各的遭遇，因对现实不满，隐于竹林。七贤会聚河内竹林，其主要目的就是清谈和饮酒。七人几乎都是嗜酒成瘾，纵酒放任。比如，阮籍听说步兵厨营人擅于酿酒，并且贮存美酒三百斛，就自荐当步兵校尉。任职后尸位素餐，唯酒是务。阮咸饮酒不用普通的杯子斟酌，而以大盆盛。有一次，一群猪仔把头伸入大盆，跟阮咸一起痛饮起来。 而刘伶则是将饮酒发挥到了一个顶峰。他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里抱着一壶酒，命仆人提着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哪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更是以喝酒闻名。一次，他酒瘾大发，向妻子讨酒喝，他妻子把酒倒掉，砸碎酒具，哭着劝他道：“你酒喝得太多了，不是保养身体的办法，一定要把它戒掉。”刘伶说：“好!我不能自己戒酒，应当祈祷鬼神并发誓方行，你就赶快去准备祈祷用的酒肉吧。”他妻子信以为真，准备了酒肉，刘伶跪着向鬼神祈祷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次能饮十斗，再以五斗清醒，女人说出的话，切切不可便听。”说罢便大吃大喝起来，一会儿便醉倒了，害得妻子痛心大哭。因此，后人多把酣饮放纵的人比作刘伶。 刘伶还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里脱光了衣服饮酒。假如有客人到他家讽刺他几句，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此后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其大意是：“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缙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不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当然，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蒸馏器是金代的，也就是说，在金代以前酒的度数是不高的，从那时候起，中国才有白酒，从此以后的诗篇中，就再也没有出现“千钟不醉”的豪情，说起来，堪称遗憾。 北朝时期众皇后为何爱出家？ 北朝时期众皇后为何爱出家？ 北朝指的是三国之后中国历史上一连串统治北中国的政权，主要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中除北齐外，都是由鲜卑族建立。北朝与南朝分立的局面，被合称为南北朝。在北朝的中后期，大概100多年之中，竟然有文明皇太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文皇后乙弗氏、宣武灵皇后胡氏等魏、齐、周等国的皇太后、皇后17人出家为尼，实在是世所罕见。这成为了我国佛教史和北朝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高高在上、享受荣华富贵的帝后成为孤独寂寞、陪伴青灯古卷的尼姑呢？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统治者佞佛、媚佛而造成，如《晋书·何充传》载：“二郄谄于道，二何佞于佛”；《新唐书·侯希逸传》亦载：“好畋猎，佞佛，广兴祠庐，人苦之。”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我国，先始于洛阳。汉末曹魏时期，在河南地区得到了初步的传播，西晋十六朝时期得以迅速的传播和发展，在北魏时达到鼎盛。北魏共历17帝，171年，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诸帝，除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外，其余多奉佛。如道武帝是北魏的开国皇帝，鲜卑族本来对佛教不大了解，“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后来在征战过程中，接触到诸地的佛寺和僧侣，于是好黄老、览佛经。见沙门，都加敬礼，并利用佛教以收揽人心。继而任赵郡沙门法果为沙门统，令绾摄僧徒，并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塔寺。而文成帝所面对的，是太武帝毁佛的残局，他在太武帝的废佛之后大力兴佛，下诏说：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用，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魏书·释老志》)。文成帝下令，各州、郡、县都建造佛寺一所，凡是想出家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一律听任出家。他想用佛教来化恶就善，于是，以往所毁的佛寺，又都恢复起来了，佛像经论，又得以流传，著名的云冈石窟，也在文成帝时开凿。 孝文帝于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之断崖分刻六龛，其佛最高达130尺，全山造像142289尊。共有造像记及题刻3680品，元魏时代造像记有300品，题名为200品，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中最为珍贵者。宣武景明元年诏营石窟，至正光四年六月，用工802366个。 北齐是代东魏而立的又一个北方政权，历6帝28年。北齐佛教的鼎盛期是文宣帝高洋时代，高洋本人也佞佛，他曾把国家财产分成三份，供养僧尼就占三分之一。受禅僧僧稠的影响，高洋还喜好坐禅，坐禅时整日不出。他又行素食，禁止捕杀鱼虾虫鸟。 北周是代西魏而立的政权，历5帝25年，北周对于佛教，经历了奉佛、毁佛、兴佛的过程。明帝宇文毓在位三年，大造佛像，曾为先皇帝造卢舍那织成像一躯和菩萨像二躯，他也下诏建寺，此诏存于《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中。继位的武帝宇文邕毁佛，到宣、静二帝，又重新兴佛。 从这样的大背景来分析，北朝17位皇后出家，皆因佞佛使然。 然而，另外一些人从北朝17位皇后出家的背景出发，仔细加以比较，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认为佞佛并不是皇后出家的真正原因，以为这些皇后出家为尼的真正原因包括：一是健康的缘故，寺庵的环境清静幽雅，有利于染病在身的皇后的康复；其次是有的皇后在争宠的角逐中，由于失宠而被逐出宫为尼；再次是因皇位更迭或王朝易代而沦为牺牲品的，对这些失败的皇后来说，入尼庵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去处；第四类是幼主嗣位后两宫争权的失败者；最后则是入寺寻求政治避难的。也有的皇后是逃避深宫禁锢追求个性解放，寺庵可以躲开皇宫的森严制度，可以成为相对自由的乐园，甚至于可以变为淫乐之地。魏太武帝就是因为发现佛寺有兵器、有藏匿妇女淫乐之处而毁佛的。 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从当时寺院经济的特殊地位来探讨分析这么多皇后出宫为尼的根本原因。北朝中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扶持，寺院势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僧尼的人数骤增。北魏时，国都洛阳有寺1367所，江北整个地区有寺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与此同时，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占有很多劳动力，他们不经营生产，通过出租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剥削广大的劳动人民，聚敛了大量的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和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范缜在《神灭论》中说：人倾尽家财去拜佛求僧，然而那些粮食却被无所事事的众僧吃掉了。大量钱财都流进了寺院，社会上到处都是坏人，但却没有人去制止，人们还都在称颂“阿弥陀佛”。 在这些佛寺中，有的还是由统治者出资修建的。这些皇帝修建的寺庵，大都富丽堂皇，以收容皇后为尼最多的瑶光寺为例，此寺还有大量的宫女供皇后妃役使。因此可以看出，这里名为寺院，实是皇后优游享乐的另一处别宫，被废黜的皇后只是失去了内主之尊，而在物质生活上与宫内差异不大。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北朝皇后为尼与被贬入冷宫相比，是一种优待，这无疑会刺激和吸引失败者的皇后入寺为尼。因此，这些人认为，在当时，寺院的特殊地位才是皇后出家为尼的根本原因。 史上首位让皇帝戴绿帽子的太监 史上首位让皇帝戴绿帽子的太监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孝文帝亲政后，改鲜卑姓为汉姓，改革服饰，迁都洛阳，制作礼乐，分明姓族，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对鲜卑族落后的社会习俗进行改革。但是，孝文帝在爱情生活上颇为坎坷，与事业的辉煌根本无法相比。 孝文帝的前两位妻子分别是林氏和高氏，林氏和高氏虽然都为孝文帝生了孩子，但是孝文帝并没有明媒正娶她们，而且孝文帝也并不宠爱她们。孝文帝后来迎娶了两位皇后，分别是废皇后冯清、幽皇后冯润。废皇后冯清，是太师冯熙的女儿。太和十七年，27岁的孝文帝，虽然此时他已经是7个男孩的父亲，然而从礼法上讲，他依然是未娶妻的单身汉。太尉元丕等上表说：“长秋未建，六宫无主，请正内位。”于是冯清被立为皇后，她履行一个皇后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每逢大典，她率领后宫中的夫人、嫔妃、世妇、御女如锦簇花团般出现在典礼现场；孝文帝出征，她留守平城，为远行的丈夫在佛前祈祷。然而，她却也无法得到孝文帝的爱。 孝文帝所有的妻子中，他最情有独钟的是冯清的异母姐姐冯润。冯润14岁入宫，她风采照人，妩媚艳丽，深得皇帝宠爱。但是不久却得了慢性病，被冯太后送出宫外当了尼姑。冯润病好之后，忍受不了念佛读经的寂寞，曾经与人有私情。孝文帝自冯润出宫之后，一直忘却不了她的音容笑貌，怀念之情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强烈。在得知冯润病愈的消息后，马上将她接回了宫中。 冯润回宫后，孝文帝对她宠爱如初。公元496年，孝文帝以皇后冯清不讲汉话为由，废为庶人，立冯润为皇后。失势的皇后冯清，避居瑶光寺为尼，青灯古佛，孤独终老。孝文帝虽然宠爱冯润，却更加重视统一大业，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他发兵20万进攻南齐，并很顺利地攻下新野、南阳、樊城等地，之后，大军停在悬瓠一带休整。 皇上领兵在外，在后宫做主的新皇后冯润水性杨花的本性又显现出来。当时宫中有一位宦官叫高菩萨，仪表堂堂，是靠欺骗手段混进宫中的，仍是个没净身的真男子。冯氏不久便与他勾搭在一起。高菩萨很会笼络人，他手下有一批人甘心为他卖命，充当爪牙。冯氏也培植了一批私党，互相勾结，表里为奸。尽管宗室中有人知道了他们的丑事，但也无人敢管。 但是，冯氏的丑闻最终还是被孝文帝知道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年少寡居的彭城公主被冯润不学无术的弟弟冯夙看中，孝文帝也答应了这门亲事。谁知公主与死去的丈夫情深意笃，不愿马上嫁人，即使嫁人，也不愿意嫁给冯夙这样的平庸之辈。冯夙准备强娶之时，无奈的公主率几个婢仆秘密出宫，赶往皇帝军中，合盘端出了皇后与高菩萨的奸情。孝文帝又惊又怒，但对妹妹的话也不全信，认为可能她在惊怒之下，捕风捉影，说了气话。但是，孝文帝的亲信宦官刘腾的密报却将孝文帝对皇后的幻想击得粉碎，孝文帝因此事急怒攻心病倒在军中。 冯皇后得知自己的丑行暴露后，忧惧之中忙与母亲常氏商讨对策。俩人求托女巫，诅咒孝文帝速死，并希图像冯太后那样，另立少主临朝称制。同时为了侦探孝文帝的情况，冯润多次派心腹到军中探望孝文帝，孝文帝为免打草惊蛇，对宫中之事佯作不知，冯润不禁心中窃喜。 公元499年，孝文帝经周密安排，突然赶回洛阳，一入宫即捕拿高菩萨等人，并且从冯皇后身上搜出一把三寸长的小匕首。到了晚上，孝文帝坐在含温室，让冯皇后坐在离自己的坐榻有两丈多远的东边屋子里，然后命令高菩萨等人坦白交待与皇后淫乱之事，高菩萨无奈，只得一一招供。审讯完高菩萨之后，孝文帝把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详两人召进自己的房中，指着冯皇后对他们说：“过去她是你们的嫂子，从今开始就是两旁路人了，所以只管进来勿须回避。”接着又说：“这个荡妇想要拿刀刺杀我，我因她是文明太后家的女儿，不能废掉她，只是把她虚置在宫中，她如果有廉耻之心的话，或许能自取一死。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还对她有什么情分。”彭城王和北海王出去后，孝文帝问冯皇后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冯皇后跪地磕头，涕泣不已。孝文帝念在多年的夫妻情分上，让冯皇后回到后宫幽居，嫔妃们见到她还照样对她施行皇后之礼，只是命令太子不再每天早晨去向她请安。 经此剧变，孝文帝一直郁郁寡欢，孝文帝因为冯润之事，加上身体本来虚弱，一病不起，临终时下旨：“冯皇后长久以来不守妇道，乖违后德，我死之后，可以赐她自尽，以皇后之礼仪加以安葬，庶可免去冯氏家门之丑。”北海王等人以孝文帝的诏令去给冯皇后送毒药，冯皇后一边跑一边大声呼喊，不肯饮药，说道：“皇上怎么会有这样的诏令，这是诸王之辈们要谋杀我呀！”北海王无奈，只好让人把她抓住，强迫她把毒药喝下去。淫乱后宫的冯皇后就这样一命呜呼！ 花木兰代父从军是杜撰的故事吗？ 花木兰代父从军是杜撰的故事吗？ 在我国古代的南北朝时期北方流传着一首长篇叙事民歌《木兰辞》，讲述了一位巾帼英雄代父从军的传奇故事：“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首民歌将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传奇故事传唱至今，使人们对“花木兰”这位巾帼英雄充满了敬仰。 传说中木兰从小跟着父亲读书写字，平日料理家务。她还喜欢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有一天，衙门里的差役送来了征兵的通知，按照当时的征兵制度，木兰的父亲也要从军。但木兰的父亲年岁已大，并且染病在身，根本就不能参军上战场杀敌。木兰没有哥哥，弟弟又太小，她不忍心让年老的父亲去受苦，于是决定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木兰父母虽不舍得女儿出征，但又无他法，只好同意她去了。 木兰随着队伍，到了北方边境后。她担心自己女扮男装的秘密被人发现，故此处处加倍小心。白天行军，木兰紧紧地跟上队伍，从不敢掉队。夜晚宿营，她从来不敢脱衣服。作战的时候，她凭着一身好武艺，总是冲杀在前。战争一直持续了12年，由于木兰作战勇猛，武艺、兵法样样精通，在军中屡立战功，脱颖而出的她渐渐从一名普通士兵跃居为一名将军。 战争结束了，大军终于凯旋而归。皇帝论功行赏，封木兰为尚书郎。但是，木兰却不愿做官，也不想要财物，她只希望得到一匹快马，好让她立刻回家。皇帝欣然答应，并派使者护送木兰回去。木兰的父母听说木兰回来，非常欢喜，立刻赶到城外去迎接。弟弟在家里也杀猪宰羊，以慰劳为国立功的姐姐。木兰回家后，脱下战袍，换上女装，梳好头发，出来向护送她回家的同伴们道谢。同伴们见木兰原是女儿身，都万分惊奇，没想到共同战斗12年的战友竟是一位漂亮的女子。 于是，木兰从军的故事就一传十、十传百，在民间流传开来。虽然木兰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在正史中却没有关于她的记载。我们见到的最早记载木兰从军故事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辞》。其中描写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究竟是文学杜撰，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呢？ 对于在历史上有无木兰这个人的问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木兰”的名字最早见于民歌《木兰辞》，无正史记载，她只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文学形象，并非真有其人。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没有被记载入正史的并不代表本人不存在，中国古代就连位高至宰辅者也未必尽入正史，特别是武将，即便参加过征战者也只不过写进了几位战绩功勋特别卓著与地位名望特别显贵的人，况且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真人真事的不计其数，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就来源于真人真事，而且木兰就是唐朝人。 这些人首先认为《木兰辞》中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唐朝。第一，诗中有“可汗大点兵”句，查遍二十四史，天子而兼有可汗之称的，仅有唐太宗一人。其次，诗中有“从此替爷征”句。只有唐初实行的府兵制，才有子代父征的规定。虽然府兵制早在北魏就出现了，但都没有子代父征的规定。另外，诗中描写府兵制的诗句甚多，如“愿为市鞍马”、“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等等，都是只有唐初有了自备资粮兵器的规定才有可能产生这种行动。诗中还有“出门看火伴”等句，也只有唐初的折冲府才规定十人为火，据此可佐证木兰的故事应该发生在唐初。再次，诗中有“策勋十二转”句，只有唐代置司勋吏，掌管官吏勋级，凡达到十二转者称为上柱国，对立有战功的将士先授以荣衔，再封以相适应的官职。最后，诗中有“愿借明驮千里足”句，史书记载：“唐制，驿置明驮使，非边塞军机，不得擅发。”据此，木兰的故事亦应发生在唐代。 那么，《木兰辞》可不可能杜撰了一个唐朝女子代父从军的故事呢？宋代的文学家程大昌在《繁演露》中说：“乐府有木兰，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归，不受爵赏，人为作诗，然不著何代人，或者疑为寓言，然白乐天题木兰花云：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即来。又杜牧有题木兰庙云云，既有庙貌，又云曾作女即，则诚有其人矣！”明朝的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也有相似的说法。他们都根据白居易和杜牧的诗句，不仅认定历史上实有木兰其人，而且认定木兰是唐代人，因为《木兰辞》在唐代尚无争议，唐代人对于唐代史实当然是了解的，而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杜牧的祖父杜佑是修过《通典》的著名史官，杜牧的《题木兰庙》相去初唐只不过几代人，木兰的故事经由杜佑考证后再传给杜牧，事实应是可靠的，况且如果木兰的故事不是史实，为什么唐代众多的诗人对之竟毫无怀疑呢？这说明唐人非常熟悉木兰，木兰确系历史人物而并非虚构应是毋庸置疑的。 王羲之如何写就名篇《兰亭序》？ 王羲之如何写就名篇《兰亭序》？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帖》。为三大行法帖之一，系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其作者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羲之(303～361年)，中国东晋书法家、文学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7岁那年，拜女书法家卫铄为师学习书法。王羲之临摹卫书一直到12岁，为了练好书法，王羲之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跋山涉水四下钤拓历代碑刻，积累了大量的书法资料。他在书房内、院子里、大门边甚至厕所的外面，都摆着凳子，安放好笔、墨、纸、砚，每想到一个结构好的字，就马上写到纸上。他在练字时，常常凝眉苦思，以至于废寝忘食。 王羲之像许多艺术家一样，有自己独特的爱好，他非常喜爱鹅，因为他觉得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山阴地方有一个道士，他想要王羲之给他写一卷《道德经》。可是他知道王羲之是不肯轻易替人抄写经书的。后来，他打听到王羲之喜欢白鹅，就特地养了一群品种好的鹅。王羲之听说道士家有好鹅，真的跑去看了。当他走近那道士屋旁，正见到河里有一群鹅在水面上悠闲地游着，一身雪白的羽毛，映衬着高高的红顶，实在招人喜爱。王羲之在河边看着，简直舍不得离开，就派人去找道士，要求把这群鹅卖给他。那道士笑着说：“既然王公这样喜爱，就用不着破费，我把这群鹅全部送您好了。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您替我写一卷经。”王羲之毫不犹豫地给道士抄写了一卷经，那群鹅就被王羲之带回去了。 对书法的痴迷，终于使王羲之成为一代大书法家。他学习别人的书法，但又不拘泥于别人的书法之中，而是善于创新，富有创造，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书法家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 当时的大书法家庚翼见人们竞相学习王羲之书体，不以为然，曾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王）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意思是王羲之的书法像“野鹜”一样，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后来庚翼见到王羲之给庚亮回信的章草，才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庚翼态度的改变，正是王书不断从一个层次向更高层次攀登的反映。 东晋时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在王羲之去世前8年，也就是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初三，时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的王羲之邀谢安、孙绰等41位文人雅士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修，并饮酒作诗。做完诗后，大家将当日所做的37首诗，汇编成集，这便是《兰亭集》。这时众家又推王羲之写一篇《兰亭集序》。王羲之酒意正浓，提笔在蚕纸上畅意挥毫，一气呵成。这就是名噪天下的《兰亭序》。序文共28行，324字。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 到了第二天，王羲之酒醒后意犹未尽，伏案挥毫在纸上将序文重书一遍，却自感不如原文精妙。他有些不相信，一连重书几遍，仍然不得原文的精华。这时他才明白，这篇序文已经是自己一生中的顶峰之作，自己的书法艺术在这篇序文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兰亭序》中有20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随葬，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今人所见，皆为《兰亭序》临摹本。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价说：“飘若游云，矫苔惊蛇。” 王羲之的草书作品无论在用笔上，还是在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一种极致。唐代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孙过庭在《书谱》中称赞道：“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王羲之的今草书是多面的，无论是书体还是技法，他都是集大成而穷变化，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曾说：“右军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 王羲之的书法刻本很多，像《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楷书作品，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他的行草书传世墨宝有《寒切帖》、《姨母帖》、《初月帖》等十余种。这些墨宝虽然是唐人双勾廓填摹本，但也都不失为难得的珍品。他的行书《快雪时晴帖》只有24个字，被清乾隆皇帝列为《三希帖》之首。 《兰亭序》是王羲之最著名的代表作。从文学的角度，它文字优美，情感旷达闲逸，是千古绝妙的好文章。从书法的角度，它被誉为法帖之冠，被各代名家悉心钻研。 《兰亭序》可能藏在唐太宗棺内？ 《兰亭序》可能藏在唐太宗棺内？ 《兰亭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习书者。王羲之亦因此被后人尊奉为“书圣”。据说，宋代大学者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20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因此，《兰亭序》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就是这样一幅无价之宝，现今流传的却是唐代及其后的临摹本，那么，真迹何在？是已经在战火中焚毁还是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里？ 《兰亭序》真迹在世上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李世民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喜爱书法文字，尤其喜爱王羲之的笔墨，吩咐下人在天下广为搜寻。每每得一真迹，便视若珍宝，兴致来时临摹揣度，体会其笔法兴意，领略其天然韵味之后，便珍藏身旁，唯恐失却。不仅如此，他还倡导王羲之的书风。他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搜集、临摹王羲之的真迹。太宗晚年，喜好王羲之更甚。虽然收藏王羲之墨迹不少，其中也有《兰亭序》，但始终没有找到王羲之的《兰亭序》的真本。一国君主，却不能得到前朝的稀世珍品，太宗每一想到此，便显得闷闷不乐。 后来，经过查访才知道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传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据《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后访知在辨才处，三次召见，辨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萧翼隐匿身份，乔装潦倒书生，投其所好，弈棋吟咏，论书作画成忘年交，后辨才夸耀所藏，出示其悬于屋梁之《兰亭》真迹，《兰亭》遂为萧翼乘隙私取，萧翼回到长安后。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于是，《兰亭》真迹葬入昭陵。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闻辨才弟子元素于永兴寺智永禅师故房亲口述说。 唐末五代之时，天下大乱，后梁耀州节度史温韬，乘机大掘唐帝诸陵，搜罗财宝，时人号其为“劫陵贼”。史籍记载：“在镇七年，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李世民的昭陵自然难以幸免，由于昭陵修筑异常坚固，他让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75丈长的墓道，进入地宫，见其建筑及内部设施之宏丽，简直跟长安皇城宫殿一样。墓室正中是太宗的正寝，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一座石床，床上放置石函，打开石函，内藏铁匣。铁匣里尽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200多年前的纸张和墨迹如新。这些稀世珍藏，全被温韬取了出来，至宋朝元丰年间，这件国宝一度再现，有人持帖，并有一异石，名曰“织女支机石”，自称皆出昭陵。旋即不知何人购去，千古宝物，就此从世间消失。 但也有人认为史书虽然记载温韬盗掘了昭陵，发现了王羲之的书法，但是并没有指明其中包括《兰亭序》，而且此后亦从未见真迹流传和收藏的任何记载。温韬盗掘匆忙草率，未做全面、仔细清理，故真迹很可能仍藏于昭陵墓室某更隐密之处。 还有一种说法是《兰亭序》没有埋藏到昭陵之中，而是埋在了唐高宗李治的陵墓乾陵之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唐太宗死时，并没有提出要将《兰亭序》随葬，而是将《兰亭序》交给了同样喜爱笔墨丹青的李治。李治多病，临终前，他在病榻上遗诏，把生前喜欢的字画随葬。因此，在《兰亭序》失传之后，就有人怀疑《兰亭序》并非随葬昭陵，而是被藏在乾陵。唐代皇陵有十八座，据说被温韬挖了十七座。唯独挖到乾陵时，风雨大作，无功而还。在唐之后，再没有人见过《兰亭序》的真迹，这也使更多人相信《兰亭序》随葬乾陵的说法。 《兰亭序》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唐太宗命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由于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冯承素摹的《兰亭序》纸本，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24.5厘米，宽69.9厘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项元汴，乾隆时复入御府。 《兰亭序》真迹的下落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这也成了一个历史文化之谜。也许只有到以后昭陵、乾陵正式发掘之时，我们才知道《兰亭序》是否已经真的不知所终了吧！ 陶渊明隐居是自愿还是迫于无奈？ 陶渊明隐居是自愿还是迫于无奈？ 陶渊明，字元亮，名潜，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后世称他为“百世田园之主，千古隐逸之宗”。他有首《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首古今传诵、流芳百世的饮酒之歌，刻画了一个远离世俗的人间仙境，让我们不自觉地从尘世的喧嚣之中摆脱出来，从中得到内心的宁静。我们不禁会问陶渊明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美的诗歌？他有什么样的奇特经历呢？ 陶渊明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陶渊明9岁丧父后，家庭衰微，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外祖父家里藏书甚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太元七年(382年)，陶渊明18岁时，前去投奔父亲生前的挚友谢玄。谢玄其时正担任兖州刺史要职。他热情地款待了陶渊明，并让陶渊明与其子谢焕一起读书习武，准备过段时间正式起用陶渊明。不料，不久陶渊明就接到家中来信，说母体欠安，嘱其速回。陶渊明回家不久，谢玄就因当时专权的皇族会稽王司马道子等人的猜忌和攻击，抑郁成疾，溘然长逝。陶渊明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不知所措，于是天天借酒浇愁。慢慢地，陶渊明嗜酒成瘾，每次喝酒总是一醉方休。喝醉后，他就坐在宅树之下或吟诗作赋，或放声长啸，常年如此，遂成癖好。陶渊明喜好饮酒，他直接写酒的诗有二十余首，但是他并未嗜酒如命，反而是“饮而不乱”。后世形容人对某种事物的极端喜爱迷恋程度，用的就是“陶（渊明之）醉”一词，也都证明他对酒的好饮，止于陶醉而已。他所留下与酒有关的故事，也可以见证他在醉与醒之间的分寸。 陶渊明不只爱酒，更爱菊花。陶渊明的前妻陈氏，知书达礼，温柔贤淑，她与陶渊明结婚六年，育有四子，由于生育过密，加之平日操劳过度，身体虚弱不堪，在一个灾荒之年香消玉殒，魂归天国。陈氏的早逝，对陶渊明是一个沉重打击，陶渊明于是将对爱妻的情思全都寄托到菊花上，他将菊花与酒结成一体，自酿成菊花酒，既满足他的口腹之欲，也满足他的精神升华。 由于家里境况也是一日不如一日，自从续弦翟氏进门以后，他那伤痛累累的身心才得到了抚爱和慰藉，他不忍心让翟氏也去重蹈陈氏的覆辙，跟着自己去挨穷受苦。在好友庞遵的再三劝说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但是，陶渊明发现了桓玄篡权的野心，于是，借母丧辞职回家。 后来桓玄叛晋，被刘裕、刘毅等击败后，挟持晋安帝到江陵，陶渊明投奔到刘裕身边，但不久，他却发现刘裕剪除异己、任人唯亲，这使他感到失望，于是打算辞职隐居。陶渊明的堂叔陶夔不同意陶渊明的隐居，对他说：“你再去归隐田园，固然很好，可是你想过没有，你年龄已大，又不善理财、孩子尚小，家境贫困，这往后的生活又该如何去维持？我的看法你不如走一条中隐之路。”何为中隐？指的是做地方上的小官。陶渊明思索再三，接受了他为彭泽县令的朝廷任命。做了八十多天的县令后，由于督邮发难，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于是离开了官场，真正走上了回乡隐居之路。 陶渊明在隐居后得知刘裕篡权称帝，这使得他复兴东晋的梦想彻底落空，于是改名为陶潜，拒绝任何官方来往。陶渊明的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陶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他穷不改志，也不求“嗟来之食”。有一次新任江州刺史檀道济送来厚礼，并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他以无功不受禄而拒收。 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陶渊明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不久，陶渊明走完了他63个春秋的人生旅程。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陶渊明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代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菩萨皇帝”梁武帝为何会饿死？ “菩萨皇帝”梁武帝为何会饿死？ 中国历史经过了三国时期的混战之后，到了南北朝时期又天下大乱，此时，北方少数民族屡屡南下，汉族朝廷偏安江南，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后，在一片混战的局势中迅速传播开来，贫民百姓将它当作来生的期望和寄托，达官贵族将它当作逃避现实的借口和托辞，朝廷更是屡屡将佛教定为国教，广建寺庙，重金资助，从而造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兴盛局面，僧尼数量也大大增加。在这其中，梁朝的萧衍皇帝堪称推崇佛教的典型，他不仅倾巨资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经常请大批和尚到宫中讲解佛法，一住就是几个月，期间连朝事也不再过问，甚至亲自出家做和尚，潜心研究佛法，成为历代皇帝中最为特立独行的一个。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崇信佛教的皇帝，最后却饿死于皇宫，不禁让人惊诧万分。 梁武帝作为南朝梁的开国皇帝，在位初期，施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使得国家有了稳定富足的局面。但是这种局势并没有维持下去，梁武帝安顿好江山社稷，消除种种后患之后，很快便沉溺于佛教而不能自拔。梁武帝称帝不久，便于公元504年下了一道诏书，郑重其事地宣布：朕从今而后，不再事奉道教，而皈依佛教。下过诏书后，梁武帝亲自率领僧俗人士两万人，在重云殿里手抄这道诏书，以示决心。15年后，在等觉殿屈尊受菩萨戒，从此，他就被称为“菩萨皇帝”。他不仅自己受戒，还号召王侯子弟、嫔妃姬妾，直到黎民百姓，都去受戒，当时响应的各界人士达4.8万人之多，可谓上行下效！ 梁武帝还集众讲经：梁武帝皈依佛门后，非常热衷于佛事活动，多次举办大规模的法会，允许佛门弟子自由参加，互相交流、切磋。在举办法会时，时常进行大赦，以示慈悲为怀。除举办法会外，梁武帝一有空闲，就亲自为众僧尼讲解经义，规模一般都在万余人以上。公元533年二月的一次讲经活动，为一个经题，他就整整讲了7天，而包括皇太子、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节在内的各界听众竟达数十万人，真是盛况空前！ 不仅如此，梁武帝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公元527年，萧衍舍身进入同泰寺，当了三天和尚，回宫后，下令大赦天下，并改元大通。公元529年，萧衍第二次进入同泰寺，这一次他脱下御衣衮服，在寺中沐浴洗去凡尘后穿上法衣袈裟，长住于寺中，自号三宝奴，并亲自主持法会，向五万善男信女讲解《涅经》。朝中大臣非常惶恐，最终四处凑集了一亿万钱（古代一亿是十万，一亿万相当于现在的十亿）才将“皇帝菩萨”赎回，但梁武帝执意出家，不肯回宫，群臣无奈，便一起跪于同泰寺外反复磕头，叩请皇帝还宫理政，在寺中和尚的劝请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回到朝廷。萧衍迷恋佛教，就这样反复四次舍身寺院，追随佛法。 然而，梁武帝对佛法的虔诚并没有换来国家的安定和个人的幸福。侯景之乱在梁武帝萧衍沉溺于佛教之时爆发了。侯景是羯族人，曾是东魏将领，投靠西魏。梁武帝为收复中原而招纳侯景，封为河南王。梁宗室子弟萧渊明被东魏俘获，梁武帝打算用侯景与东魏进行交换。这件事激怒了侯景。公元548年举兵反叛。梁武帝完全没有防范，他命萧正德保卫京师，而萧正德却派船接侯景叛军过江，迎进建康，包围“台城”(即宫城)。侯景过江时兵不过8000，马不过数百，而当时台城中尚有男女10余万，甲士2万多，四方援军相继奔赴建康者30余万。但援军无统一指挥，多持观望态度，宗室诸王顿兵不前，只想保存实力以夺取皇位。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侯景攻陷台城。城破之时，城中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积，血汁漂流，惨不忍睹。侯景又东掠三吴，使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侯景传》)。侯景得势后，杀萧正德，软禁梁武帝于台城净居殿，不许与人接触，开始的时候侯景还派人送些粗茶淡饭给萧衍吃，后来连粗食也不给送了，这时萧衍已经86岁，被困时仍然念经诵佛、斋戒不衰，由于没有足够的食物营养，便被活活饿死了，下场可谓凄惨。 也有人认为梁武帝并非饿死而是忧愤而死。据《资治通鉴》记载，侯景攻破南京后，进宫面见梁武帝萧衍，“入城见武帝于太极殿，以甲士五百人自卫，带剑上殿拜谒。”萧衍神色自若，对侯景说：“卿在戎日久，无乃为劳。”让人带他到三公的座上，侯景非常惶恐，便对左右说：“吾踞鞍临敌，矢石交下，未曾怖畏，今见萧公，使人畏惧不已！”也就是说侯景攻破皇宫见到梁武帝时非常恐惧，被梁武帝的从容自若镇住，于是便把他软禁在台城，不敢再去见他。后来侯景派王纶给萧衍送了几百颗鸡蛋让他吃，因此梁武帝不可能是饿死的。关于梁武帝之死，《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梁武帝）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就是说梁武帝生病久了觉得嘴巴苦，想要吃蜂蜜而不能，于是大喊“嗬嗬”数声而死。根据这段记载，萧衍是“疾久口苦”，也就是得了重病，嘴巴苦，说明梁武帝并非空腹，而他想吃蜂蜜说明他并非肚子饿。其实当时梁武帝已经86岁，眼见国破家亡，恶人横行，禁不住忧愤成疾，而自身又被软禁，无人搭理照料，因此病情日益恶化，最终死去，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管梁武帝因何而死，他自身都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之所以死乃是由于侯景之乱，而侯景之乱则是由于他过于崇信佛教，以致朝政废弛，国库亏空，老百姓民不聊生而引起。梁武帝在位48年，葬于修陵，庙号为高祖，谥号为武帝。 隋唐五代—— 盛世欢歌曲终散 李世民是个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这也是历史事实，所以在《步辇图》中，李世民被绘成少数民族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在当政后，以太后名义临朝称制时起了4个年号，当了大周皇帝后又起了13个年号。 对于李白有可能溺死，杜甫在冥冥之中仿佛有预感。他在“三夜频梦”李白之际，作《梦李白二首》，反复提出自己的担心：“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虽无皇后之名，但得皇后之实，而且比一般的皇后更受尊宠。她也聪明地觉察到，既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女人所能达到的极致，得到了天子的万千宠爱，何必还去在乎皇后的名号呢？ 隋文帝杨坚为什么会怕老婆？ 隋文帝杨坚为什么会怕老婆？ 提起中国历史上的怕老婆皇帝，大家可能首先想到唐高宗李治，想当年，他对于武则天干扰朝政表现出不满，想要废掉武则天，正命宰相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时，被武则天逮个正着。武则天发飙，李治就马上装熊，把责任全部推到上官仪头上，害得上官仪家破人亡，自己也成了一个傀儡。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位皇帝，其怕老婆程度比李治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 据《隋书》、《周书》记载，隋文帝的老婆独孤皇后是“河南洛阳人，周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之女，“年十四”岁时，由其父做主，嫁给了“风骨，不似代间人”的北周骠骑大将军杨坚。当时的独孤家族是名门望族，独孤皇后的大姐是“周明敬后”，四姐为“元贞皇后”，到隋文帝杨坚册封自己为皇后时，其母家一族已是出了三个皇后（其女不计算在内）了，难怪《周书》中将独孤信一家称之为“周隋及皇家，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 这位出身名门的文献独孤皇后，其相貌又当如何呢？在史书中并没有相关的确切文字记述。但从其父独孤信“美容仪”的史书记载中，可以推见，这位皇后，应当也是仪容端庄之人。自身相貌不俗，夫君杨坚“奇美”，可以说，两人是比较般配的。 初为杨坚之妻的独孤皇后，对杨坚的事业是激励并加以支持的。《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载，“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总百揆”之时，“后使人谓高祖曰：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由于独孤皇后“柔顺恭孝，不失妇道”，且在“贵戚之盛，莫与为比”的情况下，更注意“谦卑自守”，由此也赢得了“世以为贤”的美誉。 贤惠归贤惠，并不是杨坚惧内和“妻管严”的理由，那么，杨坚是何时开始怕老婆的呢？ 据《隋书》载，“高祖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究竟是杨坚出于夫妻间的恩爱而出此话语还是因为当时就惧内并“妻管严”，史书并无详载，但，“高祖五男”——房陵王杨勇，隋炀帝杨广，秦孝王杨俊，先受封为越王、汉王后被废为庶人的杨秀、杨谅，“皆文献皇后之所生也”，确是事实。 史籍中明确记载杨坚对独孤皇后“宠惮之”是文献独孤皇后被册封之后的“八百万突厥明珠交市事件”。《隋书》记载，“突厥尝与中国交市，有明珠一箧，价值八百万，幽州总管阴寿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须也。当今戎狄屡寇，将士劳，末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百僚闻而毕贺。高祖甚宠惮之”。面对着这样一位不是个人爱财，而是替自己江山社稷考虑并极具政治家天赋的贤惠皇后，隋文帝杨坚也只能是“甚宠惮之”了。 文献独孤皇后的贤惠与政治天赋还远不止于此。杨坚每次上朝，皇后一定随辇送到殿阁之外才返回宫中，还使宦者暗中窥探文帝为政之得失。若有失误必定提出匡正意见，对杨坚施政“多所弘益”；但她从未擅权干政，总是让杨坚知其错而改之，自己暗藏幕后，弼违匡谬，是正非讹。大都督崔长仁是独孤皇后的中表兄弟，犯法当斩。隋文帝念他是皇后亲戚之故，欲赦其死罪。皇后闻之正色说：“国家大事，按律处之，怎么能枉国法而顾私情呢？”崔长仁依法处死，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当时传为佳话。皇后的同父异母之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之术诅咒皇后，依律当处死刑。皇后为此废食三日，向文帝求情赦免。她说：“陀若犯蠹政害民之罪，妾决不为之求情。今因咒我而处死，妾心不忍，请免他一死。”独孤陀因之减去死刑。这种公私有别、恩怨分明、通情达理的豁达行为，满朝文武为之折服，故当时“宫中称为二圣”。 文献独孤皇后的“妻管严”，严格说来，主要是限制隋文帝杨坚的后宫生活，尽管独孤皇后有着亲民向善的一面，她对自己的情敌却异常的心狠手辣。 《隋书》载，“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杨坚得知此事后，“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曰：‘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上意少解，驻马良久，中夜方始还宫。后俟上于阁内，及上至，后流涕拜谢，、素等和解之”。独孤皇后虽迎于阁内，置酒相欢，但始终未承认自己有过错。 独孤后不到50岁时，先于杨坚去世。这时的他才彻底获得自由，不过已经年过60。为了弥补自己浪费的大好青春年华，杨坚接连找来陈宣华夫人与蔡容华夫人等几个绝世美女入宫伴驾。从此左拥右抱，日夜享乐。但不久就倒在了病床上。这时他才意识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 文献独孤皇后，从14岁嫁给杨坚到50岁离世，与隋文帝杨坚共同生活了36年，期间，虽对杨坚的后宫生活“妻管严”，而且曾令这位开国皇帝摇头叹息“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但正是两人间的恩恩爱爱，才使杨坚成为“妻管严”下的最终受益者。 隋炀帝是弑父杀兄的权力狂？ 隋炀帝是弑父杀兄的权力狂？ 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共有五个儿子，都是独孤皇后所生。长子杨勇被立为太子，次子杨广被封为晋王，其余三个儿子也被分封为王。隋文帝曾经骄傲地对群臣说：“前代帝王，都有很多宠妃，嫡庶纷争，遂有废立，甚至亡国。我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说是真兄弟。哪能有嫡庶纷争的忧虑！”其实，他未免太过于自信和乐观了。他完全没有料到，他的继任者隋炀帝杨广一当上皇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伪造杨坚的敕书，借用老子的名义杀死原为太子的亲哥哥杨勇。杀了杨勇还不算，杨勇的十个儿子，大儿子杨俨当时就被毒死，剩下的九个，全部充军到岭外，到了所在地以后，也统统被杀死。狠毒的杨广，对十个亲侄儿一个也没有放过，赶尽杀绝。不仅如此，有些人还认为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也是杨广杀死的，为了获得最高权力，杨广简直就是一个弑父杀兄的权力狂，杨广杀兄杀侄的罪恶史书记载凿凿，这无可辩驳，那么，隋文帝杨坚真的是死于自己的亲生儿子之手吗？ 杨广少时聪明伶俐，相貌英武，加之巧于辞令，故而深得父皇母后的喜爱，在他13岁时，便被委以重任，担任并州（今山西太原）总管，被封为晋王。面对如此殊荣，杨广并不满足。也没有因父皇立兄长杨勇为太子而灰心丧气。后来，隋朝兴兵灭南朝的陈，刚20岁的杨广是统帅，灭掉陈后，杨广也是屡建战功：在公元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乱；公元600年，北上击败突厥进犯。这些功劳是其他皇子所没有的。 为了实现做太子，以后做皇帝的梦想，杨广费尽心机地将自己伪装起来。而太子杨勇却缺少杨广那样的心机，他不仅奢侈浪费，还喜好女色，而且他冷落了母亲精心为他挑选的妻子。这使得父母都对他有怨气，加上后来杨勇还过分地接受百官的朝贺，使杨坚更为不满，这就为杨广的夺位提供了好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大臣杨素的帮助，隋文帝杨坚终于下决心将杨勇废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 公元602年，文献独孤皇后病逝永安宫中。之后文帝有了两个宠妃，宣华夫人陈氏和容华夫人蔡氏。公元604年七月，杨广当上太子后的第四年，文帝卧病在床。《资治通鉴》记载：“高祖在仁寿宫，病甚，炀帝侍疾，而高祖美人有嬖幸者，唯陈蔡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嗜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废人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隋末唐初人赵毅，在其《大业略记》中曰：“高祖在仁寿宫，病甚，炀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陈、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啮指出血，命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严等令诏废追庶人杨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到了唐中期的马总在其《通历》中记载也说：“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欧欣。是时唯太子及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而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 《隋书·后妃列传》中对隋文帝死亡前的情形是这样记载的：初，上寝疾于仁寿宫也，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狐诚误我！”意谓献皇后也。因呼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讫，示左仆射杨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张衡入寝殿，遂令夫人及后宫同侍疾者，并出就别室。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夫人与诸后宫相顾曰：“事变矣！”皆色动股栗。《隋书》此段记载虽未明指文帝被弑，但实际上已给世人留下推猜的余地，即文帝之死具有被谋杀的性质。 但也有一些史学家对隋文帝杨坚是否死于杨广之手存在质疑。他们分析说《隋书》是唐初编纂的，有可能诋毁炀帝，即便如此，也没有找到炀帝杀父的证据，不然，是决不会放过这个充分诋毁炀帝的机会的。 事实上，就连尽力搜集炀帝反面材料以为批判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杨广父。试想，假如果有此说，则李唐起兵之时，何不以为宣传材料？而且史书载的因隋炀帝逼奸宣华夫人说，也经不起推敲：文帝病重，炀帝宫中侍疾，宣华夫人起身更衣，旁当有宫女侍候。其时炀帝尚未即位，仍处于受威胁的地位，一向以谨慎著称的炀帝绝不会在此时做危及其继承帝位之事；其时宣华夫人28岁，已是半老徐娘，若她与炀帝俩人以前没感情基础，炀帝绝不会对她非礼。事实上，炀帝早与宣华夫人有过不正当的关系。而且这种交往使俩人感情发展很深。这从宣华夫人死后，炀帝作《神伤赋》的内容便可得到验证。既然隋炀帝和宣华夫人早有不正当关系，那么，宣华夫人就不可能到隋文帝面前揭露杨广的恶行。 以上为隋炀帝的辩护，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却不能完全说明隋文帝之死与杨广无关。因为，已经伪装多年的杨广在得知杨坚已经病入膏肓后，得意忘形是可能的。而面对隋文帝的追问，宣华夫人供出杨广的丑行也在情理之中。隋文帝在盛怒之下要更立太子，这当然是杨广不能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杨坚暴死，杨广是难逃干系的！至于后来的《神伤赋》，杨广对宣华夫人真情流露，但谁又敢肯定在隋文帝未死之时宣华夫人对杨广是真情呢？ 李世民血液里有鲜卑人基因？ 李世民血液里有鲜卑人基因？ 在中国所有伟大的皇帝中，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公元626～649年的23年，但他的功绩及名声丝毫不逊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创业之主。他开创的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鼎盛时期，他也被称为“千古一帝”。通常我们认为，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是汉人建立的政权，理所当然的，李世民也是汉人。然而有人却认为一代英明的君主李世民有可能是鲜卑人的后裔。这种观点理由何在呢？ 认为李世民是鲜卑人，主要有以下几点证据：第一，李唐开国初期的一系列事件体现了胡人的风俗。在该风俗中有父死子娶母为妻的习俗，也流传有共妻的故事。在昭君出塞的故事里，王昭君在死了丈夫后就嫁给了他的儿子。 而在唐朝帝王史中，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之间的关系近乎乱伦。历史上杨贵妃也是一例。杨贵妃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妻子，却被身为公公的唐玄宗讨来做了妃子。这些为李唐王朝大臣们所不齿的关系是不是李氏家族身体里流淌的胡人的血液在作怪呢？而且唐朝人对肥硕丰腴的女子情有独钟。像杨贵妃的传说、《唐代仕女图》的记载，都证明了唐人有这方面的审美倾向。这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趋向。 第二，唐太宗的性格特征与鲜卑人的性格特征极为相似。李世民善骑射，一生过着不倦的戎马生涯。贞观年间，唐太宗平定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五年后，平定吐谷浑，俘其王慕容伏允；贞观十四年，又平定高昌氏，于其地置西州，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置安西都护府。晚年时，唐太宗战志尤存，亲征高句丽。不仅对敌人凶狠，对自己的亲人，他也毫不留情。李世民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在长安宫的北门玄武门布下了伏兵，射死兄弟李建成、李元吉。3天后，唐高祖李渊便册立秦王世民为太子。再过两个月，李世民逼使李渊退居太上皇，而他则在颂德殿即帝位。 第三，昭陵的墓葬形式也体现了胡人的风俗。史书中记载，在昭陵外有14个“蕃酋”的石雕像，而且有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浮雕。“昭陵六骏”的确是李世民留下的又一个疑点：中国所有帝陵中，为什么只有李世民的昭陵里有战马石刻？唐太宗独特的墓葬形式是否真的显示了少数民族的习俗？马是游牧民族不可离开的伴侣，平时生活游牧，战时驰骋沙场。在很多少数民族的葬俗中，都有一种奇特的祭祀悼念马的功劳的习俗，一般有三种仪式。主人死后，随从会骑着马绕着死者墓地转圈，然后把马杀掉或者活埋到坟墓里。李世民的这一做法是不是在证明着自己的胡人身份呢？ 但是，以上证据却并不能证明李世民就是鲜卑人。首先，唐朝时候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界线划分不严格，唐朝之前，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现象广泛存在，如在隋炀帝时，突厥人就曾强制改穿汉装，北魏孝文帝推行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政策，同一个等级的人可以被允许通婚。这一时期各民族融和加剧，少数民族“以胖为美”的审美观影响唐朝非常正常。而且唐朝初期皇族中这种几乎乱伦的行为，也不能牵强地和胡人的血统联系起来。历朝历代中，乱伦都是一种反道德的行为，难道有着乱伦行为的人都是少数民族？其次，自古宫廷皇室的权力之争都是很残酷的，这和他的血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也是形势所迫，身不由己。不能将“玄武门之变”作为唐太宗李世民是胡人的依据。再次，昭陵六骏只能说明李世民与陪伴自己南征北战的战马感情很深，与少数民族的葬俗牵扯到一起实在是毫无道理。 实际上，李世民的身世我们可以从他父亲和他母亲这一角度来考察。关于唐高祖李渊的身世，过去都根据旧史认为他是陇西李氏、西凉王李嵩之七世孙，经歆、重耳、熙、天锡、虎、传至渊。但经近人陈寅恪考证，认定他的先世是赵郡李氏。证据是：在赵郡的河北省隆平县境内发现李熙、天锡、虎、的茔墓，及光业寺碑。茔墓的规格，都是按照汉人旧制，而寺碑颂词有“维王桑梓”之语，证明那里就是他们的故乡。所以，李氏先祖为汉人确凿无疑。 而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隋文帝的一名后妃的姐妹，属于非汉族，所以李世民和隋炀帝之间还有着姨表关系。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所以李世民是个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这也是历史事实，所以在《步辇图》中，李世民被绘成少数民族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武则天17个年号是怎么起的？ 武则天17个年号是怎么起的？ 武则天（624～705年），籍贯并州文水，生于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之母，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相继废掉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自己做了皇帝，并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武则天统治的前期，重用酷吏，严厉打击反对她的元老重臣、勋贵旧族，就此打破大族控制政局，垄断高官的局面。世人据其尊号“则天大圣皇帝”，称之为武则天。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在当政后，以太后名义临朝称制时起了4个年号，当了大周皇帝后又起了13个年号。这么多年号，武则天都是怎么起的呢？ 武则天临朝称制第一年起的第一个年号是“光宅”，所谓临朝，就是上朝处理政事；所谓称制，就是自称为“朕”，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发号施令。这是太后代君执政的合法形式。 “光宅”这个年号给人的感觉好比一个土财主搬进了大房子，并不大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尚书·尧典》里有一个序，是说“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西晋著名才子左思的《魏都赋》里面，则有“暨圣武之龙飞，肇受命而光宅”之句。“光宅”的意思，是指“使所居住的地方光彩熠熠”。《尧典》里说的是尧禅位的事，而《魏都赋》说的那个“圣武”是指“魏太祖武皇帝”曹操！看到这个词的渊源，就可以窥见武则天想当皇帝的念头，在此时已经相当明确了！但是这个年号武则天用了三个多月，就废掉了。 “垂拱”是武则天用的第二个年号，徐敬业叛乱被平定后，武则天将新的一年改元为“垂拱”。垂拱一词，来自《尚书·武成》篇，原文为“谆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垂拱的意思就是“垂衣拱手”，形容做事毫不费力。这一年，武则天62岁，从少女时代奋斗到此，她既有睨视当世的自信，也有不愿再起风波的渴望。“垂拱”这个年号，恰好代表了她此时的心情。 垂拱四年的八月，琅琊王李冲等李氏诸王谋反，被武则天消灭，武则天改元“永昌”。意思是永远昌盛，但是，“永昌”的“昌”字，可拆成“二日”，这很容易给人这样的联想：两个太阳，象征两个皇帝，“永昌”—那不就是永远有俩皇帝吗？这可是武则天的大忌。所以，用了不到一年，武则天就又换了一个年号“载初”。这大概是因为永昌元年十一月，武则天下诏改用周历。武则天认为这件大事，足以载入史册。用“载初”做年号就是为了纪念这件大事吧！ 武则天当皇帝后用的第一个年号是“天授”，公元690年七月，僧人怀义与法明等撰《大云经疏》利用《大方等无想大云经》中“有一天女，名曰净光……当王国土，得转轮王”、“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按指人世间)中所有国土，悉来奉承，无违拒者”的说法，将它附会为“佛”对武则天当女皇的“授记”，亦即预言。有了“佛”的“授记”，武则天自然就可以堂而皇之做皇帝。于是乎武则天便把《大云经》颁于天下，令两京与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座，各藏《大云经》一本，由僧人讲解，使天下咸知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应该取代李唐当皇帝。一阵紧锣密鼓之后，武则天便于这一年九月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这个年号通俗易懂，武则天用这个年号向世人宣扬，不是我夺取了李家王朝，而是上天的意思。 公元692年，武则天改年号为“如意”，这可能是武则天在谋得了最高权力后，她觉得志得意满，事事如意，所以以此为年号吧！但是，武则天在用年号“如意”不久，又改年号为“长寿”，这一年武则天68岁，一年中两次改元，武则天给人的感觉好像还怕死去，同时是不是还希望大周“长寿”呢？ 公元694年，武则天开始使用“延载”这个年号，“延载”顺承“长寿”，其含义无非是大周江山永固、皇恩泽被万世的意思。看来，此时的武则天，似乎仍然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晚年的武则天，笃信佛教。公元695年，远赴印度，历时25年，游经30余国的僧人义净返回洛阳，带回梵本经、律、论近400部。武则天听说继玄奘之后又一位西行取经的高僧满载而归，亲自来到洛阳城东门外迎接，垂问赏赐，礼遇甚厚。武则天也改用出自佛教用语证成圣果中的“证圣”为年号。 继之“证圣”，武则天用了“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三个年号，这三个年号没什么特别用意，只是武则天的幕僚们阿谀奉承武则天所取。武则天用的第十三个年号：神功。关于用这个年号的原因，《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里记载说：“（万岁通天二年）九月，以契丹李尽灭等平，大赦天下，改元为神功。” 武则天所用的最后四个年号是：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圣历”这个年号同样是源于武则天追求“证成圣果”的心，共用了三年。用“久视”这个年号，其目的在《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里也说得非常明白：“（圣历三年）五月癸丑，上以所疾康复，大赦天下，改元为久视。”想必武则天得的是眼病，期望以后再也不受眼病折磨吧。 关于年号“大足”的来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武则天当了皇帝后，刑严法峻，公元700年秋，朝里又将处决一批“罪犯”。刑部的官员都知道这些“罪犯”中不少是冤枉的，为了救出这些人，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们知道，武则天很迷信，喜图吉利，凡是献瑞祥者都给予重赏。于是，就在狱墙内外伪造了许多长5尺的巨人脚印，到了傍晚，他们故意惊叫起来。宫内派内侍来打听怎么回事，刑官称：“有圣人现，身长3丈，面黄金色，云：‘汝等皆坐冤，然无忧，天子万年，即有恩赦。’”武则天令内侍举着火把在狱内外视察，果然看到许多巨人脚印。于是，武则天立即命令大赦天下，并在第二年改元为“大足”。但也有记载说武则天每一次使用新年号时，都“大赦天下”，唯独这一次例外，不知什么原因。 一年后，武则天大约感到“大足”这个年号有点不雅，又改了一个她认为更加吉祥的年号“长安”。《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里说：“（大足元年）十月，幸京师，大赦天下，改元为长安。”起这个名字的本意，无非是为了纪念武则天的此次长安之行，歌颂皇恩浩荡。可是，她并没有从此“长安”，4年后被迫将帝位让给了儿子李显。而武则天自己真的就长久安眠在她最后的这个年号里了。真是一语成谶！这，或许就是天意吧！ 武则天一生养的男宠有多少？ 武则天一生养的男宠有多少？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人们说到皇帝，常常会首先想到“三宫六院”、“佳丽三千”。那么作为女皇帝是否也需要“三宫六院”、“俊男三千”呢？ 武则天登上皇位后，她当然要享受那种唯我独尊、众星捧月的帝王生活，更何况武则天本来就是个欲望极强的人，其丈夫唐高宗体弱多病，根本不能满足她的需要，因而一直处于压抑的状态。唐高宗死的那一年，武则天已经59岁，正式登基称帝时已经66岁，然而由于她生活优裕，养生得法，仍然面容姣美，丰肌艳态，宛若少女一般，其性欲也不减于年轻妇女。据资料记载，武则天称帝后，后宫养了很多面首，也就是供武则天享乐用的漂亮男人，来满足她的需求。其中武则天较为宠幸的有张易之、张昌宗、沈南谬、薛怀义等。据《旧唐书·张行成传》记载，张易之、张昌宗为兄弟二人，他们“年二十余，白晰美姿容，善音律歌词”。太平公主发现张昌宗后将他推荐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他的性能力非常满意，因而得到武后的宠爱，后来张昌宗向武则天推荐哥哥张易之说：“臣兄易之器用过臣（指其阳物更为巨大），兼工合炼（又善于炼丹药）。”武则天召见后发现张易之果然“阳道壮伟”，大为欢喜，从此他们兄弟二人就以入宫修书的名义长居宫中，专供武则天宠幸放纵。 武则天面首的来源有很多渠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太平公主所献。太平公主身为武则天女儿，朝夕相处自然知母莫若女，而且她身上也遗传了武则天风流淫欲的血脉，深谙武则天喜好，为了讨母亲欢心，她甘于冲锋陷阵，为武则天做药引子。据《旧唐书》记载，薛怀义就是先认识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见他身体魁梧强壮，又经过亲自测试，发现他性能力极强，于是引他进宫正式向武则天加以推荐，并说“小宝（薛怀义）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武则天便任命他为侍从，陪伴在自己身边，早晚云雨寻欢，甚为满意。 武则天广置面首的事情传开后，许多自我感觉良好的男人便自告奋勇地主动要求进宫伺候武则天，据《旧唐书》载，柳良宾是由自己的父亲推荐的，同时被荐的有侯祥云，“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吏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奉宸内供奉”。这些敢于自我推荐的人大多都有过人之处，既是外表俊美，又是身体健壮、精力旺盛，武则天大为欢喜，只要能让自己满足的都统统接纳并赐予他们高官厚禄，这样一来，便有越来越多的人“毛遂自荐”，甘愿成为武则天众多“妃嫔”中的一员。 除了自己的女儿推荐、官僚推荐、男宠自荐，武则天还经常密派宫廷内的官员到民间秘密搜罗。据说当时宫中女才人上官婉儿就曾接受过这样的任务。上官婉儿出发前，武则天还就如何挑选男子向她面授机宜，上官婉儿以此原则四处搜罗，遇到合适的就选拔出来送给武则天。 通过这种种途径，武则天的面首已经蔚为壮观，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公元698年，武则天成立了控鹤监。控鹤监是武则天所独设的一种机构，它的设立，大概是与则天女皇的崇道思想有关。公元699年初，武则天女皇又设立了控鹤监丞、主祭官；到了公元700年初，她又将控鹤监改为奉震府，由张易之、昌宗二兄弟管理，俨然成为历代皇帝的“三宫六院”，张氏兄弟就像是东西宫的“皇后”、“贵妃”，成为武则天“妃嫔”的总管。 招纳男宠使武则天遇到了忠心耿耿的大臣的阻挠。狄仁杰上书说，二张在陛下左右，实在有累皇上的圣名，皇上志在千秋，留此污点，殊为可惜。武则天自知理亏，只好转弯抹角地加以解释，称赞狄仁杰是忠正老臣，所以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他，但皇帝的私事大臣不宜过问。还诡辩称嬖幸二张是为了休养身体，过去躬奉先帝，生育过繁，血气衰耗已竭，因而病魔时缠身，虽然经常服食参茸之类的补剂，但效果不大。现在只有采取元阳，以培根本，才能阴阳合而血气充足。臣子劝说无效，武则天更加肆无忌惮，以至于武则天将很多政事交由张易之兄弟来处理，二人权倾朝中，连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等人都争着为二人执鞭牵马。 当然，并不是所有面首都能得到武则天的宠爱，作为面首，光有英俊的外表是不够的。武后虽年过花甲，但养生有道，再加脂粉钗环，真是姿色不减当年，但人的生理变化是不能够改变的。绣帏之间，武后不能够随心所欲，动不动就大发雷霆。 由此看来，武则天“面首三千”的说法虽查无正史，但她广置面首、宠幸男子却是事实。其实在说到历代君王“三宫六院”、“佳丽三千”时也往往并非实指，而是意味着皇帝后宫的嫔妃非常多，这样来看，武则天“面首三千”的说法也可成立。 上官婉儿为何不记武则天的仇？ 上官婉儿为何不记武则天的仇？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高宗李治因患风眩，目不能视，遂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自此，武则天从参政步入执政，“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武则天虽在幕后，却遥控了朝廷实权。后来，高宗后悔，图谋收回大权，并密令中书侍郎上官仪草诏废后。岂知机事不密，“谋泄不果”，武后手辣心狠，先下手为强，于是让大臣许敬宗捏造上官仪和已经被废的太子李忠图谋反叛，将上官仪父子处死，籍没其家。据史书记载：“上官仪及子庭芝既被诛，庭芝妻郑氏及女婉儿配入掖庭。”上官婉儿入宫后，不但不设法报灭族之仇，却死心塌地地服侍武则天，这是什么原因呢？ 武则天灭上官族的大灾难来临时，婉儿刚出生不久，随母亲郑氏在宫中任“宫奴”。在她14岁时，改变命运的机会终于来到。武则天即位后进行了许多改革，选拔优秀的女官是其中之一。听到上官婉儿的名声后，她召来母女二人，要亲自考考这个仇人之后。面对武则天的考题，上官婉儿一挥而就，写了一首七言诗，其文辞精美，比起朝廷大臣们的腐儒酸调，可谓天上人间。爱才的武则天并不计较上官婉儿的家族背景，感叹道：“此女才智非凡，赛过须眉!”随后，她命上官婉儿离开掖庭，到她身边来当秘书。负责起草诏书等事宜。武皇帝大权独揽，她的秘书，实际上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到了武则天的身边就相当于步入了当时的权力中心区域。 上官婉儿接到诏命后，心里非常复杂，这个权力至上的女人，曾是杀死自己家人的仇人，害得自己和母亲沦落为奴，现在，她又要自己去服侍她，憎恨、感激、恐惧各种滋味涌上心头，烦恼无比。但是，在政治斗争极其复杂的宫廷中，生存下来，这是最重要的，身为“罪臣”之后，如果不能讨到武则天的喜欢，恐怕她连做个寻常家庭妇女都不可得，更不用想自己和母亲脱离苦海了。想到这些，上官婉儿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的秘书工作，兢兢业业，这也越发得到武则天的信任与喜爱。可能有人会责怪她“认贼作父”。这样的指责对她是不公平的，一个弱龄少女，难道要她独力去对抗政权稳固的武则天王朝吗？ 也有人认为，是武则天的宽大胸怀感动了上官婉儿。武则天是女中豪杰，在从政处事上每每显示出独特的魅力，令上官婉儿叹服不已，尤其是在对待骆宾王这个人物上。武则天在看过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檄文后，竟然沉静地说道：“宰相之过，人有如是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上官婉儿心中十分惊服。武则天能够抛开自己的立场来审视人物，深为政敌的才子惋惜，的确是一个不计前嫌、求贤若渴的杰出政治家，从此她彻底打消了复仇的念头，死心塌地跟随武则天，赢得了武则天的信任。 年轻漂亮又有才华的上官婉儿，很容易成了三个皇子李贤、李显和李旦的共同爱慕对象。而上官婉儿的初恋对象，是太子李贤，李贤比她大八岁，同在宫中长大，更何况李贤脾性温和，才华出众，她对李贤怀有爱慕之心可以理解。可是当李贤对武则天滥施淫威，擅权弄权产生不满之时，上官婉儿选择了背叛爱情。废太子的诏书就是由上官婉儿起草的，“太子怀逆，废为庶民，流放巴州”。 李贤之后，上官婉儿接受了新太子李显的爱。公元683年，高宗去世，遗诏皇太子李显柩前即帝位，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两个月以后，武则天将李显废为庐陵王，幽禁于别所，这个诏书又是由上官婉儿来起草。 武则天非常信任上官婉儿，甚至与张昌宗在床榻间交欢时也不避忌她。张昌宗见上官婉儿青春亮丽，有时也勾引她。一天，张昌宗调戏婉儿时，被武则天看见。武则天盛怒之下，拔取金刀，插入上官婉儿前髻，伤及左额，怒斥道：“汝敢近我禁脔，罪当处死。”在张昌宗的一再跪求下，才得赦免。婉儿因额有伤痕，便在伤疤处刺了一朵红色的梅花以遮掩，谁知却益加娇媚。宫女们皆以为美，有人偷偷以胭脂在前额点红效仿，渐渐地宫中便有了这种红梅妆。 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复位以后，又令上官婉儿专掌起草诏令，深被信任，封其为昭容，封其母郑氏为沛国夫人。但此时婉儿并不高兴。她嫌中宗懦弱无能，投靠了掌握实际政权的韦皇后。在武后晚年时，上官婉儿曾与大臣武三思私通，她为了讨好皇后韦氏，竟然将武三思让给了韦氏。上官婉儿在起草诏令的过程中经常推举武氏，抑制唐中宗。这引起了太子李重俊的气愤。景龙元年（707年）七月，李重俊发兵杀武三思及其亲党十余人，但是上官婉儿跑到了唐中宗和韦后处，并扬言说：“观太子之意，是先杀上官婉儿，然后再依次捕弑皇后和陛下。”韦后和中宗一时大怒，发兵平叛，太子兵败被杀。 景云元年（710年），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立中宗年仅16岁的幼子李重茂为帝，韦后称太后，临朝听政，并派上官婉儿商请太平公主，想得到她的帮助。此事未果以后，韦后自当朝政，后来还想杀少帝李重茂和相王李旦。多年荣华奢靡的生活，已经麻痹了上官婉儿原本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政治嗅觉，相王第三子李隆基得知韦后的阴谋后，与太平公主合谋，联络羽林军冲入皇宫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上官婉儿自然也难逃厄运。她离开人世才47岁。一代才女从此香消玉殒。 上官婉儿是历史上才女之一，她的一生可谓是坎坷传奇。虽然没有丞相之名，但有丞相之实。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追念上官婉儿的才华，下令收集其诗文，辑成二十卷。尽管上官婉儿也曾一度享尽荣华与权力，但她仍要仰皇上、皇后、公主的鼻息，仍要曲意逢迎，这个中甘苦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后来，她仍未能逃脱厄运，做了皇权争斗的牺牲品。 乾陵用外国使者守陵目的何在？ 乾陵用外国使者守陵目的何在？ 位于八百里秦川腹地的陕西渭北山地，蕴藏着自然界鬼斧神工造就的山川灵秀。在这优美峻秀、巍峨峭拔的锥状山峰群中，分布着数十座中国汉唐帝王的山陵，给三百里的渭北山原形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线。其中，位于陕西乾县城北的梁山因埋葬着中国历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女人和她的皇帝丈夫而蜚声中外，这就是乾陵。 在乾陵陵园朱雀门外的神道东西两侧，分布着61尊石人像，采用的是原雕的手法，石人像残高在1.5米至1.77米之间，大小和真人差不多，人们在习惯上称其为“蕃像”、“宾王像”。用“外国使者”守陵，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守陵是臣属的职责，而使臣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更奇怪的是，这些石像大多丢了头颅。人们不禁要问，乾陵为何要用“外国使者”守陵呢，它们为什么又只有身子没有头呢？ 对于这件事情，宋人赵楷在为游师雄《乾陵图》所写的“记”中说“乾陵之葬，诸蕃之来助者何其众也。武后何尝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乃欲张大夸示来世，于是录其酋长六十一人，各肖其形，镌之琬琰，庶使后人皆可得而知之”。后人据此多认为这些蕃臣是前来祭奠唐高宗的人。然而研究人员却发现，这些石人像双手无一例外地都抱着笏板。所谓笏板，是我国古代大臣上朝时手持的狭长板子，一般用象牙制成，在上面记载上朝要说的事。此外，还在20多尊石像身上发现了“玉袋”。所谓玉袋，就是唐代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都督、刺史随身携带的装官印的袋子。这些都在提示我们这些石像都是唐朝身居要职的官员，而不是使者。 考古人员还发现，有的石人像背后铭文有不少开头写有“故”字，说明他们在石人像未雕刻完成时就已经去世。如西侧的阿史那弥射石人像名字前就带有“故”字。据记载，阿史那弥射是西突厥的首领，曾经被封为骠骑大将军。唐高宗继位后，阿史那弥射成为唐王朝的一名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公元662年去世。而唐高宗是在公元683年病死，并于次年葬于乾陵的。那么，在唐高宗死前20余年就已经去世的阿史那弥射是不可能参加唐高宗葬礼的。而像阿史那弥射这样在名前刻“故”字的石人像竟然有十余个，这更加说明乾陵石人像群并不是唐高宗或武则天入葬时来参加祭奠的人。 既然石像不是高宗逝世后武则天所立，那究竟是何时雕刻的呢？据史书记载，石人像在最初竖立时，背部都刻有他们的国名、官职和姓名。然而，现在只有几尊能辨别名字，其他的都已模糊不清。 北宋年间，陕西转运使游师雄曾“访奉天县旧家所藏拓本完好者摹刻四碑”，寻找到石人像背部的人名样本，刻成4块石碑，分别立于东西石人像之前。可惜这四块石碑到元代时仅余三块且有残损。元人李好文在《长安志图》中只录出39人的官衔和姓名。清代叶奕苞《金石录补》中录出28人。到现在蕃臣像上留有名衔的只有6人，其官衔可考者不过36人，其中有些人的生平事迹在唐代史书里有记载。这些可考人员的事迹大多都发生在武则天至唐中宗执政时期，可见这批石人像也是在这个时期雕刻完成，并在武则天下葬乾陵后才被竖立起来。 事实上，在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唐朝国力空前强大，统治势力北逾大漠，西越葱岭，达到中亚的两河流域。周边少数民族与唐的往来频繁，很多少数民族首领被任命为唐朝的地方官，同时担任十二卫大将军等职。根据这种情况，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在埋葬武则天时将曾在朝廷中任职的蕃酋60余人，雕刻成像置于乾陵，以反映唐高宗及武则天的统治权力及各民族对唐王朝的臣属关系。 乾陵蕃臣像在明代中后期遭到很大破坏，仆立相伴，多已无头。到20世纪初，所有石像头部均已失去。关于石像无头的原因，众说纷纭，一种说法称，北方有位突厥族可汗名叫阿史那元庆，他的石像也被立于乾陵，他的儿子阿史那石明得知后，极为不满，于是想出借刀杀人之计。他趁夜黑窜入石像附近的农田大肆践踏庄稼，却造谣说是石像作祟，只有砸掉它们的头，才能免除祸殃。老百姓信以为真，纷纷冲上乾陵，砸碎了石像头。阿史那石明趁机捡回了父亲的石像头，用包袱裹着背回家，从此乾陵上的宾王像就成了无头石像。 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八国联军侵华时，看见唐乾陵前立有外国使臣的群像，感到有辱洋人的脸面，于是把石人的头砍掉了。但据历史学家考证，八国联军当时并没有到过乾陵。 以上两种说法都只是传说，考古学家最近又发现：自然灾害或许是使蕃臣像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明嘉靖三十四年，也就是1555年1月23日，陕西华县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震级达到8至11级。由于地震发生在子夜，人们还在熟睡中，致使80多万人死于这次大地震。华县距乾陵只有100多公里，属于震中地带，乾陵也因此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关中大地震。专家们推断，关中大地震是造成蕃臣像头部断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不仅是蕃臣像，乾陵许多石像石马毁坏的部分恰好也都是头部。专家分析：除了石像颈部脆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石像的材质。因为当时雕刻采用的石料有一些石瑕，即从石料上可以看到的一些浅色的线条。石头受损时，最容易从这些地方断裂。 研究人员推断：61尊蕃臣像一部分毁于那次大地震。其余的石像很可能毁于距今五六百年前的明末清初的屡次战争。虽然，这61尊雕像的头像已不知所踪，但是那紧身窄袖的衣服，宽宽的腰带，矮筒的皮靴，双足并立，两手前拱，栩栩如生的形象，仍然为我们展现了朝堂上蕃臣侍立的场景，留给我们对大唐盛世的无限遐想。 唐玄奘取经时竟是偷渡出境？ 唐玄奘取经时竟是偷渡出境？ 玄奘（602～664年），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译师。俗姓陈，本名，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他曾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前往天竺取经求法，前后历尽千难万险17年，精研当时大小乘各种学说，携带回许多经籍，并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他的事迹经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改编后，写入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玄奘法师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是，他的取经之旅竟然是没有经过唐政府出境同意的，通俗的讲，玄奘是“偷渡”出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玄奘自幼家贫，父母早丧。13岁时就出家。他为了学习佛法，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26岁时他来到了长安求学，玄奘在求学过程中，对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产生了去印度求《瑜迦师地论》以会通一切的念头。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结旅陈表，请允西行求法。唐朝法律规定，凡需越渡关塞要津出国者，须向官府申请并取得“过所”后方可通行。“过所”其实就是签证，玄奘西行求法的时候，正是贞观初年，唐朝国基未定，国政新开，禁止国民出境，虽然唐朝的好多高官实际上都是外邦人，但是还是禁止国民越境，所以玄奘西行求法的请求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于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玄奘离开西安后，辗转到了秦州，又转至兰州，并随使者西行至凉州。那时凉州都督李大亮奉命守关，他得知玄奘准备离境，又无官方证明，便追问玄奘出关缘由。玄奘坦言要西游取经，但李大亮并不放行。幸好当地有一位佛教领袖慧威法师，他很欣赏玄奘的辞理通达，更佩服他西行求法的宏愿，便派了两名心腹弟子，一个叫慧琳，一个叫道整，暗中护送玄奘偷渡出关。他们不敢公然行走，只能昼伏夜行，走了十几天，终于到达瓜州(今甘肃安西)。 瓜州是偷越国境的关口，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于贞观三年九、十月间抵达瓜州晋昌城，在当地询问西行路程。有人告诉他：从瓜州北行十多里，有条葫芦河，下宽上狭，水湍波急，深不可渡。上面就是玉门关，是西去必经之路和咽喉要道。玉门关外向西北行，有五个烽火台，各相去百里。中间没有水草和人烟，过了这五个烽火台，就是著名的莫贺延碛戈壁。再过去就是伊吾国境。 就在玄奘为难之时，凉州的访牒又来了，说明捉拿意图西游的僧人，命令沿途各州县严密查访，务必解送京师。州史李昌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接到这件公文后，马上明白指名捉拿的人就是玄奘，立刻秘密带着公文前去拜访玄奘。当李昌听完玄奘西行求法的宏愿以后，感到非常钦佩和同情，就当着玄奘的面将公文撕毁，并一再叮嘱他及早离开，以免节外生枝。李昌临走时，送给玄奘一匹马，又找了一位胡人石盘陀做向导，当天晚上就让他们出发了。 玄奘一行三更时到了葫芦河边，远远看见了玉门关（唐玉门关就在今安西县双塔水库中的双塔堡一带）。玉门关上游十多里的地方，葫芦河宽有丈余，旁边有梧桐树林，石盘陀砍了几棵树，搭在河上，铺草垫沙，让玄奘过了河。玄奘由此出了玉门关，但是玄奘还要面对另一个对手：关外的漫漫黄沙。 此时，玄奘所有的同伴均已离他而去，后来石盘陀也打了退堂鼓，石盘陀甚至以刃相逼胁迫玄奘返回归途，但法师矢志不移，石盘陀无奈，只得自己离去。临走时，他告诉玄奘，如果在沙漠中走了四天后，能够看到一小片绿洲，就说明走对了方向。走进戈壁深处的玄奘在喝水时，又不慎把皮囊的水全部洒掉了，没有了水的玄奘只得凭借着自己的信念坚持行走，其后的五天四夜，玄奘滴水未进，“几将殒绝”，经历了西行途中最为险恶的考验，最终依靠着顽强的信念和“坚持”，成功地穿越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莫贺延碛戈壁，到达了其西行途中的第二个起点——高昌。 在高昌国，玄奘受到了国王的极大礼遇，离开高昌后，玄奘经西突厥、阿富汗，南下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后来，他又游学天竺各地，著述立论，宣讲大乘，经过五年学习，玄奘获得了“大乘天”的“解脱天”的极高荣誉。被公认为全印度第一流学者。玄奘的威名从西域传回了大唐后，这位当年偷渡出国游学天竺的僧人，引起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莫大兴趣。 贞观十九年春正月，玄奘给唐太宗上书，说自己取得佛经回来了。当时唐太宗正在洛阳统领兵马准备征伐高丽。得知玄奘即将携带佛经、佛像回国，唐太宗便命令留守在长安的左仆射房玄龄迎接。房玄龄派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长安令李乾佑奉迎。后来，玄奘受到了唐太宗的亲自召见。公元664年，玄奘由于积劳成疾病逝。 玄奘回国后，在19年之中翻译出了经论75部，总计1335卷，他还口述《大唐西域记》。该书是玄奘西行求法历时17年、行程5万余里、经过100多个国家所写的游记。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到中亚、西亚、南亚地区内许多国家的山川地形、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语言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并有不少佛教传说。全书共12卷，约11万字，记述的国家达138个以上，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极为重要的地理著作。 唐玄奘差点做了高昌国驸马 唐玄奘差点做了高昌国驸马 相传，汉武帝刘彻派大将军李广利率兵远征大宛以求汗血宝马，然而军队疲惫不堪大败而退，汉武帝大怒，下令不许汉军东返，进玉门关者杀，于是这支队伍来到吐鲁番，他们见这里气候宜人，又有天山雪水，李广利于是决定将军中病弱疲惫的伤员们集中起来在这里屯田。从此，他们便在这里定居下来。这个地方由于“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高昌壁”，后来这个地方建立了国家——高昌国。 汉唐以来，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它既是经贸活动的集散地，又是世界宗教文化的荟萃地。当时波斯等地的商人，从他们国家带着苜蓿、葡萄、香料、胡椒、宝石和骏马来到高昌城，又从这里带走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和造纸、火药、印刷术。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后经高昌传入内地。当时这里的居民先后信奉佛教、景教和摩尼教，高昌成了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即汉武帝的军队筑成高昌古城后700年，27岁的玄奘为了探求佛法求取真经，“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违反了朝廷当时禁止百姓擅自西行的规定，混在一伙四出逃荒的饥民之中离开长安，踏上西天取经之路。这之前，在贞观元年（627年），玄奘曾结旅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朝廷批准。因没有唐朝的通关文书、没有寺院的证明文件，也没有任何权贵阶层的支持与举荐。玄奘曾被唐凉州朝廷地方官员下令捉拿、曾被玉门关外五个烽火台的守边兵士张弓放箭险些射伤，常常是昼伏夜出，惶惶终日。 除了面对官府的层层盘查之外，玄奘还要面对关外漫漫黄沙。一路上为他做向导的胡人，到了关外，面对漫漫黄沙时也打了退堂鼓，临走时，他送给玄奘一匹识途的老马，并告诉他，如果在沙漠中走了四天后，能够看到一小片绿洲，就说明走对了方向。走进戈壁深处的玄奘在喝水时，又不慎把皮囊的水全部洒掉了，没有了水的玄奘凭借着自己的信念坚持行走，但是终于还是昏倒在老马身上，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凉风把他吹醒，他终于走到了那一小片绿洲，这就是富饶的高昌国。 高昌王笃信佛教，国都寺庙林立，平均每百人就有一座寺庙。高昌国共有僧人数千，但高昌王仍感到缺少真正的高僧。高昌商人们在凉州听玄奘讲经后推崇备至，高昌王听到这个消息颇为振奋。三年前他到长安朝贡时目睹了宏伟寺院和博学的高僧。礼仪之邦的风土人情让他倾服，回国后他下令臣民都梳唐人发式。现在又来了一位大唐高僧，可以请他向国人弘道讲法，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啊！俗话说：凡事可遇不可求，现在机遇到来了。 玄奘本想取道另一条路，但高昌王派使臣专程将他请到高昌。高昌王听说玄奘当夜要到的消息后在宫殿里焦急踱步，寝食不安。午夜，卫士们报告玄奘已到，高昌王亲自举着火把迎接他，并不顾玄奘路途劳累，兴高采烈地和他聊了一整夜，随后几天也是如此。高昌王每日在三百弟子面前跪地当凳子，让玄奘踩着他的背，登上法座讲经，时间过了十几天，唐玄奘执意西行，高昌王苦苦挽留，并要以弟子身份终身供养玄奘法师，还要让全国居民都成为法师弟子，每日沐浴执香，洗耳恭听法师讲经。 但是玄奘并不想在高昌国长期逗留，他对高昌王的盛情深表感谢，但婉言谢绝。他一定要远赴印度寻求中国佛教经典里缺失的经文。大臣们为了挽留玄奘，也想出了一个计策：让玄奘成为国王的女婿。他们说，玄奘青年才俊，公主才貌双全，崇信佛法，玄奘不能不对这位公主动心。高昌王便向公主提起此事，公主喜笑颜开。她听过玄奘讲法，对他崇拜有加，能与这位才智之士共度此生是她莫大的荣幸。但玄奘却向高昌王陈情，他此生的使命就是远赴印度，求法取经，然后再回国弘扬于百姓之中，他恳请高昌王不要拦阻他。 习惯了人们对他俯首听命的高昌王，见玄奘竟然置他的恳求于不顾，不由得怒火中烧。于是威胁玄奘说：法师面前有两条路，或者留下，或者回国，请法师三思。玄奘毫不犹豫地回答：“君王留下的只能是贫僧的尸骨，绝对留不住贫僧的心！”为了能被放行，玄奘开始绝食，到了第四天，他已极度虚弱，气息奄奄，高昌王极为震惊。高昌王请求玄奘进食，恢复身体，继续西行，不过他诚邀玄奘从印度回来时，在高昌住上三年。玄奘深感于高昌王礼佛的虔诚和修业的诚意，答应他归来再访，并与高昌王结为兄弟。高昌王决定请玄奘升座讲法一个月，同时为他预备西行一切所需之物。临行前，高昌王为玄奘写了24封致西域各国的通关文书，还赠送了马匹和25名仆役。出发那天，全城居民夹道相送，高昌王麴文泰抱住法师失声恸哭，亲送至100里外的交河城，才依依惜别。 杜甫诗中竟然预测到李白之死 杜甫诗中竟然预测到李白之死 我国盛唐时期名人辈出，诗歌文学达到了一个顶峰。在众多的诗坛巨匠中，李白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李白，字太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李白留给后世人900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然而，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在死因上却留给后人巨大的争议。 第一种观点，也是学者们普遍认为的观点是李白是病死的。这一观点认为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李阳冰是李白族叔，他的文集《草堂集序》中也写道：“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暇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唐代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序》云：“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李白）年六十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李白死后29年，刘全白在唐德宗贞元六年（791年）作《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也说：“君名白，天宝初诏令归山，偶游至此，以疾终，因葬于此。全白幼则以诗为君所知，及此投吊，荒墓将毁，追想音容，悲不能止。”李白死后100多年，著名的学者皮日休在《七爱诗》中也曾说过“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古代文献所谓“疾亟”、“赋临终歌而卒”、“以疾终”，都明白地告诉人们，李白是病卒的。 还有一种观点是李白是溺水而死，关于他病死的说法只是人们的传言。从对李白之死的各种记载来看，李阳冰《草堂集序》说“疾亟”，刘全白《李君碣记》说“疾终”，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卒于此”，都不说得的什么病；为他撰集序与撰墓碑者也从未言及，而到了100多年后，皮日休《七爱诗》中才突然冒出个“腐胁疾”，显然这值得我们怀疑。 由于李白本人嗜酒，他的众多作品也以酒为题。如《将进酒》有“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叙赠江阳宰陆调》有“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年”。《赠刘都史》有“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训岑勋见寻就元丹邱对酒相待以诗见招》有“开颜酌美酒，乐极忽成醉”。《月下独酌四》之三有“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 因此有人推测，李白的死很可能与酒有关。五代时期王定保在《唐摭言》中记载：“(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捉月而死。”这种说法认为李白是醉酒溺水而死的，北宋初期梅尧臣《采石月下赠功甫》一诗说得最为明白：“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说李白醉中在船上以手于江水中戏弄月影时，翻身落水溺死。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也有“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之语，可见，他也认为李白是醉入水中溺死。元朝时候的学者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说：“（李）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悦谢家青山，今墓在焉。” 那么，李白如果是溺水而亡，为什么部分历史记载他是病死的呢？有学者认为：“溺死在封建时代被认为‘横死’非‘善终’，依古礼属不祥，亲友不能吊唁，还有碍子孙前程，为了掩饰真相，往往当做病故。于是，既顾及忌讳又不甘造假的亲友提笔行文之际未免踌躇，不得已而闪烁其词。”刘全白于李白死后20多年撰写《碣记》，当时，李白的儿子伯禽仍然在当涂，于是刘全白恐有碍伯禽及子孙前程，为他避讳而写作“疾终”。其他的人也因为这个原因闪烁其词。 作为李白的好友，杜甫在冥冥之中对于李白有可能溺死仿佛有预感。他在“三夜频梦”李白之际，作《梦李白二首》，反复提出自己的担心：“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杜甫深知李白嗜酒，也知李白晚年正“病起暮江滨”。但醉与病都不使他担心，唯担心有舟楫失坠的可能。这种担心不能说事出无因。起码可以说是杜甫在往年与李白交往的实践中得出的体验。 正史中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在提到李白之死时，都一笔代过，并没有说明李白的死因。《旧唐书》只说李白是醉死于宣城的。那么是醉而病死的，还是醉而溺死的呢？人们不得而知。或许是人们不愿凭吊溺死之人而说李白是病死的，或许是古人不愿面对李白病死的结局，宁肯认可他入水捉月、仙游羽化也未可知。两种死因都难以排除。如今看来，解开李白死因之谜并无多大意义，倒是唐代项斯《经李白墓》里面的一句话“醉死此江边”很值得后人玩味。 鉴真双目失明还是得了白内障？ 鉴真双目失明还是得了白内障？ 鉴真（688～763年）是我国唐代赴日传法的名僧。日本人称其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鉴真俗姓淳于，扬州江阳(今江苏扬州)人。他父亲是一名虔诚的居士。14岁那年，他随父亲去大云寺参拜。一见到慈悲的佛像，他就产生了禅悦之喜，便向父亲提出要皈依佛门。被他的诚心感动了的父亲，就将他托付给自己的师父智满法师。鉴真于46岁登上戒律大师的讲座，在江淮地区讲律传戒，被仰为东南戒律宗首、“江淮化主”，40余年间，鉴真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先后达4万余人，江淮间尊为授戒大师。在佛法戒律之外，他还广泛涉猎梵声音乐、佛寺建筑、雕塑绘画、草药医术、书法镂刻。漫长的修炼过程，造就了鉴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卓越超群的人格。 当时的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律仪受戒。公元733年(日本天平五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邀请高僧去传授戒律。访求l0年，决定邀请鉴真。鉴真的弟子中有人劝他不要去。“到日本去，路途遥远，沧海森漫，百无一至……”鉴真说道：为了弘扬佛法，何惜身命？唐天宝元年(742年)，鉴真不顾弟子们劝阻，毅然应请，决心东渡。但是，由于地方官阻挠和海上风涛险恶，先后4次都未能成行。 公元748年，鉴真又开始第五次东渡。由于船只误入海流，又遇狂风巨浪，鉴真一行在海上漂流了14天后抵达海南岛南部。鉴真一行过海到了广州，准备北返再次东渡，但由于劳累过度，日本僧人荣睿又不幸病逝，鉴真的得力弟子祥彦也在途中死去。加上南方炎热，使鉴真患了眼疾，医治无效而失明。 公元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青河一行在回国时，特意到扬州拜谒鉴真，再次请他东渡。鉴真不顾高龄和双目失明，毅然决定随日本船第六次东渡。一个多月后在盛大隆重的欢迎下鉴真进入日本首都奈良。这次东渡，虽然终于取得成功，但他年近七旬。日本天皇下诏慰劳，并授予鉴真传灯大法师之位，宣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同年四月，鉴真初于东大寺卢舍那殿前立戒坛，登坛为日本圣武上皇、光明太后、孝谦天皇等授菩萨戒。不久又为沙弥澄修等400多人授戒。已受过戒的日僧灵福等80多人也纷纷舍旧戒，重新从鉴真授戒，日本佛教开始有了戒律。鉴真又在日本传戒、建寺、讲学、行医，生活了十个春秋，直至圆寂。 鉴真的事迹在日本人民中，世世代代传为美谈，日本文化史学者甚至称他为文化的大恩人。弟子为他所塑干漆夹像，1200余年来，始终受到日本人民的景仰。1980年，日本曾送这座塑像短期来华，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鉴真作为中日民间交流的使者，为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谱写出了光辉的篇章。尽管如此，有些学者在研究了史料后，却对鉴真在第五次东渡过程中失明之事提出了质疑。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就认为“鉴真和尚到日本后，晚年曾失明则或有之，谓鉴真和尚未到日本前已失明，则殊不可信”(陈垣《鉴真和尚失明事质疑》)。因为，鉴真失明一事，《宋高僧传·鉴真传》等书都没有任何记载，仅据日本人真人元开所撰写的《唐大和尚东征传》上的一句话作为孤证，论据并不充足。鉴真在日本，校正数百万言的经论而一字不差，对一个盲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唐大和尚东征传》所提供的那些导致双目失明的原因，涉及荣睿病死，鉴真悲痛得数日不进滴水；与普照分手，鉴真痛惜悲戚；祥彦病逝，鉴真抚体悲呼。还有诸如遭受暑热瘴气，毒火攻心，等等。与鉴真这样的得道高僧的精神境界完全不相符合。这些说法，将鉴真视为凡夫俗子，而非得道高僧。显然是“以凡夫之心，度高僧之腹”，所作出的分析结论，与得道高僧所修炼而成的精神境界相去甚远。因为鉴真作为虔诚的有着多年修行功夫的佛教徒，深知五蕴皆空，生死不二，对人的生死必然会有一种非常超脱的看法，怎么会因为生离死别而悲痛得数日不进滴水、痛惜悲戚、抚体悲呼，以致于毒火攻心、双目失明呢?而我们从前几次东渡失败之后所看到的那个表现出乐观精进、深信有佛菩萨保佑的百折不回的精神的鉴真，怎么会在第五次失败后表现出那样的一种不堪打击的沮丧情绪呢? 一些日本学者也认为，《唐大和尚东征传》所说的“眼光暗昧”，是指鉴真患有老年性白内障，而不是双目失明，这种说法倒是有可能更为接近事实的真相。《鉴真奉请经卷状》这张鉴真的借条仿佛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佐证，公元757年，鉴真为借经卷曾经向当时的奈良东大寺出具了一张借条。这就是现存正仓院的《鉴真奉请经卷状》。借书条上的书法为唐人风格。值得注意的是，书法字迹端正整齐，并有涂改重写的地方，经过奈良国立博物馆的西山厚研究员鉴定，认为此文与中国所存鉴真相关文献出自同一人手笔，所以，日本研究人员认为，鉴真在东渡时，可能还保有轻微的视力，能够自己书写重要文件，但不能很好地阅读了。 据此，也许鉴真得了老年性白内障，而非完全失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无论鉴真是否彻底失明，日本的文献中，他在日期间从未有过哭泣的记载，而总是以最和善的微笑面对信徒。鉴真因为年高体弱，为了弘扬佛法又不惜劳苦，终于在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年）五月六日，坐化于唐招提寺，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当时鉴真双脚结跏趺坐，神态安详，死后三日，体温尤在，时人呼为真菩萨…… 佛法云，大雄无畏，勇猛精进。这就是为鉴真大师最好的写照。 貌美杨贵妃为何没能成为皇后？ 貌美杨贵妃为何没能成为皇后？ 白居易《长恨歌》生动地描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杨贵妃生前，有“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等诗句；杨贵妃被赐死后，有“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诗句。《明皇杂录》、新旧《唐书》等多种史书的记载，可以证明白居易的描写基本是属实，并非文学夸张。杨贵妃，名玉环，字太真，是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一位美女，也是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一位后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备受宠爱的美人，却一直没有被册封为皇后，原因何在呢？ 唐玄宗将元配王皇后废为庶人之后，皇后之位一直空着。当初，王皇后为了跟武惠妃争宠，让其兄王守一找僧人帮助。僧人明悟领着他祭祀北斗星之后，“取霹雳木刻天地文及帝讳合佩之”，说是这样可以生子，像武则天一样尊贵。开元十二年，事情泄露，王皇后被废为庶人，不久便抑郁而死。王皇后死后，唐玄宗想要册立武惠妃为皇后。但是，遭到了御史大夫潘好礼的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是：曾经搞得李唐王朝鸡犬不宁的武三思和武延秀都是武惠妃的远房叔伯，唐玄宗跟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加上当时太子又不是武惠妃所生，而武惠妃本人也是生有儿子的。武惠妃一旦被册立为皇后，争夺太子的事情就在所难免。结果，武惠妃就一直没有被立为皇后。只是在她40余岁死去之后，才获赠了一个皇后的名号。实际上，杨玉环成为杨贵妃的时候，武惠妃早就已经死了。此后，杨玉环也没有被册封为皇后。对于这件事情的原因，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从有关记载中发现和挖掘线索，进行相关论证和推测。从史书记载中的蛛丝马迹来看，唐玄宗之所以没有册封杨玉环为皇后，很可能与他得到杨玉环的卑下手段有关。 杨玉环进宫前，原为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后来，唐玄宗见到了杨玉环，马上便被杨玉环的姿色深深迷住了。于是唐玄宗设计了一番表面文章，先是打着孝顺的旗号，说是要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下诏令杨玉环出家做道士，并赐道号“太真”。5年之后杨玉环守戒期满，唐玄宗便下诏让杨玉环还俗，并接入宫中，正式册封为贵妃，自己养了起来。这件事情，李商隐曾在诗歌《骊山有感·咏杨妃》中有所记载：“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就是说明了当时唐玄宗抢走儿媳妇后，寿王李瑁的郁闷和唐玄宗的尴尬。 由于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的朝代，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各种外来风俗在大唐落地开花，封建伦理等级制度得到弱化，因此唐玄宗这样做并没有遭到太大的反对。然而将从儿子手中抢来的贵妃封为皇后毕竟有违伦理，虽然其时风俗开化，但纲常伦理的主体还是存在的，让这么得来的妇人做了皇后显然是无法“母仪天下”的。如果封杨玉环为皇后，对寿王李瑁来说，自己的妻子突然变成了自己的母后，必然会激发他的更大怨恨。到时候发生政变也是很有可能的。这一点使得唐玄宗不得不加以提防。 而且杨贵妃虽然聪明伶俐，能够随时迎合皇帝的心意。但李隆基对她也并不是百依百顺。天宝五载和天宝九载，杨贵妃先后两次被李隆基驱逐出宫。驱逐的原因，史书没有明言，不得其详。当然，每次驱逐杨贵妃后不久，多情、痴情的李隆基就会后悔，思念不已，很快由高力士将其接回宫中，礼遇如初，欢爱如旧。可以说，杨贵妃对李隆基而言，是让他欢喜让他忧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李隆基觉得并不适合做皇后。 唐玄宗晚年虽然有些沉湎于男欢女爱，沉湎于声色娱乐，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皇帝。他也意识到了杨贵妃得宠后仙及鸡犬，她的兄妹亲戚都得到了朝廷的重用，已经发展成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再封她为皇后，必将引起大臣的反对和权力的倾斜，这对维护统治是很不利的，所以唐玄宗一直不肯封杨贵妃为皇后。 除了对权力平衡的考虑外，还有一点是唐玄宗不得不考虑的，那就是杨贵妃一直没有生育。杨贵妃不生育的原因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没有儿子肯定是封她为皇后的一大障碍，因为古代册立皇后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要君臣参与，诏示天下，册立的皇后必须是懿德懿容，能起到垂范万众、母仪天下的作用，她所生的儿子也将被立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因此皇后与太子一般应当是母以子显或是子以母显的，但当时太子已立多年，而且成长正常，杨贵妃又迟迟没能生个儿子出来，所以就没有理由封她为皇后。 有唐一朝，杨贵妃虽然没有成为皇后，但她却集“三千宠爱在一身”，无皇后之名，但得皇后之实，享受的待遇规格早就是皇后的标准了。聪明的杨贵妃也许觉察到，既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女人所能达到的极致，得到了天子的万千宠爱，何必还去在乎皇后的名号呢？ 杨贵妃与山口百惠有什么关系？ 杨贵妃与山口百惠有什么关系？ 杨玉环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因为后来她被册封为贵妃，人们通常也称其为杨贵妃，对于她死于自杀的说法，历来就有人加以怀疑，那么，杨贵妃真的没有死于马嵬驿吗？ 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洛阳失陷，潼关失守。盛唐天子唐玄宗仓皇逃离京师长安，但是不久军队就发生了哗变，当哗变的军士杀了杨国忠后，护驾的六军将士仍不肯继续前进，唐玄宗亲自下令，也无效。唐玄宗要高力士问军中主帅陈玄礼是什么缘故？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唐玄宗听后，最初不肯割爱，“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却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而唐玄宗却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这时连高力士也一反常态，对玄宗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视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经高力士劝说，“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这样才使六军将士“始整部伍为行计”（《唐记》三十四）。 杨贵妃自杀于马嵬驿的说法，不仅有正史的记载。一些诗词歌赋、稗官野史和戏剧传奇也认可和采用这种说法。如：唐人李肇在其《唐国史补》中说：“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意思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的一座佛堂前梨树下，在搬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导致一位老太婆借此大发其财。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旧唐书》、《新唐书》的记录与李肇的上述记载大同小异。 虽然正史对杨贵妃的死记载确之凿凿，但是早在唐代就有传闻说杨贵妃没有自杀，死的只是她的替身，她被调包计所救后逃跑了。 至于杨贵妃逃脱后的去向，有些人认为杨贵妃流落于民间，当了女道士。如白居易《长恨歌》中记载：“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说的是平叛后玄宗由蜀返长安，途经杨贵妃缢死处，踌躇不前，舍不得离开，但在马嵬坡的泥土中已见不到她的尸骨。后来又差方士寻找，“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居易在这里暗示贵妃既未仙去，也未命归黄泉，仍在人间。时至近代，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寓。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驿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还有一种说法是，杨贵妃逃脱后，辗转到了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众军士逼迫唐玄宗赐死杨贵妃之时，军中主帅陈玄礼爱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于是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据说，平定安史之乱之后，唐玄宗曾派方士出海寻找。在久津找到杨贵妃后，方士还将唐玄宗所赠的二尊佛像交给了她，杨贵妃则赠玉簪作为答礼。这二尊佛像现在还供奉在日本的久津院内，杨贵妃最终死于日本，葬在久津的院内。至今当地还保存着相传为杨贵妃墓的一座五轮塔。五轮塔是建在杨贵妃墓上的五座石塔。杨贵妃墓前有二块木板，一块是关于五轮塔的说明，一块是关于杨贵妃的说明，上面写着：“充满谜和浪漫色彩的杨贵妃之墓——关于唐六代玄宗皇帝爱妾杨贵妃的传说。” 以上两种说法虽然传说已久，但是都没有确切的根据。实际上，杨贵妃极有可能死于马嵬驿。《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士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而且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不死，唐玄宗也是很难交待的。杨贵妃自缢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记述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杨贵妃缢杀于马嵬驿，历史记载应该是准确的。流落民间和流落海外只不过是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 谁写出了励志诗“锄禾日当午”？ 谁写出了励志诗“锄禾日当午”？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唐诗读来朗朗上口，是妇孺皆知的佳句。然而，对于这首诗的作者，却有争议，那么，这首广泛流传的唐诗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 一种说法是此诗的作者，是唐朝诗人李绅。李绅（772～846年），字公垂，生于唐大历七年(772年)，祖籍安徽亳州。父李晤，历任金坛、乌程(今浙江吴兴)、晋陵(今常州)等县令，携家来无锡，定居梅里抵陀里(今无锡县东亭长大厦村)。李绅幼年丧父，由母教以经义。15岁时读书于惠山。青年时目睹农民终日劳作而不得温饱，以同情和愤慨的心情，写出了千古传诵的《悯农》诗二首，内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句，被誉为悯农诗人。贞元二十年(804年)李绅再次赴京应试，未中，寓居元稹处。曾为元稹《莺莺传》命题，作《莺莺歌》，相得益彰，流传后世。元和元年(806年)中进士，补国子监助教。他曾历任江州刺史、滁州刺史、寿州刺史，与元稹、白居易交游甚密，游学乌镇，与乌镇普静寺住持唐抱玉为莫逆之交。 李绅一生最闪光的部分在于诗歌，作有《乐府新题》20首，已经失传。流传至今的有《追昔游诗》三卷、《杂诗》一卷，收录于《全唐诗》。另有《莺莺歌》，保存在《西厢记诸宫调》中。李绅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元稹称李绅说：“予友李公垂，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显见，李绅的诗风，与“锄禾日当午”诗的格调相一致。 南宋的计有功在《唐诗纪事》卷二十九李绅目中是这样记载的：“绅初以《古风》求知于吕温，温见其齐煦，诵其《悯农》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曰：‘此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唐诗纪事》是一部有关唐代诗人及作品的评论汇集，共81卷，收唐代诗人1150家，内容极为繁富。 也有一种说法是“锄禾日当午”诗的真正作者，应该是唐朝另一位诗人聂夷中。唐五代人孙光宪著有《北梦琐言》，其中卷二记载：“咸通中，礼部侍郎高知举，榜内孤贫者公乘亿，赋诗三百首，人多书于屋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时人谓之‘许洞庭’。最奇者有聂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于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咏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其中明确指出，《锄禾》的作者是聂夷中。 聂夷中(837～?)，唐代诗人。字坦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一说河南人。出身贫寒，备尝艰辛。咸通十二年(871年)中进士。由于时局动乱，他在长安滞留很久，才补得华阴尉。到任时，除琴书外，身无余物。聂夷中的诗作，风格平易而内容深刻，在晚唐靡丽的诗风中独树一帜。如《公子行二首》、《公子家》讽刺贵族公子的骄奢淫逸，《田家》、《咏田家》谴责封建赋役对劳动人民的苛重剥削，《杂怨二首》表现连年战乱造成人们家庭离散的痛苦，写来都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唐才子传》谓其“伤俗悯时”、“警省之辞，裨补政治”。诗人喜欢采用短篇五言古诗和乐府的形式，以质朴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寥寥几笔，将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暴露在人们眼前，冷峭有力。像“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咏田家》）这样的诗句，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 那么，《锄禾》的作者究竟为谁？《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宪，生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年)，卒于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年)。而《唐诗纪事》的作者计有功，史书记载其生卒年代不详。但史书中记载了他中进士的时间为宣和三年，即公元1121年。据此可大致推测，孙光宪生活的年代距李绅（772～846年）不过50年左右；距聂夷中（837~？）也应该不过10年左右时间。从时间上来看，孙光宪《北梦琐言》中的记载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从记载上来看，《北梦琐言》内容所记为晚唐五代事，题材丰富，包括政教礼法、文坛轶闻趣事、民间风情习俗，等等，因为作者孙光宪为晚唐五代人，当代人记当代事，较能自然忠实呈现当时的样貌，王文才在《蜀杌校笺序》中曾说：“五代杂笔，首推《北梦琐言》。”许多研究唐末五代的学者在述及历史、政治、文学乃至风土人情时也常提及《琐言》这本书，如《太平广记》、《资治通鉴》、《旧五代史》、《十国春秋》等都不同程度援引《琐言》中的资料，或补其缺，或资考订，可见《琐言》是一本史料价值极高的笔记。而计有功《唐诗纪事》的成书印制，却大有周折，并非计有功亲自所为。《唐诗纪事》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王禧刻本。而据王禧自序云，他在客中邂逅计有功之子，“因得是书，立命数十吏抄录，其间不能无鲁鱼亥豕之误”。因而后来据王禧本翻刻的《唐诗纪事》的其他版本，其中的脱误舛错也就难免了。明代学者胡震亨（1569～1645年）在其《唐音癸签》中就曾指出他多处张冠李戴的错误。 综合各方面来看，或许聂夷中才是《锄禾》的真正作者！ “八仙”的真实原型是哪些人？ “八仙”的真实原型是哪些人？ 八仙过海是八仙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相传白云仙长有一次于蓬莱仙岛牡丹盛开时，邀请八仙及五圣共襄盛举，回程时铁拐李（或吕洞宾）建议不搭船而各自想办法渡海，就是后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八仙过海、各凭本事”的起源。 八仙的传说始于唐时，其时已有《八仙图》、《八仙传》等，然而八仙姓氏至宋代犹有变更，至《东游记》始定为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八人。那么，八仙中的人物完全是虚构的吗？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没有这些人的原型呢？ 铁拐李：铁拐李在民间传说中为八仙之首，是年代最久、资历最深者，身世由来传说颇多，有的书中称其姓李，名洪水，隋朝人，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则说他姓李，名玄；赵翼的《陔余丛考》中又说他姓刘。《历代神仙通鉴》称，其原本一俊伟丈夫，善道术，会使导出元神法术，修炼于砀山岩穴中，有次应师父老子之约，行“元神出壳”法术，赴千里之外华山，数日后回归，发现其肉体被其徒误焚，无奈将元神附会到跛了一只脚的丑陋汉子身上，用来倚身的竹杖，变为铁拐，故名铁拐李。看来他是一位民间流传的，诸事附会而成的道家仙人。 汉钟离：八仙中名气仅次于铁拐李的是汉钟离。他在八仙中地位较高，特别是由于道教徒的吹捧，名声更大。元时，被全真教奉为“正阳祖师”。有关其人物原型，约出现在五代、宋初之际。《宣和年谱》、《夷坚志》、《宋史》等书都有他的事迹的记载，只是后来讹传为汉钟离，才附会为汉朝人。《历代神仙通鉴》、《续文献通考》等书称：钟离权，复姓钟离，字寂道，号云房子，又号正阳子。 张果老：道教称之为果老仙师，其原型为唐代道士张果，因其在八仙中年事最高，故被人们尊称为张果老。张果老的有关事迹，最早最真实的记载见于刘肃的《大唐新语》。据《大唐新语》载，张果老先生者，隐于恒州，往来汾晋，时人传其有长生秘术，自称是“尧时丙子年生”。中唐以后，张果老的传说日益增多。《唐国史补》卷上“张果老衣物”条指出：“天宝末，有人于汾晋间古墓穴中，得所赐张果老敕书、手诏、衣服。进之，乃知其异。”《旧唐书》卷八、卷一百九十一和《新唐书·方伎传》均记载了张果的有关情况。除了《新唐书》加入了玄宗屡试张果仙术和玄宗欲令张果尚公主等事外，其余记载和《大唐新语》基本相同。在当时的诗作中，可以发现张果和京城文人们的交往情况。在唐人的一些记载中，还可发现张果和其他方伎之士交往的一些活动。 八仙中流传故事最多的当数吕洞宾，在道教中，全真教奉其为“纯阳祖师”，又称“吕祖”。吕仙原名吕，又有说法是本名吕煜或吕琼，号纯阳子，一般认为他公元798年生于永乐县招贤里（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另一种说法是他是唐末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唐宝历元年（825年）中了进士，并且为官了一段时间。不久因为厌倦腐败的官场生活，弃官入道，隐居终南山。在现实的吕洞宾的基础上，民间添加了许多他的传说故事，是“八仙”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名气很大的一个。从北宋开始就一直有人假借他的名号出山，让他的传说更加丰富而且神奇。比如“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四下鹤城”“吕洞宾卖汤团”，等等。 何仙姑：八仙中唯一的女性，有关其身世说法不一。一说她是唐朝人。宋初《太平广记》引《广异记》称有“何二娘”者，是位以织鞋为业的农妇。《续通考》说何仙姑为唐武则天时广东增城县人，出生时头顶出现六道毫光，天生一副“仙科”，13岁时在山中遇一道士，吃了道士一只仙桃，从此不饥不渴，身轻善飞，并可预见人生祸福。后来她应召进京，途中离去。一说她是宋朝人。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多称她为北宋永州（零陵）人，有称她幼遇异人，得食仙桃成仙。有称她放牧于郊野，遇异人送仙枣，食后而成仙，宋人笔记中还记载了何仙姑一些为人占卜，预测祸福的事迹，一时士大夫及好奇者争相前往彼处占卜，可见她的原型不过是一位精于占卜的民间女巫。 八仙中有位玩世不恭，似狂非狂的行乞道仙，名叫蓝采和。南唐沈汾《续仙传》、宋初《太平广记》、陆游《南唐书》等书均载有他的事迹。是唐末至五代时人。其行为怪僻，他经常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只脚穿着靴子，另一只则赤着，于长安街市乞讨，并手持大拍板，乞讨得来的钱有时赠予穷人，有时花在酒肆中，醉了就唱歌，歌词多充满神仙之意。另外，他又喜欢于夏天穿厚厚的衣服，冬天躺在雪地上。相传有人在童年及老年时都见过他，蓝采和的容貌都没有改变。而最后，蓝采和得汉钟离度化，于酒楼乘醉骑鹤而去。 韩湘子：普遍认为是文学家韩愈的侄子（有说侄孙），《唐书·宰相世系表》、《酉阳杂俎》、《太平广记》、《仙传拾遗》等书都有关于他的介绍。一称是韩愈侄孙，历史上韩愈确有一个叫韩湘的侄孙曾官至大理丞。他成仙的传说，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书中称韩愈有一年少远房子侄，为人轻狂不羁，不喜读书，韩愈曾责怪他，他却能在七日之内使牡丹花按其叔的要求改变颜色，并且每朵上边还有“云横秦岭家何在……”的诗句，韩愈惊奇万分。还有说韩湘子是韩愈外甥，其事迹和《酉阳杂俎》所言大同小异，韩湘子其人物原型为韩愈的族侄，五代时即被仙化。 八仙中，曹国舅的事迹最少，出现最晚。其身世，说法大同小异，都和宋仁宗的曹皇后有关。《宋史》有传，曹佾，字公伯，曹彬之孙，曹皇后的弟弟。他性情和易，通晓音律，喜爱作诗，封济阳郡王，身历数朝而一帆风顺，年七十二而寿终。《神仙通鉴》云：曹国舅天性纯善，不喜富贵，却慕恋于仙道，其弟则骄纵不法，恃势妄为，曹国舅对其恶行深以为耻，遂入山修炼，遇汉钟离、吕洞宾而收他为徒，很快曹国舅修成仙道。《东游记》中所述曹国舅与上略同。 法门寺地宫埋藏1000多年的秘密 法门寺地宫埋藏1000多年的秘密 位于中国陕西省扶凤县的法门寺，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寺院之一。它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凤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据专家考证，法门寺始建于北魏时期约公元499年前后，当时称“阿育王寺”。 经过隋唐时期的不断改扩建，到了宋代，法门寺发展到最大规模，当时仅二十四院之一的“浴室院”即可日浴千人。宋徽宗曾手书“皇帝佛国”四字于山门之上。金元之际，法门寺仍是关中名刹，“藏经碑”中有寺僧抄写大藏经5000卷之记载。金人也刻“诗碑”盛赞其寺塔：“三级风檐压鲁地，九盘轮相壮秦川。”明清以后，法门寺逐渐衰落。明隆庆三年（1569年），历经数百年历史的唐代四级木塔崩塌。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年），地方绅士杨禹臣、党万良等捐资修塔，历时30年建成八棱十三级砖塔，高47米，极为壮观。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地震塔体倾斜裂缝。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爱国志士朱子桥先生的主持下，完成了晚明以来最大规模的维修。 几千年来，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中都曾提到，法门寺地宫里有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到底是真有其物还是讹传？法门寺地宫中真的埋藏有千年的秘密吗？ 1981年8月24日的一场暴雨使得伫立在法门寺中的佛塔，中部突然出现裂缝，佛塔东北边的部分完全坍塌，西南边部分出现倾斜，千年古塔即将毁于一旦，该如何处理？经过反复论证，有关方面形成了两个方案，一是把旧塔拆除后重新修建，另外一个是保护剩下的半边塔。 鉴于佛塔十分珍贵，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工作人员决定修复残塔。但是，佛塔倒塌的情况十分罕见，残塔里全是土坯，把土坯保护起来非常困难，而且造价极高。最后，专家组研究决定，将残塔拆除重建。 1987年4月3日，考古人员在清理古塔拆除后的塔基时，终于使得一个埋藏了1000多年的绝世秘密重见天日：塔下果真埋葬着珍贵的“佛指舍利”。原来，考古人员无意中在塔基处浮土下发现了一块白玉石板，除去浮土，一尊雄狮浮雕渐渐显露出来。推开白玉石板，一个神秘的洞口赫然出现。这就是法门寺地宫的入口。考古人员沿着地宫的幽暗隧道前进，发现墙壁为黑色大理石拼贴。石壁因年代久远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斑驳，东侧上刻有白色的文字。隧道尽头，两块石碑赫然屹力，碑文在手电光下依然清晰可辨。两块石碑上共计刻有约900个字，一个是记事碑，一个是物账碑，文字内显示石碑是唐代最后一次迎送佛骨时留下的。在两块石碑被移开后又一道门出现，石门左右两边各雕刻一尊精美的菩萨像。进门后，地面上是一堆堆整齐的丝织品。虽经千年岁月，丝织品依然精美光鲜。在前室尽头，一座大约有80厘米高、四面有精美的彩绘浮雕的汉白玉石塔静静伫立，塔盖、塔刹、塔身、塔座均保存完好，后来，这座塔被人们称为阿育王塔。 神秘继续上演，阿育王塔后面竟然还有一道石门，门后设有密室。第三道门打开后，法门寺地宫的中室被打开。中室呈方形空间，中央放了一个白玉灵帐，灵帐里面放置了一枚玉质仿制舍利。这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灵帐后果然又有一道石门，门内是地宫的后室，在后室的土层里，考古人员发现一个密龛。密龛里藏着一个包裹，包裹里面又是一个铁函。这个沉甸甸的密龛里套着一重又一重的密龛。直到第七重，是一个镶满珍珠的金质宝函，宝函里是一座宝珠顶小金塔。第八重是个纯金塔，打开后，金座子上有个像手指一样的银柱子，是玉质仿制佛指骨舍利。最后一层铁函打开了，里面有个用丝绸包裹的镏金函，镏金函里有个檀香木函，檀香木函里还有个水晶椁子，水晶椁子里还有一个玉棺，在玉棺里面，终于又出现了一枚佛骨舍利。这是一枚真正的佛骨舍利。世间圣物、唯一仅存的佛祖真身指骨舍利，终于显身。这被誉为继秦始皇陵兵马俑之后的又一考古重大发现，是中外佛教界和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除了珍贵的舍利之外，法门寺地宫中的丝绸文物，则是继中国西北甘肃省敦煌藏经洞之后，唐代丝绸出土数量最大、品种最多、价值最高的地方，被誉为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据考古资料所载，法门寺地宫中所藏的丝绸织物工艺极其精致，缝合处所用的金线平均直径只有0.1毫米，最细处仅0.06毫米，比头发丝还细。地宫中一只藤箱内堆积的丝绸衣物，厚度虽然只有23厘米，却叠积丝绸织物达780层之多。 法门寺地宫中还发掘出土了上百件璀璨夺目的金银器和琉璃器，而久已失传的16件“秘色瓷”则让中国的瓷器研究专家兴奋不已。秘色瓷是唐代宫廷专用瓷，制作工艺早已失传，其实物也只是在中国的史书中提到过，后世从未见到过。据记载，秘色瓷器由于釉料好，给人的印象好像是碗中盛有水，因而总是晶莹透亮，一尘不染。 为了保护和展示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珍贵文物，我国政府在当地成立了博物馆。我国的文物保护专家还与德国同行合作，对地宫中出土的丝绸织物进行高科技保护。 古代“高考”是怎样进行的？ 古代“高考”是怎样进行的？ 高考，虽然是现代才有的名词，实际在中国古代已有悠久的历史。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在隋唐时期，在隋唐之前的魏晋时期，官吏大多从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选官以家族、门第为标准，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入朝做官，而且升迁快速，公卿机要职务全被他们占据。出身寒门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依靠自己的才能谋得一官半职，却位卑权轻，无法担任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职位。高门无士庶，寒门无王侯，一个人能否有所作为早在他出生之前已经确定，此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以门第取人弊端显而易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泾渭分明，地方官员和士族官僚选拔晋升体系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式废除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公元605年，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正式创立。当时，科举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按照成绩的高低来录取。最初的时候，分科取士刚刚草创，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法度，进士考试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但是读书、应考和做官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起来。 唐朝时，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帝王积极推进科举制度改革，选拔了大量寒门人才。有一次考试之后，新科进士鱼贯而入，入朝堂拜见皇帝，唐太宗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唐代科举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考试的内容已经很复杂，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等50多种科目，最为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唐高宗李治以后，进士科逐渐重要起来，许多宰相权臣等都是进士出身。由于考试时间都在春天，因此科考被称为“春闱”。唐代科举取士规模很小，进士科得第很难，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新科官员中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只占5%左右。而且，进士及第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还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做官。 无论如何，对于寒门学子来说，通过科举考试如同鲤鱼跳过龙门一样值得庆贺。科考成绩开榜之后，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新科进士们一起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显示荣耀，中进士因此又称为“雁塔题名”。新科进士的各种聚会庆贺活动中，有很多王公权贵参加，有很多权贵就在聚会中甄选女婿，这对那些既得官位又得娇妻的穷酸学生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 到了宋代，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进士科的重要性则更为突出，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这时的科考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防止徇私舞弊。宋太宗时，开始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宋仁宗时期，省试、州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又进一步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考生姓名、字迹等均无从辨认，对防止主考官徇私舞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而随着明王朝的建立，科举制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科举考试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士人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先进入学校。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三年一次。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科。殿试完毕后，次日改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明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科举主要考八股文，为了功名，读书人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依照题义阐述义理。写作八股文措词要用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格式要符合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必须对偶。八股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八股文一般分为六段，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也把科举制度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1901年，为缓和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慈禧宣布实施新政停止八股。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谕旨，宣布：“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科举制度正式终结。 科举考试制度确弊端明显，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考生的分数压倒门第、血统、关系、金钱等等诸种因素，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即使今天，弊端重重的考试制度仍然为各国广泛采用，目前仍无更好的、更易操作而实用的制度能够将其代替。 “梁祝”是浪漫故事还是史实？ “梁祝”是浪漫故事还是史实？ 梁山伯与祝英台（下简称《梁祝》），是一个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具有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故事，说的是东晋永和年间，在风景秀丽的善卷山南，有一个祝家庄。庄里有一户殷实富户，户主被人称为祝员外。祝家族规，财产传男不传女。因祝员外没有儿子，为继承家产，祝员外将女儿英台自小男装打扮。英台才貌双绝、聪颖好学。到了读书年龄，祝员外便把英台送到附近的碧鲜庵读书。在碧鲜庵读书时，有一位同学叫做梁山伯，家住善卷山北西去五里的梁家庄，两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引为知己，遂于善卷后洞的草桥结义金兰，兄弟共勉，相互提携。 英台与山伯在碧鲜庵同窗三载，期间曾同往齐鲁谒拜孔圣，又同到东吴游学。两人日则同食，夜则同眠，诗文唱和，形影相随。山伯不仅才高学富，而且为人忠厚正直，深得祝英台的爱慕。然而，三年之中，英台始终衣不解带，山伯虽屡起疑惑，但均被英台支吾过去。山伯始终不知英台为女子。 三年的同窗生活，梁祝情深意笃，祝英台对梁山伯产生了爱意。三年后，梁山伯要继续去余杭游学，而祝父因英台年届及笄，不许英台前往。二人依依不舍，互赠信物。山伯赠与英台古琴长剑，英台回赠山伯镏金折扇，亲书“碧鲜”二字。在山伯去杭城时，英台相送十八里，途中英台多次借物抒怀，暗示爱慕之情。但忠厚淳朴的山伯浑然不觉，不解其意。临别时，英台又假言做媒以家中九妹许与梁山伯，并约定时日，请山伯来祝家相访求婚。 英台学成回家后，岂料其父母已将英台许配邑西鲸塘马氏。山伯从余杭游学回来，到祝家造访，英台红妆翠袖，罗扇遮面，前来相见，山伯方知其为女子。当得知英台已聘马氏后，柔肠寸断，悲痛至极。两人临别立下誓言：“生不能成婚，死也要成双。” 梁祝泪别后，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卒葬村西胡桥。英台闻讯悲痛欲绝，决意以身殉情。出阁当日，坚持要经胡桥祭奠。轿至胡桥山伯墓时，英台上前祭吊，恸哭撞碑，突然狂风大作，天空混沌，飞沙走石，地忽裂丈余，英台堕入其中。风停雨过后，彩虹高悬，有两只硕大的蝴蝶，蹁跹起舞，传为梁祝两人之精灵所化，黑者即祝英台，黄者即梁山伯，情侣依依，形影不离，比翼双飞于天地之间。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也是优美的四大民间传统戏剧之一。它以生动感人的形象，向社会展示了封建制度压制下的男女青年，为婚姻自由与封建势力竭力抗争的画卷，真挚地歌颂了青年男女要求自由、坚贞笃厚的爱情。对这个流传已久的爱情故事，很多人以为，它只是一个传说，并没有史实依据。但是我们仔细研究古文献后却发现，梁祝故事并非虚构，而是由真人真事演化而来的。 最早记录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是唐初梁载言的《十道四蕃志》，其中记载“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这仅仅是简略的记事，没有情节，不能算作传说故事。到晚唐张读的《宣室志》里，才有了极简单的故事梗概：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到了宋朝时，故事有了进一步发展。北宋徽宗时，《鄞县志》记载，明州（宁波）知事李茂诚写过一篇《义忠王庙记》，其中记有：“神讳处仁，字山伯，姓梁氏，会稽人也。东晋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生……尝从名师过钱塘，道逢一子，容止端伟，负笈担簦渡航，相与坐而问曰：‘子为谁？’曰：‘姓祝，名贞，字信斋。’曰：‘奚自？’曰：‘上虞之乡。’曰：‘奚适？’曰：‘师氏在迩。’从容与之讨论旨奥，怡然相得……于是乐然同往，肄业三年。祝思亲先返，后二年，山伯亦归。”去拜访祝时，才发现祝是女的，就遣媒求亲。但祝“已许贸城廊头马氏，弗克”。以后山伯任贸县令，于宁康癸酉八月十六日辰时病死。翌年春，英台出嫁路过梁山伯坟时，“波涛勃兴，舟航萦回莫进”，问知是山伯梁令之新冢，去祭奠而地裂，则入穴殉情。丞相谢安曾奏表封为“义妇冢”。《仙踪记略》中也有相同的记录：“东晋宁康年间，吴郡梁山伯、国山祝英台同学三年，不知祝乃女子，结为兄弟，寝食与俱。梁为鄞县令……卒，葬四明山下，祝往哭吊，墓忽开裂，祝坠下复合，仅露玄襟，从者之皆毁，旋化蝶类飞去。”由此看来，梁山伯和祝英台应是东晋穆帝至孝武帝时人，生活在公元352年至373年之间。梁山伯在求婚不成之后，曾出任了贸县（即今鄞县）的一个小县令。在县令任上病死，死后就埋在城西门口外。至今宁波市鄞县高桥尚有梁山伯庙旧址及墓址。 到了明、清代，一些小说、鼓词，特别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宝卷》及各地方唱本，故事情节有了一个大发展，其中也有不少离奇荒诞的说法。当然，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了很大的演变，成为了一种历史传说。历史传说是劳动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一种口头（或文字的简单记录）文学，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但是它不等于历史。它有着历史的依据和凭借，但它又有着成为这一传说故事的过程。在传说的过程中，又深深地烙下了历史真实的痕迹。《梁祝》也同样，既有着历史真实的痕迹，又有着它作为一个传说故事的发展过程。 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在哪里？ 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在哪里？ 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脍炙人口，历来受人称道。但诗中的“杏花村”在何处却众说纷纭，或说在山西的汾阳，或说在湖北黄州，或说在安徽的贵池。那么，杜牧的《清明》所指杏花村究竟是现今何处呢？ 第一种说法是：今山西汾阳县杏花村。早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代，这里的杏花村酒已闻名国内。而且，历代的杏花村都以酿酒、酒文化闻名。盛唐时，这里以“杏花村里酒如泉”、“处处街头揭翠帘”成为酒文化的古都。历史上，我国著名文人、学者李白、杜甫、宋延清、顾炎武、傅山、巴金、郭沫若等都赋诗赞誉。李自成进北京路经杏花村，停留三日，留下“尽善尽美”的题匾，杏花村曾一度更名“尽善村”。 虽然有人认为诗中“清明时节雨纷纷”描述的是江南的春景，但在唐代山西的春天恰恰也是春雨纷纷，雨水充足。其实，唐诗中描写山西及北方春天的诗句甚多，唐代著名才女鱼玄机在《寄刘尚书》一诗中说：“汾川三月雨，晋水百花春。”独孤良在《清明宴游》中云：“细雨莺飞重，春风酒酝迟。”姚合有诗：“代马龙相杂，汾河海暗连”、“晋野雨初足，汾河波亦清”。但是山西汾阳说却有一点争议，那就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现杜牧涉足汾阳的文献记载。但杜牧有《并州道中》一诗，有研究者便认为杜牧曾到过太原，因唐时并州州府所在地就是今天的太原，而从太原到汾阳不过150华里，因而推断出杜牧可能经太原往汾阳品酒。 第二种说法是湖北黄州（古齐安）的麻城县古镇歧亭之旁。歧亭处于洛阳至黄州的要道上，是南朝以来的古城，古镇歧亭历来是政治、经济、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现在，仍扼守汉麻公路，处于麻城、新洲（原属黄冈）、黄陂、红安四县交界处。《黄州府志》还载：杏花村在歧亭镇北五里处。因是交通要道，杜牧过此赋诗，是很自然的事情。 杜牧是否到过这里呢？有诗为证。《题木兰庙》：“弯弓片战作男儿，梦里曾强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指云堆上祝明妃。”这是杜牧任黄州刺史时登木兰山(当时属齐安郡，今为湖北黄陂县)为木兰庙所题的诗。杜牧从黄州到木兰山，必定经过杏花村。杜牧清明而遇雨，想借酒消忧解乏，正是这里，宋代苏轼谪迁黄州，也曾路过这里，与隐居在杏花村的旧友陈季常邂逅。 而对于杏花村的“酒家”，这里流传的民谚云：“三里桃花店，四里杏花村，村头有美酒，店里有美人。”据《麻城县志前编》(卷之三)载，这里的酒是与众不同的“水酒”(又名“黄酒”)，“纯以糯米酿者，其曲内无血肉品，故酒味最醇。漉净余滓，入瓷瓮固封贮之，经年色黄，味尤美”。这种酿酒方法流传至今，是麻城特有美酒。据《复斋漫录》记载，就在杜牧到杏花村之后的二三年左右，宋代词人谢无逸也路过这里，并于杏花村驿壁上题《江城子》一首：“杏花村里酒旗风，烟重重，水溶溶，野渡舟横，杨柳阴浓……” 第三种说法是安徽贵池杏花村，有学者认为山西汾阳属于华北，而诗中“清明时节雨纷纷”，算是江南多雨的现象，不是黄河以北地区的气候。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自春季开始，北半球白昼渐长，南方暖气团逐渐北移，在阳历四月清明前后，正好移至大陆的江南地带，与北方冷气团交会，造成这一时段的蒙蒙春雨。但在北方，清明时节仍为干冷的天气，不会有“雨纷纷”的情形。 不仅如此，贵池的杏花村还得到了大量文献古籍的印证。《江南通志》（1829年）、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两部《池州府志》和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两部《贵池县志》，以及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刻本《杏花村志》、1915年《杏花村续志》都从不同角度认定：杜牧《清明》诗吟的就是贵池西郊之杏花村。 其中清道光年间《贵池县志》，归纳各种志书对池州乃杏花村的记述作了综合表述：“池州府志：在秀山门外里许，有古井、阑刻‘黄公清泉’四字。明天启间，顾太守元镜作‘杏花亭’于此地。邑人郎遂有《杏花村志》。《江南通志》：因唐杜牧诗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得名。《南畿志》：有古井石圈刻‘黄公广润玉泉’六字。”该志载有清康熙年间池州同知《周疆筑杏花亭碑记》、《又募杏花村种杏树檄》和蒋韶《杏花村记》，上述三文分别写道：“自有杜牧之清明诗，后村遂以杏花名，且筑亭于中，为游人止息地”；“照得杏花村，自杜公留句而后遂成千古名区，闻其风者多深卧游之”；“杏花村者乃唐杜司勋刺池时，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之句而因以名焉”。 至于杜牧是否曾到此一游呢？据《江南通志》记唐武宗会昌四年，牛李党争正烈，杜牧也身受其害，从黄州调任池州刺史，仕途不尽如意。以他的个性，公余之暇，到城外的野店喝上几杯，借酒浇愁，是必然的事情。 各地关于“杏花村”地望之争，愈演愈烈，也许牧诗中“牧童”所指的“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而只是“牧童”所指的那个杏花深处的村庄而已。 千古悬棺到底如何放置上去的？ 千古悬棺到底如何放置上去的？ 悬棺是古代一种奇特的葬俗。葬址一般选择在临江面水的高崖绝壁上，人在崖下可见棺木，“地仙之宅，半崖有悬棺数千”，悬棺因此而得名。同天葬、水葬一样，悬棺葬是一种古老神秘的丧葬形式，它分布于四川、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福建和台湾等13个省区。悬棺目前分布最集中的地方，是四川珙县洛表乡和曹营乡两地，其悬岩峭壁上还存放着250多具棺材。 斗换星移，天宇浩缈。那始终高悬于峭壁之上的褐色木棺，宛若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感叹号，引来无数人绞尽脑汁地寻思：这些重达数百斤的悬棺，离地高度一般五六十米乃至几百米，有的安放斜度接近甚至超过了90度；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悬棺都置于水流湍急，几乎无法攀援的险要绝壁上。别说把棺材扛上去安放好，就是空手爬上去都不可思议。这些悬棺始终像一个谜团萦绕在人们的脑际：古人为何要把棺木高悬于千仞绝壁之上？重达数百公斤的悬棺，是怎样被安放在那些水流湍急的悬崖绝壁上的？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先来研究一下悬棺葬的安置方式。悬棺葬共有三种悬置方式：一是木桩式，在峭壁凹入可避风处，凿孔插桩，架棺于上；二是凿岩式，凿岩为穴，置棺于内；三是自然洞穴式，利用岩壁天然缝隙或洞穴，置棺于内。据《稽神记》记载：“建州武夷山，或风雨之夕，闻人马箫管之声，及明，则有棺椁在悬崖之上。”南朝人顾野王把武夷山中的悬棺墓葬，号为“地仙之宅”。当地的百姓也把悬棺之处称为“仙人葬骨”之处，武夷山的一些洞穴因此就有了仙机洞、升真洞、换骨岩之类称法。说悬棺是神仙所为自然不可深信，但这些说法流传已久，足以说明悬棺葬法之奇。 唐张《朝野佥载》中，曾记有古人在临江高山半山腰间开凿石穴安葬死者的情形，办法是从山顶上放绳索把棺木吊下来。1978年，福建省博物馆曾使用这种方法，用辘轳自山顶上放下钢索，从武夷山白岩洞取下一具完整的船棺。今人所实践的吊置棺木之法，并不能解决古人置放悬棺过程中的所有细节问题，在崖壁上凿孔并打入木桩搁置棺木，用什么办法才能把棺木勾拉到预定的位置上？困难之大难以想象。 也有人参照东南亚古代居民安葬瓮棺的办法，提出一种设想：依靠绳索、长梯之类的攀援工具，将尸骸、板材、殉葬物品和制棺工具等一一包裹，借个人的力量运送到选定的洞穴中，然后现场制棺成殓并予安葬。 还有一种说法是：先将悬棺搬上崖顶，或者就在崖顶凿木为棺。然后，将一位熟练的打桩工拴住放到放置悬棺的位置，打好孔、画好岩画，安上桩头。最后将凿好的棺木拴好从崖顶放下，安放在打上桩头的位置。第三步才是吊下尸体，装入棺内。第四步是吊下盖板，合上棺材，将放置棺材的人拉上崖顶，一具悬棺即放置完毕。 与此一种相近的说法是：悬棺应该是古代人用多个安放在山顶的辘轳，先将人系住从山顶缒下到悬崖有洞处选址或者选址做洞，再做好接棺的辅助事项。然后再将棺木吊下，棺木另外还有几条牵引绳，牵引绳由洞内的人用钩子钩住再由洞内的人合力拖入洞内。仪式完成后洞里面的人再由多个辘轳将人绞上山顶。这项工作需要很多绳索和辘轳，是多人合力的一项用多个辘轳机械运动的活动。 另有一种说法是：棺木是古人通过在悬崖上修栈道放置的。研究者经反复考察发现，在悬棺附近的崖壁上，往往有一些桩孔遗迹。此外，在悬棺周围的崖壁上，特别是没有凸出岩石作护罩的地方，还发现了许多排列有序的桩孔遗迹。因此，有人猜测，可能是先将匠人从山顶上绑绳吊至山腰，打孔、安木桩，再用原始的滑轮将绑上绳子的棺木往下放，并用长长的楠竹枝将棺木往外顶，以免被乱石所碰。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办法。 清许缵曾《东还纪程》记载，湖南常德沅江流域有一“倒水岩，石皆壁立水滨，逶迤高广”，壁上凿有十个洞穴，下临绝壑，其中有个洞穴内藏有五具棺材，“旧传为沉香棺”，理解为是沉香木制做的话，其分量之重自然又过于一般木棺。这样重的东西，是怎样把它抬升进壁穴里去的呢？许缵曾便向当地人请教，当地人只能提供先人的传说，据讲是趁沅江涨水时由“健鬼引而上”。此说属实，就还存在一种与从山顶上吊下棺木正好相反的办法：即利用水位抬高，以船载棺而将之运进预先看好的天然洞穴或人工凿成的崖窦里，等水位降低后，便有了石壁悬棺下临绝壑的奇特景观。而随着三峡大坝的修建，这一种观点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那就是古人利用雨季水位抬高，用船载棺椁将其运进预先选好的洞穴里，等水位降低后，棺椁便留在了悬崖绝壁上。 中国的悬棺葬遗存，多以处山临水为选址共性，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最晚的也在400年以上)。在这千百年中，河道、地貌都可能发生很大变化，如福建武夷山的九曲溪、江西贵溪县仙岩的信江支流上清河等的两岸石壁，在两三千年内都经历了河水对河床的冲刷侵蚀，在长期自然力的作用下，河流水位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事，因而当时放置棺木的高度也就不会像现在所看到的这样高峻。 逝者长已矣。无论种种推测如何，总存在着许多难以解释的疑问。唯有恢复到古人生存的环境、民族地区特有的人文风情，才有可能最终解开悬棺到底如何安葬之谜。以今日之情境推测古人之事，难免会有闭门造车、缘木求鱼的困惑。 沙和尚为何戴九颗骷髅项圈？ 沙和尚为何戴九颗骷髅项圈？ 《西游记》是吴承恩根据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唐僧西天取经故事写出的长篇神话小说，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生动鲜活的形象。在风靡全国的电视剧《西游记》中，沙僧项戴佛念珠，手握月牙铲，性格憨厚，忠心耿耿，既不像孙悟空那么叛逆，也不像猪八戒那样花痴不改，自他放弃妖怪的身份起，他就一心跟着唐僧，正直无私，任劳任怨，从不左顾右盼，谨守佛门戒律。但是，原著中的沙僧戴在脖子上的并不是佛念珠而是用九颗人头骷髅穿起来的项圈，那么，原著为什么将沙僧塑造成戴骷髅项圈的形象呢？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记载了沙僧的“履历”：他法名悟净，人称沙和尚，原是天宫的卷帘大将，因打破了琉璃盏，触犯天条，被贬出天界，在人间流沙河兴风作浪。他使用的兵器是一柄降妖杖，武艺高强，不畏强敌，懂得地煞十八般变化。经南海观世音菩萨点化，拜唐僧为师，与孙悟空、猪八戒一起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因他最后拜唐僧为师，只好负责挑担。他身上有两件宝，一件是菩萨所赐葫芦，另一件是九个骷髅组成的项圈。后来，他用九个骷髅作为九宫，把菩萨所赐葫芦安放在其中，成为法船，稳似轻舟，顺利地帮助师徒四人渡河西去。沙和尚在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上，任劳任怨，忠心不二，取经后被封为金身罗汉。 有专家认为，沙和尚脖子下挂着的骷髅，是他生吃活人的见证，也是他炫耀战功的方式。《西游记》第八回，沙和尚被观音菩萨降伏，情愿皈依正果，主动讲道：“我在此间吃人无数，向来有几次取经人来，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竟沉水底。这个水，鹅毛也不能浮。唯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为异物，将索儿穿在一处，闲时拿来玩耍。”如此说来，将骷髅头挂在项上真成了沙僧炫耀战功的资本。 沙僧用骷髅炫耀战功并不是作者的杜撰，而是有着现实的历史依据。从原始社会开始，由于各个地域中人们信仰的差异，导致了对尸体处理方法的差别。在对死者头颅的处置问题上，也是和信仰观念有观。人类社会中部落、民族间的战斗常出现获取首级的行为，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人的灵魂藏在头颅之中，将敌人头颅割下则可对敌人的灵魂进行危害。 实际上，吴承恩关于沙僧所戴骷髅项圈的描写，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沙僧的战功，还有着很深的佛教渊源。在佛教密宗中，金刚、明王、护法神等神佛造像大都有骷髅装饰品，有的戴骷髅冠，有的身戴骷髅璎珞(项链)。例如，怖畏金刚身佩50颗鲜人头，遍体挂人骨珠串。据说神灵们佩戴可怖的骷髅可以震慑邪恶势力，同时象征那些已经被他们征服了的恶魔。 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元杂剧《西游记》中的说法，沙僧的原型深沙脖子上那串骷髅是三藏法师的前身，据说唐僧曾两度被深沙神吃掉。由于沙和尚项上的骷髅是唐僧的前身，而唐僧是佛祖如来弟子金蝉子转世、十世修行的罗汉，吃他一块肉便可长生不老。他的骷髅更是威力无比了，于是，《西游记》第二十二回记载，沙僧皈依之后，遵照菩萨的指令，取下脖子上挂的九个骷髅，用绳子一穿，又把观音菩萨的红葫芦拴在当中，放在河里，骷髅和红葫芦立刻变成一只小船，将唐僧等人载过河。到了岸上，木吒行者收起了红葫芦，那些骷髅立刻化成九股阴风，一会儿就不见了。流沙河是鹅毛都浮不起来的弱水，但将唐僧前身的头骨摆成九宫形状，再加上菩萨的宝葫芦居中，就可以顺利渡过弱水了。 唐玄宗开元年间，“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翻译了已经在印度本土发展起来的佛教密宗经典，并在各地建曼荼罗坛场，佛教密宗在我国传播开来。《西游记》中沙僧形象的前身—密宗护法神深沙神信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据佛典记载，深沙与俘丘本是两个恶鬼的名字，到唐代时合而为一，成为佛教密宗的护法神了。公元839年，日本和尚常晓将中土的深沙神王像带到了日本。他带去的深沙神像就身挂骷髅装饰品。 从中唐到宋，内地的深沙神信仰十分兴盛，这从一些禅宗语录中也看得出来。到了元代初，统治者虽然对密宗也信奉，但对骷髅装饰却逐渐心怀不悦。到了明代，很多人更不愿让一个已经皈依正果的僧人始终挂着令人恐怖的死人头骨装饰品了。所以，在许多人看来，沙和尚脖子上应当换成一串念经咒时计数用的念珠了。而沙僧也真的成为了现在我们熟悉的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和尚形象了。 辽宋夏金元—— 群雄逐鹿中原 从《宋史》中的记载来看，历史上不存在“狸猫换太子”一事，李宸妃也没有流落到民间。 用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木兰辞》来形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忽必烈四处征伐拓展疆土，几乎无往而不胜，但是在对日本的两次渡海作战中却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从而不得不打消了兼并这个弹丸小国的想法。 由此可见，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但他在书中有过于夸张的描述，这也许由于其对亲历中国这一难得经历的炫耀心理。 宋太祖戏剧性地死在“万岁殿” 宋太祖戏剧性地死在“万岁殿” 在中国历史上，自夏禹传位于子启，即开始了帝王子承父业、世代为君的先河。从此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社稷永存，福绵子孙”成为历代封建帝王恪守的信条，很少发生有子嗣却拱手将皇位传与他人的事件。但是宋朝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自己有儿子，却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赵光义。《宋史·太祖本纪》仅用寥寥一句话草草打发了赵匡胤之死：“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50岁，正当人生的壮年，居然无疾而终地驾崩，而且戏剧性地崩于“万岁殿”！ 关于赵匡胤之死，千载之下聚讼纷纭。大致有四种说法： 一是著名的“烛光斧影”说。宋代有个叫文莹的老僧写了一本书，名叫《湘山野录》，其中提到了赵匡胤之死。说赵匡胤听信了一个术士的话，知道自己气数已尽，便召赵光义入宫安排后事。当时赵匡胤患病已久，他把宦官和宫女遣走，自己与赵光义对酌饮酒。喝完酒已经是深夜了，赵匡胤用玉斧在雪地上刺，同时说：“好做！好做！”当夜赵光义留宿寝宫，然后解衣就寝，鼻息声如若雷霆。五更时分，太祖驾崩，遗诏嘱赵光义在灵柩前即位。这就是著名的“烛光斧影”的故事。这种说法是最传统的观点，但也是最受非议的观点。按照宋朝的宫廷礼仪，赵光义是不可以在宫里睡觉的，他却居然在宫里睡觉。太监、宫女不该离开皇帝，却居然都离开了。也许这是一场事先策划好的血腥谋杀。 二是司马光《涑水纪闻》的记载。太祖于四更驾崩，宋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把太子赵德芳叫来，王继恩却直接去找了赵光义。赵光义闻讯大惊，正自犹豫不决，王继恩大叫道：“再犹豫，皇位就是别人的了！”两人一起踏着积雪来到万岁殿，宋皇后一看是晋王赵光义，一下子就愣住了，醒悟过来之后，泪流满面地对赵光义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官家（对皇帝的称呼）你了！”赵光义也流着泪说：“你不要担心，我们共保富贵。”这是司马光描述的赵光义篡位的经过。这一记录也存在疑点，王继恩有何胆量，敢违背宋皇后的旨意，本该传赵德芳，却传来赵光义？倘若事败，不是杀身之祸么？这种说法，只不过把篡位的罪过加在一个太监身上而已，同时掩盖了杀兄的罪行。 三是“金匮之盟”说。据传当日杜太后病危，急召赵匡胤等人受遣命。太后问赵匡胤：“你知道自己是如何做了天子的？”赵匡胤十分悲伤，伤心得不能回答。杜太后又说：“我已经行将就木，你哭管什么用呢？我时日已不多，你怎么只哭呢？我还要告诉你一件大事。”赵匡胤见状，只好回答母亲：“我能做天子，全是先祖与太后积功积德的结果。”杜太后听后，有些生气，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样！你能当天子是因为周室国君年幼，群心不附的原因。倘若周室有长君，你能当上皇帝吗？”继而又说，“你与光义都是我的儿子，将来你应当传位给你的弟弟光义，这才是确保社稷的根本啊！”赵匡胤于是叩头回答：“一定照您的吩咐办。”杜太后又指着宰相赵普说：“你把它记下来，不能违背我的话。”赵普于是当场记下了太后遗嘱，并在末尾署名“臣普记”三字，赵匡胤将遗嘱藏到金匮中，并命令那些细心谨慎的人掌管，这就是赵光义即位所依据的“金匮之盟”。 这一说法是宋太宗赵光义的钦定说法，历朝历代早已指摘了其中的许多漏洞：建隆二年(961年)杜太后病重时，宋太祖只有34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赵光义才23岁，而太祖长子德昭也已经14岁了。当时太祖身体健康，没有短寿驾崩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时，长子德昭已30多岁，不可能存在幼主之说。杜太后没有依据猜测太祖早死、幼子继位，而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辙。如果确如太后所预料宋太祖中年夭折，也许杜太后凭经验或灵感有超前的洞察力，立下“金匮之盟”。但是，太祖活了50多岁，并没有早逝而面临幼子主政。如果有遗诏，太祖临终前应该命人打开金匮，即使是突然死亡，皇后也应该知道此事，掌管金匮的宫人同样也知道此事，但是为什么要等到太祖死后5年才由赵普揭露出来?即使公布遗诏，赵光义应该把全文都公布出来，而留下来的却仅是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内容还不完全一致。更何况，太宗并未遵照遗诏办事，传位给他的弟弟，而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 四是徐大焯《烬余录》的记载。乾德三年（965年），赵匡胤以大将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都部属，伐后蜀，一路所向披靡，攻到成都城下，兵锋所指，立国40年的后蜀，仅仅两月有余就灭亡了。后蜀皇帝孟昶修降表投降，迁到汴京，刚刚被封为中书令、秦国公七天就被赵匡胤害死，葬于洛阳邙山。孟昶的宠妃，著名的花蕊夫人被赵匡胤占有。谁知赵光义也喜欢上了花蕊夫人，开宝九年（976年），赵光义趁着哥哥卧病在床，在床前趁机调戏伺候的花蕊夫人，赵匡胤惊觉，用玉斧砍他，赵光义逃跑，赵匡胤因此气绝身亡。 关于赵匡胤之死的四种说法，无论哪一种，都毫无疑问是弟弟赵光义阴谋篡权所致。赵光义即位后，不顾还有两个月开宝九年的年号就完了，迫不及待地改用太平兴国元年的新年号，是为宋太宗。 宋太宗篡位之后，太祖的两个儿子神秘死亡，宋皇后死后却不按皇后礼仪隆重发丧，弟弟赵廷美以38岁的盛年郁郁而终。至此，他的皇位才算彻底稳固，而宋太祖的死因真相也永远地被带入了他的陵墓之中。 巩义为何成了宋代的风水宝地？ 巩义为何成了宋代的风水宝地？ 秦陵、唐乾陵、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提起这些皇家陵园，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地处中原的巩义市，不但埋葬着赵匡胤、赵光义等七位北宋帝王，还埋葬着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寇准、包拯、杨六郎等功臣明勋的宋陵，却鲜有人知。北宋总共有9位皇帝，靖康之难时，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掳走，死在了金国，其余7位皇帝都葬在了巩义，分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宋太宗赵炅（赵光义）的永熙陵、宋真宗赵恒的永定陵、宋仁宗赵祯的永昭陵、宋英宗赵曙的永厚陵、宋神宗赵顼的永裕陵、宋哲宗赵熙的永泰陵，加上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史称“七帝八陵”。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皇家陵地都在都城周围，为什么宋陵要建在远离开封的巩义呢？ 有的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巩义符合古代堪舆学的优良墓地标准。巩义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适合挖墓穴和丰殓厚葬。陵区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黄河天险，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是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宫、商、角、徵、羽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对应五行中的木，木生东方，阳气在东（因此赵宋定都开封），而死后必须安葬在西方，且陵地需要东高西下，即堪舆学上所谓“东高西下谓之角地；南高北下谓之徵地，角姓亦可居之”。巩义恰恰符合这一堪舆学的要求：东南，嵩山太室山主峰峻极峰海拔1440米；西北，邙山海拔272米，正所谓“东高西下，南高北下”。况且西有洛河北流，注入黄河；南山北水，山高水来，实为堪舆学“富贵不断”的最佳范例，赵宋不把这儿定为皇家陵地，还去什么地方寻找更好的位置？ 还有人认为，选择巩义为墓地主要是因为宋太祖想迁都洛阳，巩义就在洛阳附近。宋朝开国之后，一直到赵匡胤死前，都没有停止过南征北战的步伐。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北汉和辽国，国势强劲，对宋朝虎视眈眈，更是大宋王朝的心腹之患。开封城地处一片平原之上，没有山川之类的天险可守，摆明了是易攻难守的局面。因此赵匡胤一直想迁都洛阳。不仅因为洛阳是赵匡胤的出生之地，而且因为洛阳地形复杂多变，难攻易守：北依邙山，南望洛水，西有秦岭潼关之险，东有虎牢黑石之固。和开封城相比，更有地理优势。 赵匡胤为了迁都，他对自己的臣子说：“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不仅能据山河之险，而且还能裁撤保卫开封的“八十万禁军”之冗兵，可谓一举两得。但是他的提议却遭到了弟弟赵光义的反对：“安天下在德而不在险，秦据关中，苛政虐民，不二世而亡。”他把王朝的长治久安上升到道德高度，一句话塞住了赵匡胤的嘴，赵匡胤总不能承认自己是亡国的秦二世吧。赵匡胤事后感叹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传说，当宋太祖从洛阳回开封经过巩义时，他祭奠埋在这里的父亲，更加悲从中来。于是，他登上阙台，面向西方，要来弯弓，对臣下说：“我生不能居西京，死当葬此地！”弯弓搭箭，响箭向西北飞驰而去，箭落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 宋陵建制与历代帝陵不同，后妃采用的是葬制，均埋在皇帝陵外，不与皇帝同穴。皇后陵的建制与帝陵相似，只是规模较小，其他嫔妃均埋在帝陵后侧。不止是帝后不同穴，不同于历代帝王一即位就修陵的做法，北宋时期的皇帝生前是不修陵的，但又必须在驾崩7月内下葬。据史料记载：北宋皇帝下葬遵《周礼》，即从皇帝晏驾的某一天算起，选址、建陵、下葬到封闭皇堂，时间限在7个月内完成。从丧葬期间到陵墓后期的管理，均设有专门的机构，有常设的，也有临时的办事班子。常设的如太常寺，系宋朝中央专设的机构，负责掌管礼乐、宗庙、封赠、陵寝等事务，国葬期间，还有专设机构，如丧葬期组成的“五使”，规格就非常高。 至于和气势磅礴的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相比，北宋皇陵默默无闻主要是与金兵的破坏有关，1127年北宋亡国后，金兵进驻宋陵，为掠夺也为报复，他们对宋皇陵进行了毁灭性的盗掘。一时间狼烟四起，掘墓开棺，惨绝人寰。陵区内瞬间尸骨遍地，烟火弥漫，一片狼藉。偏居临安的南宋皇室听到祖坟被劫掠的消息，悲痛万分。宋高宗赵构命令河南镇抚使翟兴父子及岳飞等大将军带兵赶往巩义迎战金军。金军被驱赶出宋陵，南宋皇室派人修葺陵寝。但是宋军一撤，金兵又来，并进行更大的报复。后来，三京淮北宣谕使方庭硕奉旨到巩义谒陵，看到永泰陵哲宗的尸骨竟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只能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尸骨包裹起来。南宋高宗听说后愤懑至极，不觉凄然泪下，但又无可奈何。后来，金人扶植的傀儡伪齐政权，又对宋陵进行大肆盗掘，烧毁所有地面建筑（神墙、神门），北宋皇陵从此更加惨不忍睹了。 花蕊夫人凭何迷倒了两朝帝王？ 花蕊夫人凭何迷倒了两朝帝王？ 熟谙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学的人都知道，中国自古就不缺乏奇女子，但是才华和美貌却仿佛在女子身上互不相容。李清照、谢道蕴，虽才华横溢，但面容只能称得上是平凡；鱼玄机、薛涛，虽容貌娇艳，却在文才和智慧上又稍逊一筹。唯一例外的，是一个叫做花蕊夫人的女子，她美丽却摒弃妖娆，聪颖而博学强记，而在亡国之后，还写出了“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这首悲愤婉转、不亢不卑的《述亡国诗》。这位才高气傲的女诗人是谁呢？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位“花蕊夫人”，而且都居于成都。其中两位是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妃子徐氏姐妹（约883～926年），她们都是成都人，宫号为花蕊夫人，当时她们两姐妹都得到王建的宠爱。大徐妃为王建生下一个儿子王衍，后被立为皇太子。王建当上皇帝后不久去世，王衍当上皇帝后荒嬉无度，对吃喝玩乐十分在行。当他陪母亲和阿姨游青城山时，命宫女衣着都画云霞，又令宫女穿着宽松的道袍，簪莲花冠，浓妆艳抹，叫做“醉妆”，他自己跟随在后边走，边走边唱：“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而大、小徐妃更是结交宦官卖官鬻爵，后唐庄宗乘机灭掉前蜀，可见这两位花蕊夫人并没有名垂千古的资本。 而另一位“花蕊夫人”是后蜀后主孟昶的费贵妃，也正是《述亡国诗》的作者。花蕊夫人，本姓费，四川青城人，约于后蜀广政六年(943年)入宫。据《十国春秋·慧妃费氏传》记载，孟昶对她十分宠爱，嬖之专房，拜为贵妃，又升为慧妃。“尝与后主登楼，以龙脑末涂白扇，扇坠地，为人所得，蜀人争效其制，名曰‘雪香扇’。又后主与避暑摩诃池上，为作小词以美之，词曰：‘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因其娇美明艳，赐号“花蕊夫人”。 因自撰“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而为后世公认为中国最早对联的孟昶，虽然是个花花公子加昏君，但也是一位才子。花蕊夫人的诗作水平较高，在后蜀时，就曾仿唐代宫体诗人王建的风格写了宫词百首，深受蜀中士大夫赞赏。其诗词短小、平易、细腻、传神，多数近似白描。对人物的描写擅长以动状人，往往在寥寥数十字中，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形象。如孟昶夜寝喜听滴水之声，宫人为了取悦于他，便用水车踏水模拟滩头细流，花蕊夫人曾作宫词记之：水车踏水上宫城，寝殿檐头滴滴鸣。助得圣人高枕兴，夜凉长作远滩声。 流传到现在的《花蕊夫人宫词》有100多篇。后人认为她的诗，“清新艳丽，足可夺王建、张籍之席”。由于与皇帝有着共同的爱好，加上貌若天仙，自然会得到皇帝的宠爱。 孟昶是个不错的诗人，但却不是一位好帝王。后蜀广政二十八年（965年），赵匡胤建立的北宋王朝，仅用了66天时间，就将后蜀灭亡。沦为俘虏的花蕊夫人，在从成都押解北上开封的途中，当行至一个叫葭萌驿的驿站休息时，在驿站墙壁上，留下了一阕没有写完的词：“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刚写下这些，由于“军骑促行”，只好又匆匆上路。从这首未曾写完的词中，可以想见花蕊夫人的亡国之痛。 宋太祖见到花蕊夫人后，被她的美貌吸引，为掩饰自己的失态，宋太祖竟厉声指责花蕊夫人说：“人说女色是亡国祸水，你倚仗美貌，使孟昶荒于游乐，败了国家，该当何罪？”花蕊夫人面无惧色，坦然陈辞：“做君主的掌握军政，占有权力，不能悉理朝政，强军保国，自己迷恋声色，又要将罪名加到宫妃身上，是什么道理？”当场索要纸笔，题写了《述亡国诗》。这首诗感慨后蜀将士没有斗志，14万大军顷刻间被宋军摧毁，后蜀因此而亡国，孟昶和自己因此而成为大宋王朝的阶下囚。或许正是这首诗打动了赵匡胤，他在点头称许这位年轻女子才艺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喜欢上了她，将她收为妃子。7天之后，孟昶暴死于宅第。花蕊夫人悲痛欲绝，在宫中挂上孟昶的画像，表示纪念，为了瞒过宋太祖，她说是“张仙送子图”(据说后人盛行供奉“张仙送子图”，就是由此而来)。关于花蕊夫人之死，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说“尝进毒，屡为患，不能禁”，终于被宋太祖赐死。也有人说，她后来年长色衰，郁郁而死。还有人认为，花蕊夫人被赵匡胤收入后宫后，赵光义以皇帝当以江山社稷为重、不当惑于女色为名，屡屡劝谏太祖，但宋太祖赵匡胤并不在意，于是，赵光义对花蕊夫人起了杀心。一次，赵匡胤与赵光义、花蕊夫人等同在御花园射猎为戏，赵光义借调弓弄矢之际，一箭将花蕊夫人射死。甚至有人认为，宋太祖死后，赵光义继位，又逼花蕊夫人就范，花蕊夫人不肯，被恼羞成怒的赵光义一箭射死。 后蜀花蕊夫人到公元965年国破身亡于北宋时，可能还不足40岁。但她的百首宫词、葭萌驿题词、宋宫赋《亡国》诗，则是她一生中几个重要阶段的代表作，足以彪炳文学史册、永垂不朽，清人吴文锡《青城山吊花蕊夫人》一诗概括得极为精炼：内家本事诗犹在，城上降旗恨未休。试问葭萌题驿处，有无水殿任梳头。 孟昶暴卒后，葬于洛阳邙山。花蕊夫人死后，则葬于福建崇安。20世纪50年代，人们在四川广汉发现了“孟昶暨花蕊夫人墓”，但何时何因何人将这对苦命鸳鸯合葬，史无明文，就不好妄断了。 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有多厉害？ 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有多厉害？ 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演绎杨家将故事的剧目可谓数不胜数，能查到剧名的大概有几十种之多，其中较为著名的如《穆桂英挂帅》、《四郎探母》、《百岁挂帅》、《李陵碑》、《清官册》、《杨八姐游春》、《三岔口》、《挡马》等等，这些故事，以宋辽战争为背景，刻画了杨家一门忠烈的故事。杨家将的故事有历史原型，但又经过夸大和杜撰，直到成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杨家将。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是什么样子呢？ 五代十国时，政权更迭频繁。公元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北汉灭亡。北汉将领杨业也随北汉降宋。杨业本名叫杨崇贵，他年少时很受刘崇的看重，刘崇以其为养孙，改名为刘继业。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著称，以功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由于刘继业战功卓著，所向无敌，国人号称无敌。然而刘继业在北汉30多年的战绩却湮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宋史》和《辽史》均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宋史》中提到宋军几次与刘继业的交锋，全是以刘继业的失败而告终。在《续资治通鉴》中，仅仅提到刘继业在太原城头苦战防守，甚至北汉主刘继元投降以后，还在坚持战斗，直到宋太宗派刘继元亲自招降，刘继业才大哭解甲归降。同时期的《九国志》曾经记载过刘继业的功绩，但是遗憾的是其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没有流传到今天。《辽史》中有辽将耶律斜轸责问杨业说：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可见刘继业在北汉时期主要的对手是辽国。虽然北汉一直臣事辽国，但是处于强势的辽国经常侵掠北汉的边境，刘继业为北汉守边，估计经常与来犯的辽军交锋，虽然规模不大，但三十余年未处下风，这样的经历让刘继业积累了边防的丰富经验。 宋太宗素知刘继业威名，授予他左领军大将军、郑州防御使。刘继业归宋以后，复本姓杨，单名业。后来，杨业因功升云州观察使。以后辽国望见杨业的旌旗，就不战而走。守边的主将忌杨业威名，屡次向宋太宗上书，诽谤杨业。宋太宗封其奏交给杨业，以表示对杨业的信任。雍熙三年，宋太宗派出三路大军征讨辽国，其中潘美为西路军主将，杨业为副将。起初各路进展顺利，杨业一路夺取了辽国的寰、朔、云、应四州，但主力军中路曹彬失利。宋太宗命令各路人马班师，后又命潘美等率领大军将收复四州的民众迁移到内地。此时，辽萧太后又领兵十万夺回寰州。杨业爱民，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护送四州人民迁移。现辽已大兵压境，应避免与之正面冲突。监军王诜不懂军事，反而斥责杨业贪生怕死。 最后杨业力争不果，只能冒险出击，他和潘美做了约定，在陈家谷口埋伏人马，万一兵败也好救援。杨业出兵后不敢轻战，久未回还。潘美与王诜以为辽军败退，欲抢功劳，竟率军离开谷口，来会杨业。此时杨业已败退，潘美见势不妙，弃陈家谷口逃走。杨业且战且退，至谷口已傍晚。本以为伏兵四起，定杀辽军个措手不及，不料竟空无一人。杨业无奈，只得率众守住谷口死战。此时，杨业之子杨延玉也已战死。部下也仅剩百余人。杨业知必死，叫部下散了，自己死守。杨业素与士卒同甘苦，无人愿退缩。最后全部壮烈殉国，无一生还。杨业身受重伤，仍杀敌数十，最后因马受伤被俘。杨业宁死不屈，后绝食而死。而非戏剧小说中的撞死在李陵碑前。 杨业死后，朝野义愤。宋太宗削去潘美三个虚衔。王诜被开除军籍。杨业有七个儿子，但并非个个都骁勇善战。除杨延玉战死外，杨延昭（即杨六郎）曾长期在今河北地区与辽作战。他所驻守的保州（今河北保定）高阳关离三关口很近。杨六郎之子杨文广，曾抗击西夏，后来也在今河北地区抗辽。宋史有杨业、杨延昭传。至于杨门女将，不见史料有载。是否真有其人，就不得而知了。 “杨家将”故事发生在北宋初年，在北宋中叶就已迅速流传于天下。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写道：“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这里的父子就是指杨业和杨延昭，这位供备库副使杨君，叫杨琪，其祖父是杨崇勋，杨业是其伯祖。另一位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著名人物苏辙也写过一首《过杨无敌庙》，苏辙也是北宋人，离杨业去世的年代并不算太远，他的诗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杨家将故事在宋代的影响力。 到了南宋，民间艺人把杨家将故事编成了话本，在民间越传越盛。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南宋遗民徐大焯所著的《烬余录》，书中把与杨延昭同时代的将领杨嗣的功绩安到了杨延昭身上，又创造出了杨宗保，还构想了杨家父子舍命救援宋太宗的情节。到了元代，杨家将故事形式又有新拓展，出现了杂剧，比如《昊天塔孟良盗骨》等。到了明代，杨家将故事进一步丰富，出现了《杨家将演义》、《杨家将传》，杨家将故事以小说、评书的形式广泛流传。这些故事反映的时间跨度加大，从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一直写到宋神宗赵顼，约100年的历史，编撰了杨家祖孙世代抗敌的英勇故事。 明朝中后期，杨家将成了借古言今的最好武器。民间艺术家在传说和戏曲的基础上，改编出历史演义小说，如明代纪振伦的《杨家将通俗演义》，加上清代熊大木的《北宋志传》，这两部书使得杨家将故事定型，为后来的戏曲和说唱文学提供了丰富素材。明清两代，戏曲舞台上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剧目就有360出之多。直到今天，京剧和其他地方剧种还经常上演《四郎探母》、《穆桂英挂帅》等剧目。这些小说和戏曲，与历史事实出入已经很大，成了英雄传奇。杨家将的故事已经偏离历史原貌了！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是历史事实吗？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是历史事实吗？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年），是宋真宗第六子，乾兴元年（1022年）即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死后，他开始亲政。在位时间为1022～1063年，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关于宋仁宗赵祯的身世，有一种流传至今的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工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历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这一故事经过千年的演绎流传，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京剧、蒲剧等有《狸猫换太子》、《遇后》、《打龙袍》，梨园戏有《陈州赈》，汉剧有《拷寇珠》，秦腔有《抱妆盒》，淮调有《斩郭槐》，演绎的都是这个传奇式的故事。虽然内容各有不同，但却大同小异。那么，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在宋朝真的发生过吗？ 在《宋史》中对宋仁宗身世的记载是这样的，《宋史·仁宗本纪一》：“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讳祯，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献皇后无子，取为己子养之。”《宋史·仁宗本纪二》：“明道元年春二月……丁卯，以真宗顺容李氏为宸妃，是日妃薨……夏四月丙申朔，出大行皇太后遗留物赐近臣。壬寅，追尊宸妃李氏为皇太后，至是帝始知为宸妃所生。”也就是说宋仁宗的确是李宸妃之子。 《宋史·后妃上》还记载了李宸妃与后来的刘皇后的这段公案： 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5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据记载，李氏有身孕时，跟随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钗。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钗若是完好，当生男孩儿。左右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后来，李氏的确产下一个男婴。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仁宗赵祯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许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生母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真宗去世后，赵祯即位，也就是宋仁宗。昔日的刘皇后成了刘太后，临朝辅政，又掌权后宫，众人都不敢冒着杀头的危险来挑明这个真相，只能眼睁睁看着仁宗母子不相认。天圣九年，仁宗生母李宸妃病危，刘太后晋升她为宸妃。次年，李宸妃去世。刘太后本想只以妃子之礼下葬李宸妃，可是宰相吕夷简却上书给刘太后说，仁宗现在虽然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李宸妃，可是在太后百年之后，一定会有人向仁宗禀告实情的，如果仁宗因此怪罪太后家人，那就不是谁可以控制的了，所以应当以一品礼安葬李宸妃，那时即便谁要说什么坏话，仁宗也不会拿刘家怎么样的。刘太后认为宰相吕夷简言之有理，于是就下令以一品礼安葬李宸妃。宰相吕夷简又暗中吩咐内侍押班给李宸妃穿皇后装入殓，并使用水银装箱，刘太后也一一默许了。李宸妃的丧礼因此举行得极为隆重。 1033年，刘太后死后，宋仁宗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宸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做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宸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所以，从《宋史》中的记载来看，历史上不存在“狸猫换太子”一事，李宸妃也没有流落到民间。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包拯为李宸妃鸣冤这样的故事呢？包拯是《狸猫换太子》中的重要人物，但是，在历史上，他与这桩公案无任何联系。包拯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踏上仕途，开始做建昌知县、天长知县、端州知州等地方官，自然无从参与宫廷斗争。到他进入中央政府，仁宗已经亲政很久了。包拯使“狸猫换太子”一事大白天下只是戏剧小说中的演绎而已。 李师师在北宋灭亡后结局如何？ 李师师在北宋灭亡后结局如何？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崇奉道教，任用蔡京、梁师成、李彦、童贯、朱、王辅等，时称六贼。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但是他却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和书法家。他画的花鸟、人物、山水，描绘工细入微，尤善花鸟画，设色均净，富丽典雅，笔墨精妙，造型生动，神形兼备。除擅长绘画外，还兼善书法，风格挺健秀丽，称瘦金体，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赵佶一生生性轻浮，除了爱好绘画和书法外，他还嗜好女色如命，甚至，他竟然到青楼中幽会歌妓李师师。 李师师，生卒不详，北宋末年汴京名妓。本姓王，四岁时亡父，因而落入娼籍李家，改名李师师。据载，她气质优雅，通晓音律书画，芳名远扬开封城。当时的文人的笔记小说中记载着她与不少文人如周邦彦、晁冲之等人的交往。清人史梦兰有诗：“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宋徽宗在位期间，自政和年间以后，也常微行出游，乘小轿子前往李师师家。由于李师师深得徽宗宠信，后来徽宗索性把她召入内宫，册封为瀛国夫人。李师师以枕边风，权势倾朝野，相传聚众梁山泊起义的宋江，打算归顺朝廷时，想利用李师师与徽宗的关系，也偷偷进入汴京访李师师。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兵进逼开封，徽宗将皇位让给太子钦宗。李师师失去靠山，“废为庶人”，并被驱出宫门，地位一落千丈。据《李师师外传》，她为了免祸，曾汇集徽宗赏赐的钱财，献给官府，以助河北军饷，并自乞为女道士。靖康元年，钦宗下令籍没李师师家。《三朝北盟会编》载“靖康之年，尚书省直取金银，奉圣旨：‘赵元奴、李师师，曾经抵应倡优之家，逐人籍没，如违并行军法’”。不久，汴京沦陷，北宋灭亡。经过这次变故，权势倾天的李师师成了一贫如洗的平民女子。不久，金兵第二次围攻汴京，并俘虏徽、钦二帝和赵氏宗室多人北返，而李师师的下落也变得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了。 李师师其人其事，频见于宋人笔记，综观历代记述，有关李师师的下落，大致有三种说法。 殉节说：有一本佚名的《李师师外传》，说金人攻破汴京后，对这位芳名远播的名妓“必欲生得之”，费了很大周折，还是由大汉奸张邦昌帮着找到了她。宴席之上，李师师慷慨陈词，痛骂张邦昌，而后吞金簪自杀。临死之前，她大骂张邦昌：“师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若辈高爵厚禄，朝廷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灭宗社计？”清朝人士黄廷鉴《琳琅秘室丛书》也据此称赞她的殉国行为是大丈夫气概的表现，“师师不第色艺冠当时，观其后慷慨捐生一节，饶有烈丈夫概，亦不幸陷身倡贱，不得与坠崖断臂之俦，争辉彤史也”。认为这一行为将在历史上永放光芒。后世的通俗小说多沿袭这一说法。但对于这一记载，大多数学者表示怀疑，认为不过是后人借塑造李师师这一形象讽喻当世。 被俘北上说：李师师在汴京失陷以后被俘虏北上，到了北国咸州一带，被迫嫁给一个病残的老军为妻，最后凄凉悲惨地死去。后世的通俗小说不少沿袭这种形式的说法。但小说的作者主要是借人借事来抒发亡国的感慨，恐怕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因而学者多对此说持有异议。 老死江湖说：《青泥莲花记》记载：“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复向时风态。”张邦基《墨庄漫录》书中称李师师被籍没家产以后，流落于江浙一带，有时也为当地士大夫唱歌，“靖康间，李生与同辈赵元奴及筑毯吹笛袁、武震辈，例籍其家。李生流落来浙，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清初陈忱《水浒后传》继承了这一说法，说李师师在南宋初期，流落临安（杭州），寓居西湖葛岭，操旧业为生，“唱柳耆卿‘杨柳外晓风残月’”。宋代评话《宣和遗事》也有类似记述，但添加了“后流落湖湘间（今湘南一带），为商人所得”。宋人刘子《汴京记事诗》云：“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这个说法，凄凄切切，充满惆怅之感，颇有“门前冷落车马稀”和“落花时节又逢君”的苦味，很可能是时人的借托。 据情理分析，似乎最后一种说法较合情理。在汴京失守前，实际上李师师已废为庶人，当了女道士，她藏匿于民间，流落于江浙、湖湘一带是可信的。金军攻陷汴京后是根据降臣官员提供的名单索取皇宫妃嫔的，而李师师已不在京城，不可能在名单之内，因而说她被点名索取或被掳北国是不成立的。当然，李师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有关她的传闻，不免有许多臆测和讹传的成分。因而她的归宿究竟如何，恐怕永远是难解之谜了。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是非恩怨之谜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是非恩怨之谜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北宋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们曾经是相互倾慕的朋友，只是由于后来的政见不同而成为一对政治冤家。他们各自恪守自己的政治理想，毫不妥协。但他们又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尊重，也许用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木兰辞》来形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好友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交往）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 据《邵氏闻见录》所引司马光的《斋记》记载，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为：“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式文有美者，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错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邵氏闻见录》称“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们互相“倾慕之心，未始变移”，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在王安石即将被起用之际，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说：“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矣！”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好友吕诲袖中藏有弹劾王安石的文章，非常不理解，对吕诲加以劝阻后，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想不出王安石有何“不善之迹”。 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王安石与司马光友谊的顶点是在他们共同担任馆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宋人轶事汇编》记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四友。” 但是，好景不长，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了分歧。1067年，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当时朝廷将要举行春季祭天大典。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当司马光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开始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而作为好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以尽益友之忠”。王安石在与宋神宗的谈话中，力排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好友，又“赐之诲笔，存慰温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又与王安石因变法事绝交，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离开权力中心，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专心修史。 他们两人虽为政敌，但两人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一个反对新法的官员死后，司马光为其作墓志铭，其中有讽刺变法的话。有好事者将这个墓志铭献给王安石，以为后者会迁怒于司马光。不料，王安石却将铭文挂在墙上，向其门下士赞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而司马光在洛阳记述宋朝历史时，也能对王安石作客观评价。 新法旨在清除社会积弊，但是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更主要的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反对。几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接着，又遭遇了家庭的不幸。他毅然奉还相印，归隐江宁谢家墩。不久，司马光被重新起用。他将新法改革措施一一废除。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讯息，加剧了王安石背上的疮毒，使他溘然而逝。司马光得知王安石逝世的消息后，深为悲憾，他写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有着磊落的襟怀，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各项重大的分歧，都以维护宋王朝为出发点，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用司马光的话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承认，他们“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恩恩怨怨正如宋人冯所说：“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 《清明上河图》是“清明”时节吗？ 《清明上河图》是“清明”时节吗？ 《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古代美术遗产中的伟大作品之一，它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唯一一幅精品，属一级国宝，是我国古代风俗画的杰出代表。《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中国12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卷中，画中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农村，另一部分是市集。画中有814人、牲畜83匹、船只29艘、房屋楼宇30多栋、车13辆、轿14顶、桥17座、树木约180棵，往来衣着不同，神情各异，栩栩如生，其间还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情节，构图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颇见功底。自从它问世以来，受到上至当朝皇帝，下至文人学士的赏识和珍藏，辗转至今，历时八九百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现在还能展现在人们面前，可以说是历经坎坷。《清明上河图》历十年画成，最早由北宋宫廷收藏，靖康之祸后流入民间，历经辗转，后为南宋贾似道所得，元朝时期再度进宫，至正年间又被调包，流落民间，明朝初期，由大理寺卿朱文徽、大学士徐溥收藏；徐溥临终前赠予李东阳，嘉靖三年（1524年）图归兵部尚书陆完，陆完死后，其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枕中，其娘家外甥王某曾临摹。陆完之子将《清明上河图》卖至昆山顾鼎臣家。后来落到宰相严嵩、严世蕃父子手上，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载严嵩为得《清明上河图》，以1200金从苏州陆氏处购得，“才得其赝本，卒破数十家”。严嵩倒台，图被没收，第三次纳入宫廷。经明代皇室收藏，后来太监冯保偷出，在画上加了题跋，之后真本又不知去向。清朝时由陆费墀保存，在上面钤印题跋。后由湖广总督毕沅收藏，毕沅死后，《清明上河图》第四次进宫，深藏紫禁城内。嘉庆帝命人将其收录于《石渠宝笈·三编》一书之中。1931年溥仪将真迹和两幅仿作一起带至东北，但溥仪也不知何者为真品。1945年被收入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当成赝品处理，直至1950年冬天才由杨仁恺等人从库房的赝品堆里鉴定出真迹。 在中国历史上，学者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词曾有过一些争论。但是，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并无异议。“清明”一词，最初见于金人张著的跋文，在他的跋文中曾引《向氏评论图画记》说，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这样《清明上河图》的名称才开始定下来。元人杨准在他的长跋中还着重说明这画卷题签的是宋徽宗赵佶，并盖有小印。明人李日华在他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画卷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有他的题诗，诗中有“清明上河图”一句，这样看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 但是，到了近代，却有不少专家学者对这幅图所描绘的季节产生了质疑，那么这些人的证据何在？ 一、画的开始，画有一队小驴驮着木炭从小路而来。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若说清明节前后进暖炉炭，违背宋人生活习俗。孟元老和张择端生活在同一时代，《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汴梁风土民俗的重要资料，所述史事当是可信的。画家首先告诉读者，这是秋天，冬天不久来临，这些木炭是东京准备过冬御寒用的。秋季营运冬季货物比较合理，商人早在春天营运冬季货物，在时间上来说，太早了，不符合经济规律。 二、画面有一农家矮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赵太丞家门口垂柳枝叶茂盛，更为有趣的是几名孩童赤身嬉戏追逐，这些都不可能是清明时节的事物。 三、画面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回向城市一段。这群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倒不如说它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些，因为，上坟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解释得通。今从画面种种现象来看，说是秋季更符合实际些。 四、画面上的人物拿扇者有十多人，有扇风状，有遮阳状，常识告诉人们伏天用扇，初春用扇者极少见。而且，画中草帽、竹笠在多处出现。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东西，画中并没有下雨的景象，这肯定是御阳用的，不仅如此，河岸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宋时古都汴梁的早春乍暖还寒，不可能有西瓜一类鲜果。在画面上有一处小茶水摊，在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字样。根据当时汴梁的气候，清明节很难解释。 五、画面上酒肆多处，酒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而《东京梦华录》云：“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醉仙锦，市人争饮（见该书“中秋”条）。”宋代新谷下来要酿醪酒喜庆丰收，不然无新酒可言。 如果《清明上河图》所绘并不是清明时节的景象，为何又叫“清明”二字呢？ 有人认为，这里的“清明”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后汉书》有例证，是书云：“固幸得生‘清明之世’……”从语气看这个“清明”系指政治开明。画中题款“清明”语，本是张择端进献此画，请帝王们赏识所作的颂辞。金人在画面上留下的跋文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产风物正堪传。”点明此画主题在于表现承平风物。考张择端行年，他于徽宗朝在翰林书画院供职，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可证画家意在称颂盛世，讨最高统治者欢心。知道了这个背景，显然“清明”一词不是指节令。 《满江红》难道是岳飞的托名之作？ 《满江红》难道是岳飞的托名之作？ 我国宋代著名抗金将领岳飞有一首著名的《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首千古绝唱《满江红》慷慨激昂，豪气冲天，述说了一代名将岳飞誓将金兵赶出中原，洗雪靖康耻辱的豪情壮志，表现了岳飞收复失地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气节。从古至今，每当国难当头，这首词不知激起了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的奋勇斗志。 自古以来，《满江红》一词一直被认为是岳飞的作品。但是近几十年来，人们开始对此不断设疑，并展开争论。 怀疑者认为：第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这篇文章的根据是弘治年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这首词不见于宋人、元人的书中，却突然出现在明中叶，来历不明，深为可疑。第二，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陀粹编》中的《岳王家集》也没有收录这首词。岳珂平生富于收藏，精于鉴赏，他与父亲岳霖搜访岳飞遗稿不遗余力。但是，从嘉泰三年他为《岳王家集》作序到端平元年重刊此书，共经历了31年，仍未收入这首词。第三，《满江红》词中用了岳飞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作者自己用自己事迹的典故，真是“匪夷所思”。相反，根据这些尽人皆知的材料，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第四，《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洋洋洒洒，慷慨激昂是豪放派风格；后者格调低沉，是婉约派风格。前后风格大不一样。第五，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的“玉门”、“天山”之类地名，它是实指。贺兰山在汉、晋时期还未见于史书，到北宋时才有记载。唐、宋时人们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一带却是明代时北方鞑靼人常常侵犯之地，距离岳飞伐金之地数千里之外，至南宋时已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假设此词果真出自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由于明代中叶开始北方鞑靼族入居河套，骚扰中原。鞑靼西攻甘、凉地区，多取道贺兰山后。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阙”，“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绝不会有此的”。所以，《满江红》不可能写于宋代，而是作于明代。 针对以上怀疑，认为《满江红》是岳飞作品的学者给出了答复。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冤杀后，他的家产、文稿均被朝廷查封，因此岳飞的孙子岳珂所收录的《岳王家集》中很可能并未将岳飞的全部作品收入，根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例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岳王家集》中，故不能根据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就断定真假的。另外由于南宋时一直是主和派在朝中主政，主战派代表岳飞冤死，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平反，就连同情岳飞的人也是非杀即贬，而到了元朝由于统治者大肆压制汉人，蔑称为“南人”，岳飞这首慷慨激昂的词作《满江红》的命运，自然更是受到压制，于是直到明朝，才出现人们广泛吟诵的局面。 而从“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可知这首词是岳飞在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岳飞三十岁时（1133年）受到朝廷的恩宠，开始掌握指挥大权，此时他身受殊荣，感受深切；岳飞自20岁离开家乡转战南北，至30岁由九江奉诏入朝，行程加起来足有8000里，所以词中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一句；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正逢秋季，当地多雨，所以词中又有“潇潇雨歇”一句。 关于《小重山》与《满江红》两词格调大不相同的问题，《小重山》作于岳飞37岁生活平静无战事之时，《满江红》则作于6年前征战不休之时，时代背景与感受全不相同，故两词风格迥异。就岳飞本人来说，虽然说他大部分词作的风格低回婉转，只有这首《满江红》粗犷豪放，但是并不是说岳飞本人只可以写一种婉约风格，不可写豪放风格的诗词。就宋朝历史上的大词人而言，他们虽然各成一家，也并不是个个都是只有一种风格，随着时代境况、个人生活背景的变迁，像苏轼、辛弃疾，他们的词作中都是既有豪放之篇，又有婉约之作。 《满江红》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所指问题，“贺兰山阙”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一样，是指女真，而不是实指匈奴。不能根据这一点就认为《满江红》写于明朝。 综上所说，《满江红》词到底是不是岳飞之作，争论双方都持之有据，很难统一。这场争论还可能继续深入下去。但无论如何，《满江红》这首词所体现的岳飞的崇高精神，都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宋高宗为什么一定要置岳飞于死地？ 宋高宗为什么一定要置岳飞于死地？ 岳飞作为我国历史上的抗金英雄，其精忠报国的精神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的敬佩。其在出师北伐、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下写的千古绝唱《满江红》，至今仍是令人士气振奋的佳作。其率领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人们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名句，表示对“岳家军”的最高赞誉。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在西子湖滨岳飞的坟墓旁边，长跪着秦桧的铁像，提到岳飞之死，人们没有不归罪秦桧的。但是岳飞究竟是为何被杀？一些学者认为，宋高宗才是杀害岳飞的真正凶手。秦桧只是迎合高宗的意思，代替高宗承罪而已。当时审问岳飞的大理寺官员何铸，向秦桧辩白说：岳飞实在无辜，为什么一定要杀。秦桧说：此上意耳。 那么，宋高宗为什么一定要杀害岳飞呢？ 据《宋史·宋高宗本纪》载：1141年十一月，金国派萧毅、邢具瞻为议和代表，随同南宋代表魏良臣回南宋，提出议和条件。此时赵构的生母韦太后被金军扣押，她托南宋代表之一的李微将一封信送到赵构手里。宋高宗对萧毅、邢具瞻说：“我拥有天下，但却不能赡养父母亲人，而我的父亲徽宗却已经死了啊！现在我发誓，我要明言：金国要归还我的母亲韦太后，我不以议和为耻。不然的话，我不怕对金国用兵！”“如果我母亲韦太后果然能回南宋，我们自当谨守誓约，如果没有回来，虽然有誓约，也是一纸空文。”1141年十一月，宋金达成和议，历史上称为绍兴和议，最后，金国送回了宋高宗赵构的母亲韦太后，而宋高宗的哥哥宋钦宗赵桓当时拦住韦太后的车轿，痛苦地央求韦太后：“请回去告诉九弟（赵构），只要能让我回去，有间普通的房子住，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赵桓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最终死在金国。在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上塘河河口映月桥，当年宋高宗的母亲韦太后南归时就从这儿登岸。现在新建的映月桥上，仿古设施的双龙阁和双龙戏珠浮雕相当逼真地再现了当年情景。宋高宗母子重逢，喜极而泣。韦贵妃回朝后，被宋高宗尊封为“显仁太后”。我们可以看出宋高宗赵构是个孝子，宋高宗提出放了生母就议和，那么金国肯定也会提出相应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杀岳飞，放其母。而且历史事实是宋高宗在1141年十一月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的1142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农历除夕夜，赵构“特赐死”岳飞，而当时韦太后可能正在归途之中。 秦桧根据宋高宗的指示，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于临安风波亭，年仅39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岳飞父子及张宪死于奸臣昏君之手，激起了抗金军队和老百姓的强烈愤怒，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岳飞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当然宋高宗思念母亲而杀岳飞只是原因之一，岳飞之死还有其他的原因。 首先是，宋代皇帝有猜忌大将的传统。先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来又有“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制度，对武将很不信任，对拥有兵权的大将更是疑忌。历史上的岳飞既是一个好学习、不扰民、得军心的人，也是一个不好色、不爱钱、不贪财的人。有人要送美女给他，被岳飞退回；年轻时岳飞喜欢喝酒，皇上劝了他一次，他从此就滴酒不沾；皇上要给他盖房子，他不要，并且说：“敌未灭，何以为家？”岳飞如此高尚，如此廉洁奉公，而又常打胜仗，如此得民心军心，他意欲何为？宋高宗对所谓的“岳家军”更是敏感，顾虑重重，对岳飞更是不太信任的。 其次，岳飞的北伐口号是“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这正中宋高宗的要害。再次，岳飞在要求宋高宗册立太子的事情上也使得宋高宗对岳飞不满。显然岳飞被杀害，一方面有宋高宗思念母亲的缘故，另一个方面从岳飞的政治单纯和精忠报国来看，宋高宗也有自私阴暗的一面，他对岳飞没有好感，并且独独没有给岳飞平反。直到宋孝宗时才给岳飞加谥武穆。但是放到历史的宏大背景之下，岳飞之死与南宋初年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息息相关，也许他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说到底可能就是人性的悲剧！ 宋代词人李清照是美女还是丑女？ 宋代词人李清照是美女还是丑女？ 李清照（1084～约1155年），号易安居士，南宋杰出女文学家，以词著名，兼工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这样一位多愁善感、文才超众，而且从小生活安逸，在书香人家长大的女子，使我们这些后代人在谈及她时，往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定式思维——把她与林黛玉这样的女子联系起来。因此李清照一直被世人看作是一名美女作家，很少有人认为她是丑女词人。其实李清照究竟是美女还是丑女，史料上并没有记载。世人对她的容貌都是凭想象和猜测来理想化并加以美化的。 李清照给人以文弱纤细的形象纯粹是她的名字和后期凄凄惨惨词作的影响。首先说名字，每一位读者读到“清照”二字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冷冷清清的月光照在大地上的感觉。“名字清照”让人感到冷清文弱。至于李清照的“瘦”主要来自她的词作，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等等。这里是她的词因“瘦”字使用得恰到好处，瘦字传神地把人的心情同景物的凋零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而不是说她人的体形“瘦”。可惜千百年来文学家、画家把词中之“瘦”混同于人体形之“瘦”，从而给人们勾勒出一个瘦弱李清照的形像。有人从李清照的词作和人生经历以及其性格推出真实的李清照不但不瘦而是体形魁梧高大，额头宽阔，性格外向，甚至有点粗鲁的女强人形象。而且，话说回来，即使是文弱纤细也不一定见得就是漂亮。 从李清照的词也可以分析出她的性格特征。在其前期少女和初嫁时作品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首词传神地勾勒出了清照醉酒后的形态，这不是普通的醉而是大醉，醉得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试想一位少女时代就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的女性，有可能是那种害羞的人吗？更令人后怕的是她所乘的船“还误入藕花深处”。从这样形象传神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在1000年前封建礼教相当森严的宋朝，李清照这种泼辣、大胆且豪爽的女性还是很少见的；而且从其“争渡、争渡”那股劲看来，李清照的力气应该不小，而她的身材应该相当高大。 李清照一生嗜酒，少女时代如此，出嫁后与赵明诚生活优裕时如此，晚景飘零时亦如此，终生不改此衷。通览一下清照的词，只要提到酒，写到醉酒形态的处处皆是。这里只选几首著名的去赏析一下并分析清照的为人：先说说第一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应该说此时的李清照生活得很好，不是待字闺中就是新婚不久。“浓睡不消残酒”，说明过去的米酒能使人醉得挺深沉的，另外也说明李清照喝得很多，一个女人能喝到睡一夜酒还没清醒，可真是豪饮啊！看来李清照并不是有人所说的“无知少女”，而实在是女中豪杰，体格强健之人。《菩萨蛮》这一首词写的是在借酒浇愁，“忘了除非醉。沈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此时正是金兵入侵、宋室南渡之后，为了减轻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痛苦，李清照便以酒来麻醉自己。这种把酒临风、举盏消愁的情景，让人们看到一个“侠女”的身影，而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夏日绝句》，则被史学家、文学家共同认为具有侠女风范。 因此，从李清照的作品中是不能找到证据证明她容貌美丽，相反，恰恰证明她强健侠骨的一面，这与美女的标准是大相径庭的。 再从李清照的婚姻说，有人问既然李清照不漂亮，赵明诚为什么和她感情那么好？其实赵明诚不是看重李清照的美色，而是看重她的才气。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一生相互爱慕、琴瑟相和，主要是志趣相投。当时赵明诚常去外地考察金石名品，李清照颇感孤单寂寞，便写了一首相思词，名叫《醉花阴·重阳》，李清照借飒飒秋风、片片黄花把对夫君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赵明诚收到这首词后，先为情所感，后更为词的艺术力所激，发誓要写一首超过妻子的词。他闭门谢客，三日写词五十首，将李清照的这首词杂于其间，请友人评点，不料友人说这五十首词只有三句最好：“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自叹不如，这个故事表现出，他们夫妻的如胶似漆得益于他们共同的爱好和浓厚的兴趣。 另外，据李清照所著《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及南宋人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资料记载，李清照在其夫赵明诚死后，曾再嫁张汝舟，秋八月离。张早就觊觎她的珍贵收藏。当婚后发现李清照家中并无多少财物时，便大失所望，直至拳脚相加。张的野蛮行径，使李清照难以容忍。后发现张还有营私舞弊、虚报举数骗取官职的罪行。李清照便报官告发了张汝舟，并要求离婚。所以从她第二次失败的婚姻可以看出，李清照在相貌上并无优势可言，而且恰恰从结束这段婚姻的方式上来看她是一个泼辣豪爽有侠气的女子，在落后的封建社会，就敢于挑战，与世俗抗争。 所以有人认为后人把李清照画成纤腰细臂、明眸皓齿、娇滴滴、软绵绵、凄凄惨惨切切的传统形象，是不准确的。李清照应该是才华横溢、高大粗放、坚强有力的山东才女！她不是樱桃小口，肤如凝脂的美女；应该是鼻直口方，宽额阔脸，目光炯炯的一代侠女！总之她长相一般，但很大气，很豪爽！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李清照！ 陆游与唐琬因表兄妹关系导致离异？ 陆游与唐琬因表兄妹关系导致离异？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十七日夜晚，南宋时期最著名的爱国诗人、抗金英雄—陆游，出生于山阴（今绍兴）。他在金兵大肆南侵的战火中诞生，一生都笼罩在金军侵略中原的马蹄声中。这位一身浩然正气、奋斗不息的陆游，一生遭受了巨大的波折，他不但仕途坎坷，而且爱情生活也很不幸。 宋高宗绍兴十四年，20岁的陆游和表妹唐琬结为伴侣。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婚后相敬如宾。然而陆游的母亲唐夫人却不喜欢唐琬，对她横加指责，最后硬逼着陆游休了唐琬。后来唐琬嫁给了赵士程，而陆游则娶了王氏为妻，自此二人不再相见。十年后的一个春天，陆游满怀忧郁的心情独自一人漫游山阴城沈家花园。正当他独坐独饮，借酒浇愁之时，突然他意外地看见了唐琬及其改嫁后的丈夫赵士程。尽管这时他已与唐琬分离多年，但是内心里对唐琬的感情并没有完全摆脱。陆游心生感慨，提笔在墙上写下了《钗头凤》这首千古绝唱：“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表达他内心的苦闷和伤感。而唐琬也和词一首：“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这首词诉说自己对陆游的无限思念，哭诉自己幽思成疾的境况，词意更加凄惨。唐琬这次相见后由于悲伤过度，回去后不久便在抑郁中辞世。 世人对陆游与唐琬的爱情故事多扼腕长叹，而且无论在诗词歌赋，还是在后代戏曲中，二人都是表兄妹关系，如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与其母夫人为姑侄。”陈鹄《耆旧续闻》中也说到唐琬是陆游的表妹，二人结婚后“琴瑟甚和，然不当母意，因出之。夫妻之情，实不忍离。后适南班士名某，家有园馆之胜。务观（陆游字）一日至园中，去妇闻之，遣遗黄封酒、果馔，通殷勤。公感其情，为赋此词。其妇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惜不得全阕。未几，怏怏而卒”。这段记载不仅说明二人是表兄妹关系，而且对他们结婚后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描述，对他们分离的原因作了交待，对陆游写《钗头凤》的过程作了详细的说明。据此，陆游的母亲与唐琬实为姑母与侄女的关系，也就是说陆游与唐琬是表兄妹。 同处南宋的刘克庄在《后村诗话续集》中也沿用了陈鹄、周密的说法，认为陆游和唐琬是表兄妹的关系。后来清代所编《历代诗余》、《宋人轶事汇编》等书中，也与《齐东野语》、《耆旧续闻》等记载相一致。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传统说法提出疑义，他们查考了《宝庆续会稽志》，发现唐琬的父亲唐闳是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鸿胪少卿唐翊之子，而陆母则是江陵（今属湖北）人唐介的孙女。两地相距遥远，两家虽同姓，却并无宗族血亲关系。既然唐琬的父亲唐闳与陆母不是兄妹，那么陆游与唐琬也不可能是表兄妹了。但这种考证所依据的材料有限，而且方志的记载未必可靠。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陆游与唐琬的关系。那就是陆母为什么反对这段婚姻。对此，人们比较认同的说法有两个。一个是如《齐东野语》所记载的，陆母见陆游娶了唐琬之后日益沉浸于卿卿我我之中，而忽略了读书进仕，陆母怕漂亮聪明的唐琬耽误了陆游的前程，最后就逼着陆游把她给休了。再就是说因为唐琬婚后无子，引起陆母不满，所以将她休了。据说，陆游的母亲尚未出嫁的时候，在娘家与嫂子，也就是唐琬的母亲关系不和。由此，自然也不喜欢嫂子生的女儿。但是当时的风俗经常是亲上加亲，因而唐琬还是过了门。唐琬在家庭中的行为可能属于比较开明的一类，时常令婆婆感到不敬。陆游的母亲虽然经常抱怨和训斥她，但也还是能够容忍的。但有件事情是她无法容忍的：唐琬婚后数年未育。她不愿意让儿子因为这个女人而绝了后。当时，生育是家族的大事。陆游母亲以这个理由提出要休唐琬，无论陆、唐两家的谁，都觉得提不出很多有力的理由来反对。最后，两人终究被迫离婚。陆游晚年曾作《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其中写道：“所冀妾生男，庶几姑弄孙。此志竟蹉跎，薄命来谗言。”委婉地表达了唐琬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从而导致姑婆的不满，最后竟然将她赶出了陆家的事情。 那么唐琬为什么一直没能生育呢？很可能是因为陆游与唐琬存在表兄妹关系，属于近亲结婚，这样不能生育也就非常正常了。离婚后陆游先娶妇，新娘姓王，过门后很快生了孩子。唐家愤愤不平，觉得不把女儿嫁出去，面子会失尽。于是将女儿嫁与当时也很有点名气的一个文人赵士程。 此外，为了确定陆游与唐琬的关系，还有学者详细考证了唐琬的家族情况。他们排列出了唐琬的家族谱序，从而认定唐琬与陆游的母亲唐夫人之间确有宗族关系，这样，陆游与唐琬也就存在亲戚关系了。可怜陆游唐琬这对富有才华的表兄妹，志趣相投结为恩爱夫妻，在当时本应是一件亲上加亲的好事，却因为婚后无子而被陆母棒打鸳鸯，陆游和唐琬也成了历史上有缘无分爱情的典型。 揭秘历史上妓女出身的女将军 揭秘历史上妓女出身的女将军 妓女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靠卖身为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很难有妓女会得到后人的尊重，但也有极为罕见的特例，妓女照样可以凭借自己“不让须眉”的才能，调动枪杆，应对刀兵。她就是妓女出身的爱国女将军——两宋之交的梁红玉。 梁红玉的家世不详。她的事迹在正史上主要记录在她丈夫韩世忠的传记中。由于韩世忠在宋史中被称为南宋“武功第一”，所以在正史上为尊者讳，对梁红玉也只称其为“梁氏”而不提她的名字。梁红玉的出身众说纷纭，有些书上说她是安徽池州人，祖上做过大官。另一些书则说她是江苏淮安人，淮安现在还有纪念她的祠堂。南宋人罗大经所著《鹤林玉露》一书曾记载：“韩蕲王之夫人，京口娼也。”韩蕲王即韩世忠。后来元人脱脱等编修的《宋史》在记述梁红玉事迹的时候，对她的籍贯出身只字不提。清乾隆年间的《山阳县志》记载：“梁流落为京口娼家女。”由以上资料我们可得知：梁红玉在嫁给韩世忠之前，确实做过妓女。 中国古代历来有官娼和私娼。官娼就是官家开办的妓院。也就是由国家管理，专门为政府官员和军人服务的官办“三陪”女郎。关于梁红玉的风尘出身，最流行的说法是：梁红玉生于北宋末年，因为姊妹较多，家境贫困。时淮安境内水田纵横，盛产蒲草，梁红玉少年时便和家人一起，编织蒲包卖钱度日。不久，金兵大举南侵，楚州兵荒马乱，梁红玉便和家人及大批难民流徙京口，并沦落为娼家之女，做了“营妓”，也就是说军中艺人，以舞剑弹唱为生。做“营妓”的梁红玉，是否为“娼”，是否卖身，现在已无从考证了。 梁红玉与韩世忠相遇的过程颇有戏剧性。韩世忠是陕西延安人，18岁入伍。《宋史》记载韩世忠“风骨伟岸，目瞬如电。早年鸷勇绝人，能骑生马驹。家贫无产业，嗜酒尚气，不可绳检……年十八，以敢勇应募乡州，隶赤籍，挽强驰射，勇冠三军。” 童贯平定方腊后，班师回朝，行到京口，召营妓侑酒，梁红玉与诸妓入侍，就在席上认识了韩世忠。韩世忠在众多将领大吹大擂的欢呼畅饮中，独自显得闷闷不乐，原来虽然他亲手擒获了方腊，但这件功劳却让上司辛兴宗抢去了。（“辛兴宗领兵截峒口，掠其俘为己功，故赏不及世忠。别帅杨惟忠还阙，直其事，转承节郎。”《宋史·韩世忠传》）相貌堂堂，英勇伟岸的韩世忠引起了梁红玉的注意；梁红玉那飒爽英姿，不落俗媚的神气也得到了韩世忠的欣赏，两人各通殷勤，互生怜借，于是英雄美人成眷属。 当时的韩世忠和梁红玉，一个是不得志的低级军官，另一个是历尽风尘的营妓。在宋朝重文轻武的政策下，身为“军汉”的韩世忠的社会地位其实并不比作为妓女的梁红玉高多少，军汉配营妓也就顺理成章了。从此梁红玉便随韩世忠南征北战，抗击金兵。 1129年，当时的禁卫军司令（扈从统制）苗傅和另一大臣刘正彦发动兵变，逼高宗退位，禅位给他年方三岁的儿子，让孟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明受元年”。韩世忠率军平叛，苗刘二人将在杭州的梁红玉及其儿子韩亮作为人质扣押，并请梁红玉去秀州劝说韩世忠，梁红玉假意应允，但是见到丈夫韩世忠后，梁红玉不顾儿子安危，以国事为重，劝说丈夫继续进军。韩世忠平叛成功后，因勤王救驾有功，高宗亲书“忠勇”二字赐韩并擢升为检校少保、武胜昭庆军节度使，称梁红玉“智略之优，无愧前史，给内中俸以示报正”。给功臣之妻俸禄，这在前史从未有过，梁红玉为第一人。这也是历史上，梁红玉第一次崭露头角。 梁红玉还有着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这一才能主要体现在击鼓战金山一役中。 1129年十月，金军在完颜宗弼（即俗称的金兀术）率领下长驱直入，攻入江浙。但遭到各地汉人的反抗。无奈之下，金军在大肆掳掠之后北返。此时，担任浙西制置使的韩世忠听说金军北撤，便率水军8000人急赴镇江截击宗弼的10万金军。由于敌众我寡，梁红玉认为敌军声势浩大，只宜智取，不可力敌。两人经过周密部署，随即埋伏人马。韩世忠亲率战船，诱敌深入，梁红玉则身先士卒，登上十几丈高的楼橹，冒着流矢，在金山之巅的妙高台“亲执桴鼓”指挥作战。这一战打得金军溃不成军，但韩世忠没听梁红玉乘胜进击，逼敌就范的意见，麻痹大意，使得金军没有被全歼，而是突围而去。 战后，梁红玉不但不居功请赏，反而因金兵突破江防，上疏弹劾丈夫韩世忠“失机纵敌”，请朝廷“加罪”。这一义举，使举国上下，人人感佩，传为美谈。朝廷为此再加封她为“杨国夫人”。 绍兴五年（1136年），韩世忠被任命为武宁安化军节度使，驻扎楚州（今江苏淮安）。梁红玉随韩世忠率领将士以淮水为界，旧城之外又筑新城，以抗击金兵。由于韩世忠、梁红玉与士卒同劳役，共甘苦，士卒都乐于效命。经过苦心经营，楚州恢复了生机，又成为一方重镇。梁红玉韩世忠驻守楚州十多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 秦桧当权后，力主议和。终于和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和议既成，高宗立刻着手削夺大将的兵权。韩世忠首当其冲，他的官越做越大，直到最后被封为咸安郡王，但是兵权却越来越小。为了逃避迫害，韩世忠干脆闭门谢客，整天饮酒作乐。梁红玉则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教育儿子身上。她的儿子韩彦直也是一代名臣。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韩世忠逝世。两年之后，梁红玉也去世了，终年51岁。死后与韩世忠合葬在苏州灵岩山。 歼灭金军主力的竟然是宋朝军队？ 歼灭金军主力的竟然是宋朝军队？ 13世纪初，北方草原上出现了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政权。1211年二月，成吉思汗自龙驹河率军南下，越过阴山，袭击金朝边地，揭开了长达23年的蒙金战争的序幕。金朝在蒙古军的迅猛打击下，被迫放弃中都(今北京)，退守汴京。金军在与强悍的蒙古军交锋中几乎每仗皆败，蒙古军队陆续占领了山东、山西、河北等地区（一些地方为依附蒙古的汉族军阀所控制）。金国仅余陕西、河南两地，在黄河以北只剩下河中等少数据点。 1230年，窝阔台将蒙古军队兵分三路大举攻金，双方在三峰山（河南禹州西北）展开会战。蒙古军队采取了疲劳金兵的战术：当金兵进攻时，蒙军不战自退；金兵刚扎营寨，蒙军就来偷袭。金兵昼夜不得休息，甚至三天吃不上饭，结果被蒙军包围在三峰山。当时恰逢天降大雪，气候非常寒冷，蒙军在四面烤火煮肉，轮番休息。金兵却披甲僵立雪中，饥寒交迫。蒙军知道金兵急于突围，就故意让出一条路。当金兵争相逃跑之时，蒙军伏兵四起，大败金兵。 大多数学者认为，三峰山一战，金兵主力被歼灭殆尽，至此，金朝已经是摇摇欲坠，离覆灭不远了。但是，近来却有专家认为金军主力在三峰山一战并未被歼灭，而是后来被宋朝军队歼灭的，这些人以何为依据？金军主力到底是灭于宋军还是蒙古军队呢？ 这些专家认为，据《金史·武仙传》记载，三峰山之战金军失败后，“余众迸走”，而败逃的金将武仙，在逃跑时以三峰山战场为圆心绕了大半个圈，“收溃军得十万人，屯留山及威远寨。立官府，聚粮食，修器杖，兵势稍振。”当时，参加三峰山之战的金军共有15万人，武仙在三峰山之战后“收溃军得十万人”，这个数目占了三峰山之战中金军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而剩下那三分之一的5万金军，也并没有全部被蒙古军歼灭，当中有很多金兵成功逃脱，据《金史·古里甲石伦传》记载：“九年正月，北兵（蒙古军队）从河清径渡，分兵至洛……洛中初无军，得三峰山溃卒三四千人，与忠孝军百余守御。”也就是说金军有三四千溃卒跑到了洛阳，估计还有一些躲藏在民间。因此，三峰山之战蒙古军最多只歼灭了金军三四万人左右，其余的全逃跑了。 可见，那些认为三峰山之战后，金的主力已经不复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蒙古军并没有能够在三峰山之战中全歼金军，只是打了个击溃战。金军主要将领有完颜哈达、完颜陈和尚、杨沃衍等也从三峰山成功逃脱，但是他们却没有像武仙那样收拢溃兵，而是逃到了钧州，缺兵少将的他们在随后的蒙古军攻陷钧州之战中阵亡。 这时的蒙古军队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暂时还不能迅速消灭金朝，于是他们一方面与金国议和，另一方面则要求宋朝出兵合击金兵。应该说这时候金军的主力还是存在的，而且仍然能够击败蒙古军。据《金史·蒲察官奴传》记载：“(金忠孝军）军中阴备火枪战具，（蒲察官奴）率忠孝军四百五十人，自南门登舟，由东而北，夜杀外堤逻卒，遂至王家寺……持火枪突入，北军（指蒙古军）不能支，即大溃，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余人，尽焚其栅而还。”武仙率领的十万金军虽然在其后与蒙古军作战中受到了一些挫折，但实力并没有受损，直到“……金天兴二年正月，仙阅兵，选锋尚十万”。 为了挽回金朝的颓势，据《金史·完颜仲德传》记载：金将完颜仲德等人在与蒙古人议和失败且北窜无望的情况下，构思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即是企图集中力量占领宋朝四川，以待时机卷土重来。武仙以及“乘乱聚众二十万为边患”的金将武天锡、金邓州守将移剌瑗都是这一政策的拥护者，据记载“武仙时与武天锡及邓守移剌瑗相犄角，为金尽力，欲迎守绪入蜀，犯光化，锋剽甚”。金朝凭着这庞大的数十万大军，似乎复兴有望。 然而，他们的这一计划，却在宋朝名将孟珙的打击下灰飞烟灭，绍定六年（1233年）十二月，金哀宗逃至蔡州，金将武仙、武天锡、移剌瑗等聚兵邓州，进攻光化。而此时，南宋已正式决定出兵助蒙古灭金。1234年五月，孟珙奉命进讨，据《宋史·孟珙传》记载，武天锡在与孟珙作战时全军覆没，“珙逼其垒，一鼓拔之，壮士张子良斩天锡首以献。是役获首五千级，俘其将士四百余人，户十二万二十有奇。”另一金将移剌瑗因为作战失败，不得不向孟珙投降，“瑗遣其部曲马天章奉书请降，得县五，镇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马军千五百，步军万四千，户三万五千三百，口十二万五千五百五十三。珙入城，瑗伏阶下请死，珙为之易衣冠，以宾礼见”。而武仙则“易服而遁”。孟珙则“降其众七万人，获甲兵无算”。至此，三峰山之战中从蒙军阵前逃脱的十万金军溃卒加上武天锡和移剌瑗的军队在与宋军作战时损失殆尽，金军主力已经荡然无存。 1234年正月十日，蒙古军攻破蔡州西城、宋军破蔡州南门，金哀宗见大势已去，传位于末帝完颜承麟后自缢身亡，残余金军或战死，或自杀殉国，无一投降，完颜承麟也被乱军所杀。金朝自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国以来，历经119年的历史，至此终于灭亡。宋将孟珙在绍定六年期间成功地全歼了数十万金军，而蒙古军在同一年中没有一场战役有这样的辉煌战绩。因此结论是，歼灭金军主力的实际是宋末名将孟珙所率领的宋军。 成吉思汗的骑兵为何能横行欧亚？ 成吉思汗的骑兵为何能横行欧亚？ 成吉思汗是古代蒙古民族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战略家。他征战终生，统一了蒙古高原上的诸部落后，进而征服了半个世界，创立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蒙古大帝国。1995年12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依据“人类文明史上第二个1000年(1000～1999年)中，何人缩小了地球、拉近了世界”的标准而将其评选为“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是如何做到在40多年的西征战争中屡战屡胜的呢？ 蒙古骑兵能横行欧亚，首要因素是蒙古骑兵拥有良好的军事素质和坐骑。蒙古人是擅长狩猎的游牧民族，终其一生在驰骋草原中度过。蒙古民族民风彪悍，团结，吃苦耐劳，他们从3岁开始就被绑在马背上，学习骑马和使用武器，尤其是弯弓。每一个体格健全的男子，在60岁以前都会被要求参加狩猎与战争。而蒙古部落联军，就是由部落全体成年男子所组成。蒙古马虽然身材矮小，跑速慢，而且越障碍的能力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是，蒙古马却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无论是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的辽阔平原，蒙古马都可以随时找到食物。蒙古马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它们可以长距离不停顿地奔跑，无论严寒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同时，蒙古马可以随时胜任骑乘和拉车载重的任务，这样使得蒙古军队能持续作战。 其次，成吉思汗将蒙古军队的骑射蛮力与最高超的军事科技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在遇到蒙古军队之后，依靠城墙和水系固守，曾是其他民族抵抗的唯一方式。然而成吉思汗采纳了契丹籍重臣耶律楚材攻下城池不杀匠人的建议后，收容了大量汉、回等族的制艺能手并给予生活优待，随军制作营便能造出有效的攻城器械。成吉思汗深知实用技术的重要性，他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炮兵部队。这支新兵种抛射(不是用炮管发射)爆炸物，能轰开许多城垒，为铁骑打开突破口。蒙军还以重金收买海盗船商，不仅灭了退到海上的南宋小朝廷，还渡海直打到爪哇(如今的印尼)。在这种军队的攻击下，金朝亡国的哀宗曾叹道：“蒙古之所以常取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 蒙古军队还有异常严密的组织，而且调动起来灵活迅速。蒙古的军队是根据十进位的体系，即由十人、百人、千人、万人的部队所组织而成。各个部队的人数非常接近，可能是方便应付人员伤亡和损耗。万人部队是最大的作战单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作持续的战斗。这万名战士由大汗的一个亲戚或亲信指挥。两万人可组成一军。另外，大汗亲选一万名“体格矫健，技能好”的人，组成精锐的“护卫军”，在平时分为四班守卫，战时随大汗出征。而被征服的人民会被拆散分派到其他的部队之中，令其无法组织动员，以避免反叛。蒙古人在极其严厉的军法约束之下作战并共享战利品。在战争中遗弃战友会被判处死刑。这种严格的纪律，加上英明的领导和有效组织，让蒙古人的武力，从骑兵群提升为一支真正的军队。 在实战中，蒙古军队还继承和发展了先人的成功经验，创造了“大迂回”战术及“闪电”战术。蒙古军的“大迂回”战术源于蒙古族的围猎。他们把围猎中的技艺，娴熟地运用到战争中，它不以击溃敌人就算达到战争目的，而是用左右包抄的方式，将敌人包围，从不给对方留下一条逃生的出路。蒙古军队在战争中，还经常使用“闪电”战术。与蒙古军队相比，对手通常移动速度缓慢和谨慎，但蒙古人善于寻找机会去分散敌军的力量，然后集中自己的力量，以快速的袭击把敌人各个击破。他们会试图环绕或包围敌军，来制造局部优势。蒙古的轻骑兵并不能对抗重骑兵的攻击，所以他们会假装败逃来吸引敌军骑兵的穷追猛打，藉此消耗他们的体力，以降低其攻击实力；这时，原本走避的蒙古轻骑会突然折回反身成为攻击者。蒙古军队精于设下埋伏和突袭。蒙古军的将领也最擅长于应用侦察兵，并且在身处劣势的情况下，协调武力的调动以夹击敌军。 后勤保障是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成吉思汗对此非常重视，由于部队出征时只能携带有限的羊马，为充分食用这些牲畜，成吉思汗规定了专门的屠杀方法，使这些牲畜易于更长久的保存。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差不多每到一处，就在五十、百里以内各设一驿站，以便于互通信息。在作战时军队之间相互联络信号方面，蒙古军队也都采取了妥善的办法和制定了必要的制度。例如除制定徒步和乘马联络外，用吹号、色旗互相联络等。 此外，蒙古军队还有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计划周详、时时刻刻对敌人施行的心理战术。如果蒙古军队想攻取的城市不愿意投降，那么，他们最终一定逃不掉屠城的下场。当时最大而兴盛的撒马尔罕和内沙布尔两城，就由于这个原因先后被夷为平地，居民无一幸免。这个消息传开后，别的城市就不敢抵抗。但是有的即使投降也不一定能避过厄运。基辅城中的俄罗斯王公投降前虽得到宽大保证，但最后还是给扔在饮酒祝捷的桌下活活压死。阿富汗西北边境赫拉特城的居民在听到赦免消息后走出城外，却被全部杀死，整座城也被夷为平地。 曾有史学家赞叹：“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战争时期，他们像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时候，他们又像是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他许多有用之物……”蒙古军队在横行欧亚的过程中，使众多城池得到灭顶之灾，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破坏，但同时却打开了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此间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传到了欧洲。成吉思汗个人辉煌的成就，也引得古今无数英雄竞折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愧为“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的陵寝为何在“马背”上？ 成吉思汗的陵寝为何在“马背”上？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蒙古帝国的创始人，他不仅创建了有史以来疆域最大的中华版图，也给后世留下无数的猜想与谜团。《环球时报》上称其财富位列世界史上前十位，一位蒙古学专家预言：成吉思汗的陵墓里可能埋藏着大量奇珍异宝，里面的工艺品甚至比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还要壮观。这并非夸大其词，因为成吉思汗的陵墓里可能埋藏着他东征西讨，从20多个王国得来的无价珍宝，这也是吸引考古界人士多年来前赴后继、苦苦寻觅的原因。 但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殒落六盘山后，葬身何地一直是个谜，也是史学界久为争议的一个问题。难道，真如传说中的一样，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陵寝位于“马背”之上，到处移动，难觅其踪？ 现存的成吉思汗陵园在伊金霍洛旗，只是一个衣冠冢，号称“八白室”。八白室顾名思义是由八间白色的建筑构成的，建筑雄伟，具有浓厚的蒙古民族风格。“八白室”原来是八座白色的毡帐，后来的蒙古人为了祭祀成吉思汗而为他建立了一座马背上的陵园。毡帐里供奉着成吉思汗的遗像，象征着墓地。这样的陵园既便于迁移，也便于祭祀，很符合游牧民族到处迁徙的特点。“八白室”迁移多处，最后迁到鄂尔多斯草原的伊金霍洛旗，里面有他的衣服、家谱，据说还有成吉思汗逝世前的最后一口气的灵魂也在灵塔里。但成吉思汗死后的遗骨究竟葬于何处，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也成为了一个千古之谜。 成吉思汗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关于他去世的经过，以蒙古文书《蒙古秘史》（也称《元朝秘史》）的记载为最早。据记载，在出征西夏前一年，成吉思汗在一次打猎时，从马背上摔下受伤，并发起高烧。当时进攻西夏的计划已定，成吉思汗本来要和平解决，但西夏将领阿沙出言不逊使成吉思汗大怒，于是抱病出征。虽然灭亡了西夏，但成吉思汗因为病重最终也死在军营里。 成吉思汗死在西夏灵州的军中，可是陵墓为什么安放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呢？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为了满足他生前的愿望。700多年前，成吉思汗率军西征路过鄂尔多斯草原，看见这里水草丰美，鸟鸣鹿奔，不禁心旷神怡，连马鞭不小心掉落都没发觉，他的部下把鞭捡起想要交给成吉思汗，然而成吉思汗却说：“这里是强大王朝存在的地方，树木花草茂盛的地方，把马鞭就放在这儿吧！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就按照马鞭放的方向，死后就把我葬在这里。”不幸的是成吉思汗却在即将攻克西夏都城的紧要关头去世，为了不动摇军心，骗取西夏早日投降，他留下“秘不发丧”的遗嘱，由少数亲信将灵柩秘密运到传说中被成吉思汗所赞美过的地方安葬。为了不使外界知道他的死讯，亲信们在途中“遇人尽杀之”。到了地点后把灵柩深埋，并将墓穴填平，把草仍然覆盖在上面，恢复原来的样子，还让群马在墓地上任意践踏，等第二年青草长起，与茫茫大草原再看不出什么区别时才将军队全部撤走。他们为了使亲族想在祭奠他时找到埋葬地，就牵来一只驼羔，当着母骆驼的面将驼羔杀死并将血洒在墓地。骆驼有辨识自己血亲的天性，每逢祭祀时，人们把那只母骆驼牵来，它徘徊哀鸣的地方就是陵墓的所在地。 成吉思汗的陵寝在“马背”上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这主要是古代蒙古族特殊的葬制造成的。《黑鞑事略》一书中记载蒙古人“以马践蹂，使如平地”的习俗，讲到的就是蒙族实行土葬，但在地面上不留坟冢、碑记一类的标志物。元末人叶子奇的《草木子》一书也同样描写了蒙古贵族实行秘密潜埋的葬制习俗。他们死后一律被送到漠北墓区深埋，埋毕用万马踏平，待草长茂盛之后再解禁。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成吉思汗选择秘密埋葬的方式可能还有保密的目的。成吉思汗的一生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生前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威震四海。但也使不少民族遭到了灭顶之灾，不少人对他可说是十分仇恨。成吉思汗清楚地知道除了政治上或民族仇视的因素，还有不少人会为了盗取王者墓中的宝藏而使他的墓葬遭到野蛮毁坏。成吉思汗不愿意自己身后也遭此厄运，因为在蒙古人看来，人的遗体一旦被挖掘，他的灵魂就难以超生。所以他选择了秘密埋葬的方式，不希望自己的陵墓被找到并被挖掘。因此，由于墓地上无任何标志，从而也就无法辨认灵柩真正的所在地了。数百年来，一直不断有人寻找成吉思汗的陵寝，但都没有成功。有人认为成吉思汗墓地在今蒙古国境内，也有学者坚持成吉思汗的陵寝在中国内蒙古，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成吉思汗葬在一处深水湖底或一条大河的河底。不久前中国新疆博物馆的考古学者还宣称他们最近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山脉所在的青和县三道海附近，发现了一座人工改造的大山，很可能是成吉思汗的葬身陵墓。 但这些都缺少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成吉思汗的陵墓在何处，已成为难以揭开的千古之谜。 或许以后，人们会有幸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一览其奥妙，这都未为可知，但是，肯定的是，到时那一定会引起巨大的轰动，比秦陵兵马俑的发现不遑多让。 忽必烈远征日本为何会马失前蹄？ 忽必烈远征日本为何会马失前蹄？ 成吉思汗在中世纪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军事帝国，其孙元世祖忽必烈承继大统后，继承并延续了祖先征战的传统，四处征伐拓展疆土，几乎无往而不胜，但是在对日本的两次渡海作战中却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从而不得不打消了兼并这个弹丸小国的想法。我们先看一下忽必烈两次远征日本的过程。 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被日本以书辞无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此后几经出使，均被日本拒绝。 从至元十年（1273年）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第二年，忽必烈第一次远征日本，他命忻都和洪茶丘，以900艘战船、1.5万名士兵开始了第一次远征日本。战争开始时对元军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十月，占领对马、壹歧两岛，继而进入肥前松蒲郡，日军不得不退守大宰府。可惜的是元军对日本本土地形不熟，夜晚只能在船上宿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一天晚上，博多湾出现了罕见的台风暴雨。日本群岛四面环海，除东北部沿海外，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所环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潮，气候形成较温和潮湿的海洋性季风气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间，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台风袭击，博多湾恰好正位于台风的袭击区内。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此役为“文永之役”。 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活动，称为“神风”。此后“神风”一词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1945年。 自从蒙古军崛起于斡难河源以来，诸多战事鲜尝败迹，想不到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竟然败在小小的日本手里，忽必烈当下非常恼火，发誓一定要拿下日本，以解心头之恨。此后，忽必烈加快了对南宋的战争，一边再次派遣礼部侍郎桂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等给日本写信，要求日本投降，否则将诉诸武力，然而日本受到上次战事的鼓舞，根本不听蒙古人的话，反而处斩了大元派来的使者，并加宽了日本与元朝之间的海防线，这让忽必烈倍受耻辱。1279年，元终于消灭了南宋，统一了中国大陆。忽必烈立即下令准备第二次攻打日本。 忽必烈第二次进攻日本是在1281年，忽必烈以日本斩杀元朝使臣为借口，集结了南宋新投降的军队10万人兵分两路远征日本。一路是派大将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等统率南宋降军10万，从浙江定海渡海，另一路由忻都和洪茶丘率领蒙古、高丽和北方汉军4万人组成，从高丽渡海。日本军队在箱崎、今津、志贺等地海岸构筑防御工事，对元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元军始终未能深入到日本本土。两个月后，历史又重演了，一场巨大台风又让希望撤退到海上的元军元气丧尽。这次东征又以元军大败而告终，北路军损失三分之一，南路军损失一半。 这样，忽必烈的两次东征日本都以失败而告终，战败的结果让他恼羞成怒，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准备再次征讨日本，但由于连年战争，国库亏空，财政吃紧，忽必烈不得不在1286年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 台风是忽必烈远征日本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除了台风之外，忽必烈远征日本失利还有什么原因呢？ 一是蒙古战船不适于航海作战。第一次征伐的战舰是高丽建造的，当时造船工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忽必烈强压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在半年时间建造900艘跨海战舰，质量可想而知了。第二次东征虽然有江南军队参加，当时江南的造船技术虽然能够适应跨海作战，但是10万人乘坐的战舰不但数量多，而且还要能够进行作战，南宋又是新降之国，民族仇恨尚未淡化，何谈为元出力？质量劣等的战舰一旦遇上台风，其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是元军统帅指挥失误和军队的厌战情绪。海战与陆战有着根本的不同，军队统帅洪茶丘、忻都等人本不习海战，继续采用陆战的方法，他们占领对马、壹歧、鹰岛等岛屿后，没有及时在上面安营扎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反而在占领后又在夜间回到战船上，而且为防止战船在海上颠簸，竟然将大多数舰船连在一起，犯了兵家之大忌，所以当台风来袭时，他们张皇失措、无处可逃，被刮入大海者不计其数。加上当时忽必烈连年发动战争，造成经济凋敝，尸横遍野，老百姓生活疾苦，而且元朝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契丹、女真、汉族等地位低下，饱受欺辱，因此民间反战情绪很高。元朝军队中，又组织混杂，既有蒙古人，又有被征服的契丹人、汉人，战斗中根本不可能团结一致，而且在发动对日本的战争中，忽必烈强令高丽国制造战船，提供粮食，引起了高丽人民的强烈不满，所造战船质量低下。远征军中蒙古、汉、高丽等各族将领统帅很难协调一致，各路军士也无心恋战，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并最终导致了两次远征的失败。 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 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 马可·波罗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是意大利威尼斯人，生于1254年，自称1275～1291年在中国居留，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地方，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家乡威尼斯。1298年9月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一场中世纪少有的大海战，战败被俘囚禁。他于狱中口述东方见闻，由同狱作家鲁思梯谦笔录成书，叫《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和我国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以及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世界著名的东方三大旅行记。在人类旅游史上享有盛誉。但当时人们大多不相信马可·波罗的话，马可·波罗弥留之际，朋友还要求他收回其胡言乱语，他坚决地说：“我所说的还不到我所见到的一半!”14世纪以后，他的游记才得到认真对待，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主要典籍，到20世纪末，各种文字的译本超过了120种。 正是《马可·波罗游记》这样一部介绍中国文明的奇书，使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深受影响，导致了他开辟由欧洲到美洲航路的壮举。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讲述了自己史诗般的中国之旅以及他返回意大利的经过，他的书是欧洲的经典文学作品。他已经成为沟通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圣人，他的名字妇孺皆知。可是却不断有学者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这是为什么呢？ 1965年，德国学者福赫伯在一篇报告中说，马可把思玛因向忽必烈进献抛石机的功劳记在了自己的头上，而据史料记载，此时他却还在去中国的途中。另外，中国史籍上没有任何马可在扬州当过官的记录，一个外国人在文化经济发达的南方商业中心当官而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这是不可能的。1982年4月14日，克雷格·克鲁拉思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马可·波罗到达中国没有？》一文。提出几点怀疑：一、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根本找不到一条可供考证马可·波罗的材料；二、书中的很多统计材料都是值得怀疑的，就连蒙古皇帝的家谱也说得含混不清；三、中国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东西——茶和汉字，书中只字不提，还有对欧洲人来说很先进的印刷术也没有提到；四、书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因此，马可·波罗可能只到过一些中亚国家，他可能和一些到过中国的波斯商人交谈过，或是在波斯看到了关于中国的文字介绍，加上道听途说才拼凑成了《马可·波罗游记》。 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专家针对以上疑问，分别给予了回答。第一，中国的史籍浩若烟海，在没有把该查到的典籍都查到以前，作出否定的或肯定的结论都有困难。而且700年来扬州地区编撰了大量的地方志，至今只有6本被发现。如果仅仅依靠现有的几本就得出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的结论是不严谨的。所以一些史学家虽然早就发现了问题，仍只是抱存疑的态度。 第二，马可·波罗的口述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是在离开中国几年后，凭借记忆口述给其他人记述，他对很多事情，甚至一些重要细节总会有所遗漏或者记错。我们不能强求古人，把我们自己换到他的位置上，我们可能会漏掉更多的东西。 第三，至于《马可·波罗游记》中为何没有提及筷子、茶叶、长城等。元朝实行社会等级制度，第一等级是蒙古人，第二等级是色目人(突厥人、回族人等，也包括欧洲人)，他们都是特权阶层。马可·波罗属于色目人。在等级制度下，他在中国的生活圈子很小，基本局限于蒙古人、色目人中，而这些人吃饭是不用筷子的。当时，蒙古人和色目人也不喝茶，比较流行的饮料是马奶、葡萄酒和果子露。 第四，马可·波罗是从中亚抵达中国的，他用波斯文的《导游手册》中的叫法来称呼中国的地名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那么《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朝政府在灭掉南宋后，大量拆毁南方的城墙等事情就很难解释了，因为马可·波罗是记述此事的唯一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到过中国，他能从哪里抄袭呢？马可波罗还在书中写道忽必烈曾下令在国家主要道路的两侧栽植树木，给行人提供荫凉，指示方向。这条记载和同时期元朝法律的规定是一致的。元代的法令汇编《元典章》、《通制条格》等都收录了忽必烈的这项命令。 不仅如此，在《马可·波罗游记》和马可·波罗叔父的遗嘱中都提到了蒙古大汗的牌子。这是由蒙古帝国中央政府发放的一种身份证明，一般用金银等贵重金属制作，持有者享有特权。有关的史籍记载显示，只有那些为政府或权贵服务的人才能得到这种牌子。马可·波罗不但在书中详细记载了蒙古帝国的各种牌子，还提到忽必烈以及远嫁西亚的蒙古公主赐给他金牌。他的遗产登记表明，直到他去世时蒙古大汗的金牌仍在他手中。这一点不但说明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还证明他在元朝的身份相当特殊，绝非普通商人。如果没有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根本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涉及元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大量细节的著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同时期的欧洲、西亚、中亚文献对元代中国的记述如此翔实。 由此可见，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但他在书中有过于夸张的描述，这也许由于其对亲历中国这一难得经历的炫耀心理而已。 西夏遗址黑水城之谜 西夏遗址黑水城之谜 在我国的北部边陲，历史上闻名的居延海南侧，有一座城墙保存完好的古城遗址，从城内市井建筑的颓垣断壁可看出昔日街巷的布局，从城外残存的田畦沟渠可想到当年农业的兴盛。这就是有名的黑水城，蒙古语称作哈拉浩特(意为黑城)。传说过去黑水城是西夏都城，最后一位君主号称黑将军。他英武盖世，所向无敌，在与汉族争霸中原时，出师不利，退守孤城。中原大军久攻不克，见城外额济纳河流贯其间，便以沙袋塞其上流，断绝城中水源。守城者于城内掘井，至极深而滴水未见。黑将军被迫全力出战，未战前，以所存白金八十余车连同其他珍宝倾入井中，又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小，以免落入敌手，然后率士卒出战，终因寡不敌众战败身亡。中原军队攻陷黑水城后，大肆搜寻而未能得见宝藏。这一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但其中藏宝的传说却吸引着不少人。抛开这一传说，西夏王朝是怎样历经兴衰的？黑水城真的是西夏的都城吗？历史上的黑水之城到底是怎样被抛弃的？它又有哪些令人叹息的故事呢？ 西夏，是一个800年前在我国西北与宋、辽（金）鼎立189年历史的封建王朝，它以党项族为主体。党项族，最早居住在今天的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区的交界地区。在隋末唐初的时候，羌族中的党项族开始兴盛起来，他们以姓氏为部落的名称，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在党项族的许多部落中，尤以拓跋氏最为强大。到了唐禧宗时，以党项族的领袖拓跋思恭镇压起义有功，于公元883年将其晋爵为夏国公，赐皇姓“李”。从此以后，拓跋思恭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五代十国时期，他们乘乱扩张势力范围，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到了1038年(夏大庆二年十月十一日)，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于都城兴庆府南筑台受册，即皇帝位，国号大夏。因其地处西北，又在黄河以西，所以史学家称之为“西夏”。 “西夏”地方割据政权建立以后，同宋朝时战时和，1115年，金灭辽。宋室南迁之后，西夏对南宋、金都采取和好政策，并广泛吸收汉族生产经验和技术，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当时，尽管形式上西夏必须向宋、辽称臣纳贡，实际上，它已经完全成为西北的一大军事强国。西夏当时的疆域达到“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形成了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 黑水城始建于11世纪初，是西夏王朝设在北部边境的一座重要的军事城堡，城堡早在西夏王朝正式建国以前就已建成。尽管城市规模较小，但因它是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必经之路和交通枢纽，所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西夏建国后，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管理，以防东面辽国和漠北蒙古的侵入，西夏王朝曾先后调集两个统军司来驻守黑水城及整个居延地区。并将大批人口迁到黑水城一带定居，让他们在当地屯垦造田、生产粮食，以满足大批军民的生活需要。 到西夏鼎盛时期，黑水城已不再是一座单纯的军事城堡，逐渐变成一座经济、文化都较为发达的繁荣城市。当时的黑水城内，官署、民居、店铺、驿站、佛教寺院以及印制佛经、制作工具的各种作坊布满了城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1226年，北方蒙古汗国的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征伐西夏，首先攻克了黑水城，并由此南下，直取西夏的国都中兴府，次年，西夏灭亡。元朝建立后，由于黑水城是漠北通往内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元朝统治者不仅派遣了大量军队来黑水城驻防，还从各地迁来许多汉族和蒙古族人，来这里与当地人共同发展农牧业生产。这一时期的黑水城继续发展，成为了当时的繁华城市。是当时“北走岭北、西抵新疆、南通河西、东往银川”的交通要冲和元朝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 但是好景不长，14世纪中叶，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绿洲被沙漠吞噬，变成了一片荒漠，昔日繁华昌盛的黑水城也变成了一座废城。 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受黑水城传说的吸引，为了寻找那藏在井中的大批珍宝，他率队来到我国进行“探险”。此时正值我国腐朽的清王朝行将崩溃，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文化侵略失于防范。当年3月科兹洛夫终于找到了哈拉浩特，并在这里进行了发掘。1909年5月，他们从西藏东部返回时又重到哈拉浩特，对这座古城再一次大肆发掘。他们虽然没有找到所曾幻想的“神秘宝藏”，但却在城外的一座塔内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文献。其中既有刻本，又有写本，既有大量的佛经，又有多种多样的世俗文献。除此之外，还有汉文、回鹘文、蒙文、叙利亚文、突厥文等多种文献。此次发掘甚至被称为找到了一个“完整的书库”。这批文献运到彼得堡(列宁格勒)后，共编了8000多个编号，大约有两千册书。 科兹洛夫的野蛮发掘给黑水城遗址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他在黑水城周际一共挖掉了30多座原先保存完好的佛塔，几乎毁了黑水城80％的塔！科兹洛夫因为他的野蛮行为，在离开黑水城时似乎“良心”有所发现，他在自己的“考察记”中这样写道：“随着考察队与死亡之城距离的增加，不由自主的难过之情越来越强烈地控制了我。我仿佛觉得在这毫无生命的废墟中，还存留着为我所亲近、珍视以后将不断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还有一些我舍不得与之别离的东西。我无数次的回望这座被尘土遮盖的城堡，在和自己‘苍老的朋友’告别时，我带着某种可怕的感觉意识到，哈拉浩特城（黑水城）现在只耸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塔了，这座塔的内容已经无可挽回地死亡了——被人类的好奇心和求知精神给摧毁了……” 失色的黑水城，成了今天那些仍然在关注着西夏文化的人们心中永远的痛。此外，就要被大漠掩埋了的它向人们证实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今天被湮没在沙海里的城池是西夏王国当年最漂亮最发达的城市，而这里的每一个沙丘都是牧人们当年的家！发白的牛骨、残存的瓦砾、考古专家刚刚发现的600年前的儿童干尸都在向人们述说着黑水城的过去。而黑水城的败亡之谜也吸引着我们继续向前探索…… 古墓怪异符号暴露契丹失踪之谜 古墓怪异符号暴露契丹失踪之谜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有一个以“镔铁”自称的民族，他们就是契丹民族，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威武的民族，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曾经挥斥长城内外，饮马黄河。在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北部半壁江山，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民族，自明代以来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契丹人究竟去了哪里？他们还有没有后裔？寻找这个失踪的民族，成为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 据《辽史》记载，辽灭亡后，至少还有两大部分契丹人留了下来。一部分是契丹末代皇帝的追随者，另一部分是聚居在辽国南部的契丹人，还有一些散居各地的契丹军民。黄河流域不断出土的文物说明有的契丹人被女真人降服，有的向北回迁到契丹的发祥地，也有人和北方其他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事实上，在金朝统治时期，契丹人不断举行起义。当蒙古族兴起后，契丹人纷纷投靠，想借助成吉思汗恢复本民族的地位。这也从侧面证明，到元代初期，契丹人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那么，几百万契丹人到哪里去了呢？ 有人认为契丹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了。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虽然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当地民族完全同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致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也有人认为契丹民族没有被融合，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仍然存在。一种说法认为，生活在大兴安岭、嫩江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汇处的达斡尔人，就是契丹人的后裔。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等内容，找到了大量证据证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但这些只是间接的证据，具体定论尚待进一步的证明。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契丹部落最后流落到了云南地区。他们的根据是，在云南施甸县，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文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他们分布在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据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本人”的先祖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契丹人。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还发现了一本《勐版蒋氏家谱》，其中记载着蒋氏家族的来源：“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版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为了解开契丹民族的神秘失踪之谜，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利用了dna技术。他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经过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持，契丹民族消失的千古之谜终被解开。即使如此，由于契丹族100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早已经不存在了。 济公和尚原型是位博学高僧 济公和尚原型是位博学高僧 “济公”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罗汉化身的济公在人间惩恶扬善、治病救人。老百姓将他视为“活佛”，而那些为富不仁、坏事做绝的恶人则对他又恨又怕。那么，济公其人是否真的存在？他是何许人也？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济公的传说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六朝以来，浙江南部的天台山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佛教圣地，晋代《西域记》把天台石桥方广寺称为五百罗汉显化之地；唐代被称为三贤的寒山、拾得和丰干，就以疯癫著称，因此，天台在历史上就流传着许多罗汉、颠僧的传说。 济公其实是一个有史可查的人物，最早记录见于南宋高僧释居简《湖隐方圆叟舍利铭》和释如《赞济颠》。济公，法名道济，他的高祖李遵勖是宋太宗驸马、镇国军节度使。父亲李茂春和母亲王氏住在浙江天台北门外永宁村。李氏家族人丁不是很旺盛，但因历世仕宦，家境富裕，也称得上是天台的望族了。赭溪西岸的一大片田地，就属于这个家族所有，至今人们还称作“李家”。李茂春年近四旬，膝下无嗣，虔诚拜佛终求得子。济公出生后，国清寺住持为他取俗名修缘，从此与佛门结下了深缘。 少年济公成长在赭溪畔，读书于赤城山。由于受天台山“佛宗道源”和李府世代积善信佛家族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萌生了出家的念头，先入国清寺，后投奔灵隐寺瞎堂慧远，这位“佛海禅师”为济公授具足戒。 济公被人们神化为“活佛”，不是偶然的，而是他扶困济贫、除暴安良的行为得到了大家的尊敬所致。济公出家后，不像其他世俗和尚那样守着寺院的清规戒律循规蹈矩地生活，而是成天吃荤喝酒，衣衫褴褛，浮沉市井，救死扶弱。不过，在一般僧俗眼里，道济的言行出格，被认为不是正常的人。有的僧人向方丈告状，说道济违犯禅门戒规，应责打并逐出山门。谁知，方丈瞎堂慧远一边口宣：“法律之设原为常人，岂可一概而施！”并在首座呈上的单纸上批了：“佛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此后无人再敢诟逐。瞎堂圆寂后，道济去净慈寺投德辉长老，后来做了书记僧。 济公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貌似疯癫，实际上却是一位学问渊博，行善积德的得道高僧，被列为禅宗第五十祖，杨岐派第六祖。由于济公法行高超，达官贵族都以与其结交为荣，但是，道济却轻易不入侯门，而用他精湛的医术为老僧、贫民悉心治疾，疑难杂症多得根治。净慈寺失火后，他自撰榜文，前去严陵山一带募化，使之恢复旧观。他好打抱不平，息人之争，救人之命。于是人们又以他扶危济困而称之为“济颠”，尊之为“济公活佛”。济公诞生时正好碰上国清寺罗汉堂里的第17尊罗汉（即降龙罗汉）突然倾倒，于是人们便把济公说成是罗汉投胎。黎民盼望救星，社会呼唤英雄，当人民十分需要圣贤的时候，高僧就成了活佛，凡人道济成为历代供奉祭祀的神灵，其成佛后的尊号长达28个字：“大慈大悲大仁大慧紫金罗汉阿那尊者神功广济先师三元赞化天尊”，集佛道儒于一身，堪称神化之极致。 不过，也有人认为，济公的原型为金陵高僧宝志，是南北朝时建康（南京）人。宝志，自小出家，住京师(即建康)道林寺，修习禅业。又曾向西域来的著名禅师学习禅法。至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初年，忽然出现反常行为，居止无定，饮食无常，留着长长的头发，喜欢赤脚走街串巷。出门时总是扛着一根锡杖，杖头挂着剪刀和镜子，或者挂一两匹布帛。他那诡异乖张的行止，常常招致人们的好奇和讪笑。 据《南史·陶宏景传》后面所附的沙门宝志事：“宋泰始中（468年）见之，出入钟山，往来都邑，年已五六十矣。宋齐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语默不伦……好为谶记，所谓志公符是也。”这样一直到南齐建元中(479～482年)，宝志有时一连几天不吃饭，而没有饥饿的神色；有时言辞闪烁隐晦，难以捉摸，事后却发现他说的话都应验了。不时自编自唱半通不通的歌谣，结果都成了某些大事的预言。 据说梁武帝在位时，宝公有诗云：“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梁武帝38岁做了皇帝，83岁时他曾“舍身”当和尚的所在地同泰寺发生火灾，火起之日为四月十四日。宝志和尚的话都得到了应验。在此之前的齐武帝，曾将他关押起来，次日，人们却在大街上见到了他。齐武帝很惊讶，亲往狱中察看，却见他依然在押。齐武帝无奈，只好恭请他出狱，对其敬奉有加。 天监十二年的一天，宝志忽然将寺中的金刚像搬出，自语道：“菩萨当去。”到了第二天就无疾而卒。宝志死后，梁武帝女儿永定公主出资，在钟山玩珠峰开善寺（明初称蒋山寺）前为他建塔下葬，称宝公塔。琅琊王筠奉命为宝志撰写碑文，文词丽逸。后人便依此碑文演误其名为道济，朝代为南宋。 到了明初，朱元璋为了营建孝陵，选中了蒋山寺这块风水宝地，决定迁移蒋山寺及宝公塔。谁知在拆塔掘基时，却见宝公尸体未腐，手缠腰，发披体，容貌如生，朱元璋视之生畏。遂许愿金棺银椁，以葬宝公。随后将其移至钟山东南麓，重建寺塔，即今之灵谷寺、宝公塔。 不管济公的原型是谁，济公的既颠又济，他的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彰善罚恶等种种美德，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独特而美好的印象，人们怀念他、神化他。他也成为人民心中的活佛，反映出济公形象的广泛亲和力。 敦煌藏经洞用壁画封闭千年之谜 敦煌藏经洞用壁画封闭千年之谜 位于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莫高窟诸多洞窟中，最为驰名的首推第17窟——藏经洞。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始于十六国，终于五代宋初，历时近7个世纪，因而，敦煌的这些文献写本本身也是研究中国书法的活资料。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突厥文等，这些多民族语言文献的发现，对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藏满瑰宝的藏经洞竟是在无意中被发现的。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1900年的6月22日，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原本是沧海一粟，一个瞬间而已。然而，正是这一天，一位道士的偶然之举，改变了莫高窟的命运。王圆箓（1849～1931年），道号法真，湖北麻城人。1897或1898年，他云游到敦煌莫高窟时，发现莫高窟前的木质栈道大都毁坏，堆积如山的流沙因长期无人清理而把最下层的许多洞窟给掩埋了。于是，他雇佣杨某帮其清理积沙。这天，杨某在休息抽烟之后。当他把点烟燃剩的芨芨草无聊地插进甬道北壁的裂缝时，芨芨草竟插不到底。杨某异常惊讶，用手敲了敲墙壁，感觉里面是空的，便立即报告了王道士。等到夜深人静之时，王、杨二人打开墙壁，去掉封泥，找到洞口，眼前的一切在烛光的照耀下令二人惊呆了：高约2米、宽约2.7米的洞窟里堆满了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纸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就这样被王道士二人在无意间发现了。 当你站在洞窟门前，望着这小小的石室，定会思绪万千，满腹狐疑。里面曾经堆置的50000卷震惊中外学术界的经卷、文书，是什么时候、什么人、由于何种原因存放的？何时将洞门封住，轻松地抹上泥皮，绘上了壁画？ 敦煌学专家、学者钻进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资料中仔细地查阅，从未找到解谜的文字记载，只好另辟途径，根据其他历史资料进行推断，提出了多种假说，试图解开这个千古之谜。主要说法有这样几种：有人认为洞中的文书是敦煌各寺院集中在一起的废弃物，即所谓“废弃说”；还有人认为洞中的文书是因为避免战乱而有目的地藏起来的，即所谓“避难说”。 主张“废弃说”的代表人物是斯坦因，他是第一个来掠取这批宝物的外国人。斯坦因是匈牙利人，当时在英国所属的印度政府供职。他是一位考古学家，在藏经洞未发现之前，曾三次到中亚探险。当他得知敦煌发现古董时，于1907年来到了敦煌。几经周折，终于买通了王道士，他从中挑选了许多好的写本、绢画等，拉了满满24箱写本和5箱艺术品，经过长途跋涉，于1909年运到了英国伦敦，入藏伦敦大英博物馆。他对这批写本和绢画进行研究，他认为这些经卷文书都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因佛经众多，为尊重佛法佛典，这些用过的经品既不能丢弃，也不能烧毁，只好用这个石室封存起来。而且藏经洞内没有整部大藏经和其他珍贵物品，大多是残卷断篇，夹有不少疑伪经，甚至还有不少错抄的废卷和涂鸦之杂写，乃至作废的文书与过时的契约，等等。在藏经洞封闭时，即曹宗寿当政时期（1002～1014年），敦煌僧侣已向内地请求配齐了大藏经。并向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大般若经》。整部大藏经没有被收藏，收藏的反而是残经破卷正是因为这些东西在当时实在没有实用价值被废弃了。 日本学者藤枝晃也主张“废弃说”，但他认为废弃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印刷的佛经取代了卷轴装的佛经；图书馆的重新布置导致了原来的卷轴佛典遭到废弃，时间是在1002年以后不久。 主张“避难说”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人伯希和，他是一位汉学家，不仅精通汉语，而且还精通中亚的几种文字，当他得知敦煌莫高窟有古代写本的消息后，1908年，他到了莫高窟，虽然洞内的宝物已被斯坦因洗劫了一部分，但他仍然从剩下的珍品中掠走了许多珍贵文物。伯希和根据他所掠取的文书，认为这些文物是为了避免当时的战乱而被封起来的。唐代发生了“安史之乱”以后，驻扎在敦煌的军队被调入内地平定叛乱，经卷和文书被藏于石室中封闭保存，是莫高窟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使经卷文书免于战火而存放的。 中国有的学者也主张避难说，但在具体封闭时间上又各不相同。最有代表性、较普遍的说法是，宋初西夏人占领敦煌之前，千佛洞下寺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临走前便把经卷、佛像、杂书等藏入洞内封闭。待战乱过后再回来启用。谁知这些僧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此洞便成为无人知晓的秘密。 又有一种说法把封闭时间定为宋绍圣年间（1094～1098年），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与伊斯兰教的东传有关。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向宋朝要求出兵攻打西夏。宋朝表示赞同。这一消息传到敦煌，佛教徒们惊慌失措，恐惧万分，便采取保护措施，将千佛洞的经卷、佛像、文书全部集中堆放进石室封闭，免受其害。还有宋皇之后（1049年）说、曹氏封闭说、元初说、元明之际说等，均为逃避战乱说。 以上有关藏经洞的封闭原因，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迄今仍无定论，有待进一步挖掘旁证资料，解开藏经洞封闭之谜。 中国僧人头上的戒疤是怎么来的？ 中国僧人头上的戒疤是怎么来的？ 戒疤又称香疤。指佛教徒为求受清净戒体而燃香于身上所遗留的疤痕。众所周知，佛教中有剃度制度，即凡是出家当和尚或尼姑的人都要剃光头发。实际上，从东汉开始传入我国的汉传佛教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剃度仪式外，还有“清心”仪式。即入寺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成绩优秀者，老和尚会用线香为他们点上僧侣生涯的第一颗戒疤，称之为“清心”。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如果表现良好，则有资格得到第二个戒疤，名为“乐福”。一般而言，如果顺利的话，庙里一些年长的老和尚大多可以拥有五六个戒疤；而像少林寺等重要寺庙的住持，则是有八或九个戒疤的“高级和尚”或是“特级和尚”。而第十个戒疤却不是一般和尚所能拥有的，除了达摩祖师、六祖禅师以外，在中国十个戒疤的“首席和尚”拥有者不超过五个。 为什么出家人头上以前会有戒疤呢？戒疤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关于其起源，依谈玄《中国和尚受戒·香疤考证》所述，相传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沙门志德住持金陵天禧寺时，受到元世祖的尊崇，他传戒时，规定受戒者每人燃香于头项，受沙弥戒的燃三炷香，受比丘戒的燃十二炷香，作为终身之誓。这样一个小小的发明，后来居然悄悄地流传开来，并且世代传袭下来，逐渐演变成惯例。后世中国佛教徒往往以此表示自己的信心，出家人之烧戒疤更成为是否受戒的辨识方式。然而这并非是佛教的原创制度，而且为中国所独有，并未见于其他国家。 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末，蒙古军队一路南征，所到之处青壮年男子要么被屠杀，要么被强征服劳役，但是蒙古军队对出家的僧人却从不为难，盖因当时蒙古上层推崇佛教。因此汉地青壮年纷纷剃发穿起袈裟，扮作出家人以躲避刀兵劫。出家人陡然增加，令蒙古军队无法分辨真伪，因此蒙古统治者以烧戒疤来区分是否是出家人，而且烧了戒疤以后是不允许还俗的。因为烧戒疤要忍受剧烈的疼痛，而且日后无法还俗，因此很多人不得不放弃假出家这种方式。从元朝以后，一直到中国佛教协会废止烧戒疤止，戒疤成为了汉传佛教的一个特色。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和尚烧戒始于南朝梁代的梁武帝，梁武帝是个狂热的佛教徒，他曾三次舍身佛寺当和尚，又三次被大臣用重金向寺庙赎回。当时，他大赦天下死囚，令其信佛当和尚。但又怕他们逃出寺院，重新犯罪，就以黔刑（在脸面刺字的一种刑法）为范本，在头上烧上戒疤以便随时识别，加以捕获，此即中国佛教徒烧戒的开始。后来，烧戒被认为是入佛门苦修的开始，逐渐适用于所有的和尚。 实际上，烧戒疤与舍身供养的佛家思想密切相关，《梵网经》四十八轻戒之第十六条说：“若烧身、烧臂、烧指；若不烧身、臂、指供养诸佛，非出家菩萨。”《大佛顶首楞严经》卷六说：“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地，能于如来形像之前，身燃一灯，烧一指，及于身上一香炷，我说是人无始宿债一时酬毕。”又《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中说：“有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烧身、烧臂供养诸佛。”从这几段经文的内容，说明了原来烧身有二重意义：一、是用以表申至高无上的供养；二、为了消除业障。至于燃烧的位置，则不局限于头顶，身、臂、指都是可以的。 1939年，普利普·摩勒曾在南京、浙江间的宝华山隆昌寺见到了和尚受戒的全过程，并在他所著《中国佛教寺院》一书中对于如何烧戒疤作了详尽的记录：“沙弥将祈祷毯紧紧裹在颈项上，手拿着在前项典礼领得的小红袋。袋里装着12到14颗用艾草作成的黑色小粒艾绒，每颗约一公分高。沙弥面前站着主事和尚中的一位，他把用龙眼干作成的蜡，涂在左手拇指上。从递来的小红袋中取出易燃的艾绒后，这位和尚将蜡涂在艾绒底部，再一个个放置在沙弥头皮上点有小圈的部位。接着，他拿起纸捻迅速点燃12粒艾绒。他一个人，或者再加上一位站在沙弥（现在跪着）身后的助手，用手紧按着沙弥的头，使头部固定不动。由于灼痛，沙弥必定会发出不由自主的动作，这时艾绒可能翻滚，烙疤在错处，因此这道程序以及在颈上裹毯都是必要的。在准备阶段，以及艾绒点着、燃烧时，沙弥及助理和尚不停念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或阿弥陀佛。当12个炽燃的小点逐渐接近头皮时，我们几乎可以根据念佛的节奏，衡量痛楚的程度。佛号在沙弥口中越来越快地重复，音调也逐渐上扬，最后─通常是火烧着头皮的刹那─在痛喊声中停止，艾绒大约燃烧一分钟左右。” 烙疤不仅会给受戒者带来疼痛，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还会引起视力与视觉系统的损伤。烙疤后睡觉，也会引起短暂的血液中毒，以及视力减弱或失明、头肿胀等。为帮助沙弥保持清醒，寺院会允许他们随心所欲漫游全寺各个角落，见见男人与女人，到客堂、方丈室，等等，利用天生的好奇心，帮助他们保持清醒。 由于烧戒疤会带来严重的身体损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中说：受戒时在受戒人头顶烧戒疤的做法“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从此以后，新受戒的汉族僧人，头顶上再也不会有戒疤了。 日月复明—— 大明王朝隐秘岁月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明朝共造出航海“宝船”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普通“宝船”的实际尺度虽无记载，但也是“体势巍然，巨无与敌”。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著作中记述：“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这只是表明戚继光在治军方面的态度，没想到以讹传讹，竟然衍生出他斩子的故事。 仔细研究历史，或许我们能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原来李自成并非败于清军和吴三桂，而是败于当时肆虐横行的鼠疫！ 几百年来，潘金莲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妖冶、淫荡、狠毒的典型！我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潘金莲这个人吗? 大明王朝建文帝下落之谜 大明王朝建文帝下落之谜 建文帝朱允，太子朱标的次子，朱元璋之孙。由于朱标早逝，朱允被册封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朱允即位，年号建文。朱元璋在位之时，为了巩固大明王朝，实权始终掌握在朱姓子孙的手中，他先后分封自己的子孙为藩王，分驻全国各要害之地，这些分封藩王都手握重兵，称霸一方，朱元璋在世之时，都还老老实实，不敢有什么非分之举。但朱元璋死后，他们根本不把懦弱无能的建文帝朱允放在眼里，个个飞扬跋扈，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管辖。 为了削除地方藩王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建文帝采纳了齐泰、方孝孺等人的建议，厉行削藩之策。这一措施触动了众藩王的利益，于是，对朱元璋安排朱允继位本来就心怀不满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战斗，朝廷军队最终难以抵挡强大的燕军，朱棣率军攻进了南京城。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明史第一谜案。因为建文帝在太祖严苛统治之后，力行宽政，所以他的遭遇引起了无数人的同情，他的下落就格外引人好奇，在各种野史、戏剧里可以看到人们无尽的猜测和演绎。 据永乐年间《太宗实录》和《明史稿》的记载，燕王挥师渡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后，建文帝求和不允，只好死守，但是他的主帅李景隆却打开金川门迎燕王大军入城，满朝文武纷纷投降。建文帝眼看大势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宫，顿时火光熊熊，建文帝携皇后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嫔侍从等，大都亦随其蹈火而死。朱棣看到宫中火起，急忙命人前来抢救，可惜没有来得及。从灰烬中找到建文帝烧焦的尸体，燕王朱棣不胜悲戚，抚尸痛哭，说他只是前来帮助皇帝学善，你又何必自寻死路呢？事后，朱棣备礼以葬建文帝，遣官致祭，辍朝三日。《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史·方孝儒传》均持此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并没有死，而是逃出南京，到了贵州的一个寺庙当了和尚。据说，在燕王朱棣围城之后，建文帝无可奈何，遂想一死了之。此时少监王钺告诉他：你祖父临死时，给你留下一个铁箱子，让我在你大难临头时交给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内。群臣急忙把箱子抬来，打开一看，里边有三张度牒，所谓度牒就是做僧人的身份证，上面写好了建文帝等三个人的名字。还放着三件僧衣、一把剃头刀、白金十锭、遗书一封，上面写道“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建文帝一看，便明白这是太祖皇帝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有今天，传此密匣，告知自己剃发为僧，从密道出逃保命。按照密匣的指示，建文帝剃发做了和尚，从鬼门逃出宫去开始了浪迹天涯游行四方的僧人生活。 建文帝化装出逃之后，皇后马氏为了掩护他，命令太监放火烧城，然后自己跳入火海，自焚而死。第二天朱棣攻入皇宫之后，搜寻建文帝的下落，太监、宫女们迫于压力，便谎称建文帝已自焚而死，并指认皇后的尸体就是建文帝，此时火中找出的尸体已被烧得面目全非，难以辨清，就这样朱棣信以为真，没再追究。 而对于建文帝到了哪儿当和尚，也存在多种观点。观点一，江苏吴县。在《明史·姚广孝传》和《胡传》里记载：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自焚而死的事，也产生过怀疑，也有人告诉他那具烧焦的尸体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削发为僧外逃了。他就把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抓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郑和下西洋“欲寻踪迹”，派户科都给事中胡遍行郡、乡、邑长达16年，搜寻建文帝下落，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访得建文帝离开紫禁宫后，被僧司溥洽所救，一直藏在江苏吴县普洛寺内，此后一心为僧，无复国之意。后来，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建文帝死于江苏吴县穹窿山，终年46岁，葬于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 观点二，贵州安顺平坝县境内的高峰寺。据《平坝县志》记载：高峰寺内斋堂地下有一个藏身洞，洞底有一块石碑上刻有“秀峰肇建文迹尘知空般若门”的铭文，此外，寺中的另一块石碑上刻有开山祖师秀峰收留建文帝的经过。以此，后人推测此处就是建文帝出家之后的归宿之地。 观点三，浙江兰溪东山。东山又名皇回山，是金华山脉的一支，寺院里的和尚世代口传建文帝在此削发隐跸的传说，并说寺院中还保留有建文帝的隐居之处和古碑遗迹。在寺院的大殿内，塑的是身穿袈裟的建文帝像，左右两旁分别为伴帝出家的杨应能、叶希贤两人，殿内的后壁绘有建文帝逊国出逃的路线。此外寺院内还保存有建文帝出家后所作的几首诗：“百官不知何处去，惟有群鸟早晚朝”；“尘心消尽无孝子，不受人间物色侵”。诗中意蕴饱含仓皇出逃，归于世外的无奈和忧伤，为建文帝归隐于此，又添一证据。 对于建文帝逃出南京后的下落，还有人认为，建文帝从南京城逃出之后，见前往北方的道路大都被燕王的军队围阻，因此不得不化装南下，辗转来到武昌罗汉寺。过了一段时间后，建文帝等人见此处易于被燕王的爪牙发现，他们又在达玄和尚的指引之下坐船前往泉州开元寺，然后辗转逃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达腊岛，开始在此隐居，据说，当地的华人，至今仍在每年农历五月十六建文帝登基那天，举行隆重的拜“皇爷”之礼。后来明成祖即位之后，派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寻找流落海外的建文帝。 综上，朱棣在即位后，下令搜寻建文帝，这是历史事实。但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个未揭开的历史之谜。各类辞书字典，也只好注明：“建文帝不知所终。” 明成祖的生母竟然是朝鲜人？ 明成祖的生母竟然是朝鲜人？ 明成祖朱棣在中国历史上是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出生于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当时，朱元璋尚未建立明朝，而是忙于争夺天下，当时尚无朱棣生母的争论。等到朱棣夺位以后，被正统思想浓厚的封建史学家们讥为“赧颜人上”，斥为“燕贼篡位”，视为“叛逆”。关于他的生母是谁的问题突然敏感起来。自永乐时期以来，各种官方史书和野史上都对成祖生母问题有所记载和猜测。 明成祖朱棣的生母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一说是朱元璋的原配夫人孝慈高皇后，也就是大脚皇后马秀英。马秀英，凤阳宿县（今安徽宿县）人，濠州红巾军郭子兴养女。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郭子兴将其许配给部将朱元璋。当年朱元璋受到了郭子兴的猜忌，马氏多次从中调解周旋。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册封她为皇后，对她十分信赖，多次听从她的意见宽免大臣过错，因此有人将她与历史上的贤后唐代长孙皇后相提并论。马皇后是朱棣的母亲是官方的权威记载，《明太宗实录》说：“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标，次秦愍王，次晋王，次上，次周定王。”肯定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为马皇后亲生。《明史·成祖本纪》也说：“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 但是除朱棣外，马皇后亲生皇子都有谁，在各种史籍中又有着不同的记载。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生懿文太子、秦王、晋王、燕王、周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只亲生燕王、周王。其实，《太祖实录》为成祖朱棣所修，成祖为了抹杀自己即位前的真实事实，曾两次改修《太祖实录》，删减篡改之处甚多，因此他将自己的亲生母亲说成是马皇后是很有可能的。明成祖的母亲是马皇后的说法虽然在正史中一脉相承，众口一词。但据民间传说，马皇后并没有生育能力，太子朱标、四子燕王朱棣等都不是她的亲生儿子，而是由宫中的妃子所生，被她抢了过来据为己有。 第二种说法是，朱棣的生母为“妃”李氏。成祖为马皇后所生的说法到了明中后期就受到了质疑，而妃说浮出水面。妃是高丽（今朝鲜）美女，长得花容月貌，深得朱元璋宠爱，说她是明成祖生母的主要根据是《南京太常寺志》。太常寺是明朝管理祭祀礼乐的机构，皇家宗庙的祭祀就由其负责。据《太常寺志》记载：“孝陵祀太祖高皇帝、高皇后马氏。左一位淑妃李氏……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和李清见到这样的记载也无法判断孰是孰非。钱谦益当时是南明弘光朝的礼部尚书，李清曾任大理寺左丞，二人利用职务之便，于弘光元年元旦利用祭祀孝陵的时机，悄然打开孝陵寝殿，“入视果然，乃信”。 另外，明代的沈玄华在《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十四韵》写道：“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意思是说妃的灵位之所以单独放在西面，是因为她是成祖的亲生母亲，因而成祖独独突出她的位置，不与别的妃嫔放在一起。但事实上朝鲜向中国称臣送贡女是在1365年，而史籍上明确记载，朱棣生于1360年，其时朱棣已5岁了，难道朱棣是她从朝鲜带来的？显然是不可能的，根据这种推测，朱棣生母是李氏的说法也不靠谱。 第三种说法是元顺帝的妃子洪吉喇氏。洪吉喇氏是元顺帝的第三福晋，是太师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儿。元顺帝败，朱元璋入大都（今北京）见洪吉喇氏貌美，就留在身边。然而她入明宫时就已经怀孕，所生的就是明成祖朱棣，所以朱棣即元顺帝的遗腹子。其实这只是民间的传说而已。徐达攻陷大都是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而朱棣生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两者相差达8年之久。这种情况可能由于朱元璋刑罚过严、朱棣杀戮过重，从而导致民情激愤，因而编造谣言以发泄胸中的不满情绪，以至于以讹传讹。 还有一种说法是成祖为蒙古女人瓮氏所生。主要记载于清代《广阳杂记》。然而《广阳杂记》本来就是一部记叙佚闻趣事的书，作者刘献廷也说这是他听到的古老传说，没有指出确实的根据，它很可能是洪吉喇氏之说的另一个版本，因而也是不足为信的。 以上种种说法，都有漏洞。实际上，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马皇后是确凿无疑的。靖难之役后，明成祖虽然限制任何对自己不利的记载，但是他左右不了国外的史籍。洪武二十二年，朝鲜使臣权近一行曾在北平拜谒当时的燕王，权氏著有《奉使录》记其事，其中有诗题云：到燕台驿，进见燕府。先诣典仪所。所官入启，以是日先太后忌日，不受礼。命奉嗣叶鸿伴接到馆。七月十五日也。 此处“先太后”当是从汉制之称诸侯王母，显然指燕王自己的生母。诗题中明言太后忌日在七月十五日，而高皇后马氏的忌日在八月初十，显然不合。洪武二十二年，当时朱元璋还在位，朱棣还不存在嫡庶之差别问题，因此他对外国人也不遮掩其真实生母身份。所以，成祖非马氏所出无可怀疑。 那么，朱棣为何一再强调自己是嫡出呢？这是因为明朝的皇位继承制为嫡长子继承制，只有嫡子继承皇位才是深孚人心的，否则会危及皇权的稳定。特别是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将建文帝赶下台后取而代之，更恐难以服众。他担心后人说他篡权，所以才千方百计强调自己嫡出的身份。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伎俩，是不足为怪的。而明成祖的生母到底为谁我们只能期待更多史料的发现了。 明成祖为什么屠杀三千宫女？ 明成祖为什么屠杀三千宫女？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1402～1424年在位，年号“永乐”。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来被封为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即位后，五征漠北，80万大军下安南，浚通大运河，大规模营建北京紫禁城，7次遣郑和下西洋，其文治武功为其在历史上留下美名，可以说他完全有资格跻身著名帝王之列。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又是一位极为暴虐的皇帝，他不仅在靖难之役后屠杀了前朝大臣及家属14000多人，后来，他还暴虐地屠杀了宫女3000多人。那么，明成祖为什么要制造这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呢？ 永乐初年，国家逐渐恢复强大。朱棣追求享乐主义，后宫美女渐多。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徐氏病死，一直没有再立皇后，王贵妃和贤妃权氏是他最宠爱的妃子。权氏是一位选自朝鲜的美女，天姿国色，聪明过人，能歌善舞，尤其是善吹玉箫，成祖十分怜爱她。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率大军出征，特地带权贤妃作为随侍嫔妃宫女，随军出塞。没有料到，这位独得天宠的妃子，在大军凯旋回京时，死于临城，葬在峄县。成祖伤心欲绝。 恰在此时，宫中发生了两名姓吕的朝鲜宫人与宦官相好之事。这原本是件极其平常的事，因为历代宫中都有宫人和宦官相好之事。宫中的很多宫女殡妃，因得不到皇帝的宠幸，便和宦官相好，虽然宦官不能行夫妻之事，但多少可以给予一些心理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照顾，这种现象宫中称之为“对食”，与宦官对食的宫女称为“菜户”。此举虽然不合规定，但应该不会招来什么杀身之祸。但此时成祖正经历丧失爱妃之痛，于是下令彻查。这两名吕氏中有一为朝鲜商贾之女，史称“贾吕”，贾吕与吕氏素来不合，贾吕为报复吕氏，并免掉自身罪过，便向成祖造谣，说是吕氏串通太监和银匠用砒霜毒死了权贤妃，成祖一听，非常暴怒，在没有仔细调查的情况下当即下令诛杀了被举报的太监和银匠，对吕氏则采用酷刑，用烙铁一直烙了一个月，吕氏被烙得体无完肤而死。明成祖怒火难熄，又下令诛杀了跟吕氏有关系的婢女、丫环等数百人。 第一次屠杀过后第十年，也就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独得天宠、准备立为皇后的王贵妃也死去，成祖再一次经历丧失宠妃的伤痛。贾吕与宫人鱼氏私下与小宦官结好之事又在此时发生了。成祖甚为恼火，雷霆大发。对宫女贾吕、鱼氏等严刑拷打，贾吕于酷刑严逼之下，供出十年之前吕氏勾结宦官毒死权妃的事情，乃是自己的诬告，成祖闻言更加暴怒，下令动用株连之法，将与她有关的一干人众悉数抓来严刑逼供，成祖甚至还亲自审问，希望得到更多的密谋。贾吕和鱼氏恐惧万分，上吊自杀了，但明成祖并不肯善罢甘休，又将贾吕、鱼氏身边的婢女、丫环作为审讯的重点，看贾吕等人是否还有其他阴谋。有些宫婢受不了酷刑折磨，竟然诬称后宫有人要谋害皇帝。此话一出，引发了朱棣的狂暴，激起了他嗜杀的本性，于是他下令重查后宫谋逆大案，这时后宫诸妃嫔、宫女之间将平时积累的恩怨一一发泄，相互指责、相互陷害，结果以谋逆之罪而被抓的宫女达到2800余人。 对于处理这些“罪犯”，朱棣竟残忍地下令全部处以剐刑！所谓剐刑，即是后来的凌迟，是用刀片将犯人的肉一小块一小块的割下来，让犯人在零刀碎割的剧烈痛苦中死去，凌迟的刀数从数十刀到上千刀不等，直到剐得露出白骨、内脏等才让犯人死去，是古代诸多刑罚中最为残酷的一种。明成祖亲临现场监刑，他这种丧心病狂的处罚引起了宫女的强烈愤怒，行刑现场有宫女大骂朱棣，说他年老体衰，不能照顾宫女，宫女们与宦官相好又有什么罪过！朱棣大怒，让画工画了一幅贾吕与太监相拥而抱的图画挂在后宫，以羞辱无辜的宫女。据《李朝实录》记载，在朱棣虐杀宫女的时候，突然有雷电击到宫殿的檐角，宫女们心中暗喜，以为这是苍天开眼，要阻止明成祖的暴行了，然而朱棣不为所惧，继续下令戮杀宫女，“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就这样将2800多名宫女全部杀死。 这两次大屠杀，共使3000余人成为刀下冤魂，而朱棣之所以如此丧心病狂，有学者指出，不仅是因为他的两个最为宠爱的贵妃先后暴死，让其伤痛欲绝，可能还与他身患疾病有关，据《明史》记载，明成祖晚年身患疾病，经常突然之间发狂，一旦发作起来就难以控制，产生狂暴异常行为，甚至残忍地杀害无辜的人。这样看来，在朱棣先后失去两个爱妃之后，心智已经失常，做事失去理智，从而歇斯底里地虐杀了3000宫女，酿成了令人发指的千古惨案。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有多牛？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有多牛？ 郑和，1371年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昆明晋宁县），原名马和，小字三保（后又称三宝），11岁时净身进宫，后当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朱棣登基，念他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拔为内宫太监。经过元末的战乱之后，朱元璋和朱棣都采取了发展农业、扶植工商业的措施，使明初国力逐步强大起来。同时，朱棣在政治上又加强中央集权，消除诸王势力，充实军事实力，开拓、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稳定。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奠定了明王朝开拓对外交往活动的基础。 朱棣攻下南京后，始终没有找到建文帝朱允，朱棣怀疑他逃到了海外或者隐匿于某个海岛上。还有一点是，洪武中后期，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家再没有按期向明王朝纳贡，这使朱棣感到天朝的宗主地位正在丧失，还有些地区的首领甚至阻碍、破坏中国官方、民间的对外海上贸易，朱棣对此难以忍受。于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朱棣脑际中出现，那就是派遣使节，打通海上通道，重建天朝威严，恢复和扩大对外邦交，郑和在这个时候承担起了历史的使命。 造船业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造船技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西周时，建造的海船就能东达日本。秦汉时，更能远航至爪哇、柬埔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到了唐代，我国建造的大船，已可乘坐六七百人，而宋元时代，又增大船体，可乘近千人。由于指南针的运用，使得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安全可靠。历史悠久的造船业和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加上明初强盛的国力，为郑和能大规模地建造远洋船队出使西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和物质条件。 为尽快造出下西洋所需的舰船，郑和派员协助新建和扩建了许多船厂。船厂分工很细，木工、铁工、篷工、橹工、索工、漆工，样样齐全。大船厂还附设许多小作坊，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造船体系。据《明史·郑和传》记载，经过紧张准备，明朝共造出航海“宝船”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普通“宝船”的实际尺度虽无记载，但也是“体势巍然，巨无与敌”。巨型“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4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200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千人。《明史·兵志》也记载说：“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除了“宝船”还有4种船，分别是“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粮船”，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可见，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我们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船队。 但是，近来却有专家学者怀疑郑和下西洋船队中巨型“宝船”是否真的存在过。他们认为明永乐年间，朱棣施政办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当时最大的木结构实体。其大小也不过宽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大号宝船上仅船楼的面积就大大超过了它，从封建的宗法礼仪上讲，作为宦官的郑和乘坐似乎有僭越之嫌。而且郑和宝船的长宽比例不协调，“长44丈4尺，阔18丈”，长宽比大致为2.4666∶1，比例之小使“宝船”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方盒子。再次《天妃经》卷首插图显示郑和下西洋船队雄姿，图中的船型应当是下西洋主要船型，但却不是巨型宝船，巨型宝船既巨大，又重要，理应充当“主角”，为什么反而不被描绘呢？ 肯定郑和船队有宝船的专家认为，在中国古代，宫殿的营造法式是有严格的等级界限，而舰船则被视为海上的移动城池，属于军事设施的一种，两者并不具备可比性。近年来在我国沿海地区陆续出土了一批宋、元、明时期的古船遗骸，其中有的古船经测算，其长宽比大致约为2.4∶1，虽然这些船的尺寸不能与宝船相比，但也证明了宋明时期我国的确存在一种“粗”腰身的船型。而且，经过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研究，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巨型宝船大小相符。至于《天妃经》卷首插图没有描绘巨型“宝船”之事，很可能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占主体地位的是普通型的“宝船”，于是画作对其描绘而不描绘少量的巨型“宝船”，这也有可能，而且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游记中早已记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这也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清晨，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开始了首次出使西洋的远航，从此揭开了我国古代，也是世界外交、航海史上的光辉一页。 郑和航海，主要依据的海图是《针经图式》，此图是依据沿海船民的实际经验，结合当时的航海技术制作而成，用以指引航船的路程。可惜，这份宝贵的《针经图式》早已失传。但《郑和航海图》流传至今，此图共40幅，详细记载了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出长江口，沿苏、浙、闽、粤海岸航行，跨过南海及印度洋，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航线。这种航线，系借用罗盘，采用“更”、“托”、“针位”加以确定的。以60里为“更”，以“托”避礁浅，以“针位”取航道。航程中，需随时掌握航行几更可到某地；又必须沉绳海底，测量水深几托，探知何处有暗礁；还需根据针路，察明海岛的方位。《郑和航海图》中详细地描绘着航经各国的方位、航程之远近及航行之方向，对何处宜于停泊，哪里有礁石，什么地方有浅滩，都一一标明。这样，在海上航行也就无异于在陆地上走平道了。 郑和下西洋船队的每艘船上，均配有罗盘，由24名官兵掌管航船的方向，这种罗盘的精度很高，采用24个方向，各以天干地支与八卦五行命名，标记方位，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 在“宝船”、海图及罗盘针的配合下，郑和从永乐三年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开始，在以后漫长的28年间，历经亚非30余国，涉10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郑和在第7次下西洋时不幸于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城市）病逝。郑和把毕生精力贡献于航海事业，是世界历史上杰出的航海家。 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是谁？ 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是谁？ 500多年前，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的土木堡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战。这次战役的结果，使“一代国君”沦为“阶下之囚”，50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为“土木之变”的著名战役。而这场战争的惨败竟然源于一名太监的专权，这名太监就是明朝英宗时期的王振。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误国的悲剧几乎在每朝每代都上演过，明朝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吸取以往历朝历代宦官祸国的教训，在建国之初就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外立一铁牌，上书“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是到了明宣德年间，这一规定却被打破，宫中正式设置了宦官学校“内书堂”，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并派大学士任教。由此，许多宦官便在皇帝沉湎酒色玩乐之时，替皇帝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朱”。如此一来，宦官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大，明英宗时期就出现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 王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读过私塾，略通文书。本想通过应试进入仕途、飞黄腾达，但屡试不中，便也渐渐丧失信心。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已经堵塞，也只有另作其他打算。据记载，王振因触犯刑律而被发配充军，正好赶上皇帝下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王振便自阉入宫。王振知道在宫中要出人头地就必须依附朝廷中举足轻重的靠山。后来他成功寻找到他的大靠山即太子朱祁镇。当时的史籍记载王振为人“狡黠”、善于揣摩别人心意。王振进宫后凭借灵敏的头脑获得宣宗皇帝的喜爱，宣宗皇帝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陪太子读书。这时的太子还是个小孩子，王振略施手段便让太子对他是既敬重又害怕，称他为“先生”。颇有心计的王振也深知自己陪读的孩子就是将来的大明皇帝，他除了表现严肃的一面外，还竭尽全力讨好太子，挖空心思地讨太子喜欢。本来小孩子就有很强的依赖性，朝夕相处使得太子与王振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密切。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凭借与英宗的亲密关系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终于招致了瓦剌贵族的进犯。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制造衅端，分四路进犯明边境。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 对此，诸大臣极力劝阻，但英宗还是听信了王振的蛊惑，决定亲征。经过两天仓卒的准备，王振挟持英宗率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这支庞大的军队出居庸关，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八月到大同。一路上为狂风暴雨侵袭，兵士饱受饥冷，士气大减，前线又时有战败的消息传来，更使军中一片混乱。大同镇守郭敬把各地惨败真相秘告王振，王振慌了手脚，急令班师。王振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就在撤退的路上，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便邀皇帝“临幸”他的老家。大军刚刚出发，王振又后悔了，他想，50万人马经过蔚州，自己庄田里的庄稼不就全毁了吗？于是又下令改回原路。这样一来，也先部队赢得了时间，渐渐逼近明军。八月十三日，明军退到土木堡，次日，也先也追到，并迅速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是一个没有水源的地方，50万饥渴交加的将士如入绝境。也先看到这种情况便佯作撤退，并派使者讲和。王振信以为真，急令移营就水。这时，瓦剌骑兵突然从四面八方杀来，明军顿时大乱，士兵丢盔弃甲、仓皇奔逃，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皇帝英宗只有下马盘膝坐以待俘，随行大臣大多战死，明军全军覆没。祸首王振早为将士们所切齿，乱军之中，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把他捶死，并痛骂道：“我为天下诛此奸贼。”（《明史纪事本末》卷29）。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后来，明代宗朱祁钰对王振的府邸也进行了查抄。搜查的结果令新皇帝和大臣们瞠目结舌：总计有金银60余库，玉盘上百个，高达六七尺的珊瑚树20余株，马匹数万，其余珍宝不可胜计。 土木堡之变后仅仅一年，被俘的英宗就从蒙古回到了皇宫，后来又经过8年的密谋准备，发动了“夺门之变”推翻了景帝，又一次成为大明王朝的皇帝。但是明英宗却用木头雕刻成王振的模样供奉于智化寺。他又为王振精心修建了一座精忠祠，并命人撰写了一篇文辞华美的墓志铭，极力鼓吹王振的忠心。英宗的这些行为让我们颇为费解。如果说英宗以前处于年幼时期，不辨忠奸，那么土木堡之辱却还没有让他警醒，这其中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错误的信息？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对被称为“英宗”的朱祁镇也只能用“昏庸”二字来概括了。 万贵妃独受恩宠的原因何在？ 万贵妃独受恩宠的原因何在？ 中国古代社会的婚配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婚配年龄上，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丈夫年长于妻子”这一模式占主流，即使妻子年纪稍大，一般也都只是在三五岁之间。若论起纳妾，那男人们更是非要挑选比自己年少许多的对象。然而在明朝的深宫大院里，曾经出现过完全相反的事情。一个比皇帝年长17岁的女人，高居专宠之位，甚至凌驾于皇后之上。这种忘年恋在民间尚且不多见，发生在后宫佳丽如云的皇帝身上更是奇闻。后世的史学家们对这一恋情见仁见智，有的说朱见深有严重的恋母情结，有的说万贵妃妖艳无比，具有超强的驾驭男人的能力……不管这一恋情是如何发生的，万贵妃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万贵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万氏是青州诸城(今山东青州市一带)人，父亲万贵为县衙掾吏，犯法发配边疆，万氏4岁时被选入宫，做过明宣宗（宪宗之父）的宠妃孙太后的宫女，长大后侍奉太子朱见深，万氏虽比宪宗大17岁，但由于她机警，善于献媚讨好，因而深得这位小太子的喜欢，朱见深16岁继承帝位时，万氏已有35岁，但这位年轻的皇帝还是撇开世俗的眼光，将其留在身边，并对她宠爱有加，万氏也“不负帝意”，挖空心思地想一些奇招妙法讨这位尚未成熟的小丈夫的欢心。据史书记载，朱见深每次临幸万贵妃的宫闱之时，万氏总是穿上军装上前迎接，令朱见深笑逐颜开，好不开心。 宪宗一生都非常宠爱比自己大17岁的万贞儿。明朝文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对万贵妃所受的恩宠感慨道：“自古妃嫔承恩最晚、而最专最久者，未有如此。”那么，万贞儿为什么会得到宪宗的旷世恩宠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朱见深具有强烈的恋母情结。明宪宗朱见深，初名朱见浚。在他3岁的时候，父亲英宗朱祁镇在与蒙古瓦剌部的交战中被俘。他的叔父明代宗朱祁钰登基皇位。他被立为太子。但是，当他的叔父逐渐牢固地控制了政权之后，就改立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而废除了他的太子身份，改封为沂王。在他11岁时，父亲朱祁镇重新成了皇帝，他又成为了太子。这一年，他改名朱见深。在朱见深最艰难的日子里，万贞儿始终陪伴在他左右。由于古代主子和侍女之间的特殊关系，万贞儿在他心目中就有了多角色的朦胧的定位—母亲、姐姐兼情人。 二是万贞儿心计颇重。据《明史·后妃传》记载：万贞儿擅宠之后，醋意大发的吴皇后凭借优越的地位和超凡的自信指责万贞儿的过错，并亲手杖打了万贞儿，结果引起宪宗大怒。宪宗一怒之下下诏“废后”，并将吴皇后打入冷宫。《明史》里面对这件事是这样评价的：“宪宗年十六即位，妃已三十有五，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一“迎”一“谗”，说明万贞儿心计颇深。之后上台的王皇后对她已是忌惮三分，只能忍气吞声。 三是万贞儿懂得宪宗在私生活方面的爱好。在明末清初查继佐撰写的《罪惟录》中，描述万贞儿“貌雄声巨，类男子”，可见万贞儿绝非是美女中的极品，连宪宗的母亲周太后也大惑不解地问儿子：“彼有何美，而承恩多？”宪宗答道：“臣有疝疾，非妃抚摩不安。”这话已经说得非常露骨了，万贞儿尽管不是美女，却有美女不可替代的好处。不过这一观点大多见于小说野史。 由于朱见深极其宠爱万贵妃，因此万贵妃飞扬跋扈，据《明史》记载万贵妃不仅“苛敛民财”，“糜费无算”。为了达到擅宠的目的，她还通过买通太监给怀孕的妃嫔灌药，迫使她们堕胎，但九密一疏，一个宫女纪氏被朱见深临幸后怀孕，万贵妃命太监张敏进药给纪氏，张敏感叹宪宗无子，动了恻隐之心，私自将堕胎药量减半，竟保住了孩子，后来朱见深父子相认，万贵妃极其恼怒。 朱见深父子相认后不久，一日，宪宗召纪氏宴饮。宴席中，纪氏忽然觉得腹痛，不得不中途返回永寿宫。万贵妃得知消息，立刻派太医去为纪氏诊治，但诊治后没多久，纪淑妃就暴薨了。对于纪淑妃的暴死，皇宫内外议论纷纷，有说是万贵妃下毒害死的，也有说是下毒未果后纪淑妃自知不免而自缢身亡的。总之，不管怎么说，万贵妃都是路人皆知的主谋。这时，离宪宗父子相认之时，仅仅才过了42天。大臣们都对皇子之母如此不明不白地死去而感到震惊，纷纷请求调查纪淑妃的死因。其实宪宗自己也疑心是万贵妃所为，为了避免使万贵妃受追究，他放弃了为纪氏申冤的想法，只是追封她为“恭恪庄僖淑妃”，隆重举殡而已。 太监张敏眼看宪宗皇帝对万贵妃的偏心包庇竟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禁对自己的结局也忧惧万分。为了不至于在万贵妃手里受活罪，他决定自尽。纪淑妃的丧礼刚过，张敏便吞金自尽了。这年十一月，在纪淑妃去世4个月之后，朱樘被立为太子。 据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记载，万贵妃在鞭打一个宫女时，因为暴怒，被涌上来的痰憋死，听闻万贵妃死后，宪宗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只是长叹一声：万贵妃去了，我也快要去了。宪宗对万贵妃的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但两者本质是不同的，杨贵妃是四大美女之一，有惊人的美貌，而万贵妃，得宠的时候已经35岁，已经是半老徐娘。所以宪宗对万贵妃的爱应该着重在一个“情”字上，或是亲情，或是友情，或是爱情，总之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情。而这种感情造成了万贵妃独享恩宠20年。 明宫“梃击案”的种种谜团 明宫“梃击案”的种种谜团 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采用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度。那么，什么是嫡长子继承制度呢？皇帝立皇后所生之长子为太子，而皇后无所出时，则以年长者为太子。虽然明朝数代皇帝经过特殊情况而被立为帝(明成祖起兵篡夺侄儿惠帝的帝位，明代宗景泰帝因明英宗被俘而被大臣拥立，明世宗因明武宗无子而入继大统)，但明朝亦仍然沿袭这套礼制。 明神宗万历帝在位期间，由于王皇后无子，故朝臣主张立宫女王氏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太后李氏、皇后王氏也支持立朱常洛。 朱常洛生母王氏，于万历六年（1578年）被选入慈宁宫，在万历母亲李太后身边做宫女。一天，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太后发现宫女王氏怀孕，问万历帝，万历帝不承认。太后命太监取出文书房内侍记录的《内起居注》，对万历帝语重心长地说：“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就是说我已经老了，现在还没有孙子呢。如果这个宫女将来生个男孩的话，那是宗庙和社稷的福啊。话说得语重心长，万历帝就承认了。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王氏生下一个男孩，就是朱常洛。朱常洛出生前50天，大学士张居正逝世，万历帝独揽大权。王氏被打入冷宫，连儿子也不能相见，抑郁成疾，双目失明。王氏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病重时，子常洛请旨获允前往看望母亲，但“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拉光宗衣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万历帝既不喜欢王氏，由母及子，也不喜欢王氏所生的长子常洛。神宗喜欢的人是皇贵妃郑氏，他一直想立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最初神宗不断拖延，到了皇长子10岁时，因为储位未定，不能就学读书。神宗虽然处分一些支持皇长子的大臣，但东林党也支持皇长子，使支持皇长子为太子的声势更大。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20岁，神宗在无法拖延下终于策立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洛阳。 朱常洛虽被立为太子，但是明神宗仍然没有放弃改立朱常洵为太子的想法，朱常洛21岁大婚后，移居慈庆宫居住，但是，慈庆宫名义上是太子的寝宫，实际上还比不上宫中的一般宫殿，不仅破陋不堪，而且防卫甚差，神宗仅仅派了几名老弱病残的侍卫来防守。宫中服役的宫女太监也很少，仅有几个随朱常洛一块长大的几个贴身太监。慈庆宫的情况与皇三子朱常洵所居住的宫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似乎他才是真正的皇太子似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慈庆宫发生了梃击一案。“梃击案”的“梃”就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因为打的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是皇太子，所以就成为一个案子。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黄昏时分，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男子手持一根粗大的枣木棍闯入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倒了几个守门的老太监后，便直奔太子就寝的大殿而去。朱常洛的贴身太监见外边的太监拦截不住，马上关闭了大殿的大门，并临窗大声呼喊“抓刺客，抓刺客”。后来，宫里的侍卫们闻讯赶到，与同时赶来的几个太监一起才将这名陌生男子制服，交由东华门的守卫指挥使朱雄收监。 经过御史刘廷元审讯，刺客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提牢主王之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原来张差靠砍柴与打猎为生，在一个月前，张差在济州卖完货后，赌钱输了，结果遇上一位太监，太监说可以带他赚钱，张差随这位太监入京，见到另外一位老太监，老太监供与酒肉。几天后，老太监带他进紫禁城。老太监交木棒给张差，又给酒让张差饮。带他到慈庆宫，让他进宫后见人即打，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指太子朱常洛)，说他是奸人，要把他打死。老太监言明，如打死穿黄袍者，重重有赏，如被人捉住，他会救张差。张差的供言，结果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朝臣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想要谋害太子，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谴责外戚郑国泰“专擅”；郑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向皇上哭诉，神宗朱翊钧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迹。结果皇帝和太子不愿深究，最后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以凌迟。张差临死前曾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据《先拨志始》）。不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前后五次会审庞保、刘成两人，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这就是“梃击案”。 “梃击案”是明宫三大案之首，其疑点重重，首先，张差怎么会轻易地拿着一根棍子闯进了东宫？其次，假若是郑贵妃幕后指使，她为什么不采用更为隐蔽更有把握的方式，反而采用这个极易让人抓住把柄的方式？再次，明神宗为什么要秘密处死庞保和刘成，他是不是知道事情的真相？还有，主审官员审讯犯人所获得的供词有没有造假…… 种种谜团随着庞保和刘成的死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不管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梃击案”使郑贵妃势力大衰，神宗不得不放弃封福王为皇太子的想法。而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明宫“红丸案”是谁的阴谋？ 明宫“红丸案”是谁的阴谋？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做泰昌帝。特殊的身世，坎坷的经历，使朱常洛形成胆小怯懦的性格。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他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居然不给他生火取暖。他冻得浑身发抖，也不敢吭气，气得讲官郭正域训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在万历帝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等去探望，守门太监拦着不让进去，朱常洛不敢抗争，从早到晚一直等在门外，后来是兵部右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和东宫太监王安等周旋，他才见到父亲万历帝最后一面。 太子朱常洛既没有统兵征战沙场的锻炼，也没有协助父皇治理朝政的阅历，更没有苦读经书的学养，甚至几乎未出过皇城，又长期受到父皇的冷落，心情压抑，寂寞寡欢，无所事事。于是借酒色填补精神空虚，长期“惑于女宠”。尽管如此，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还是“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征候。 光宗朱常洛即位之后，开始行使皇帝职权，致力于扭转万历朝后期的一系列弊政，他发内帑犒劳前线军队，解决了长期缺饷的燃眉之急；还停止了民愤甚深的矿税太监的活动；起用了许多万历年间因为直言进谏而遭贬斥的大臣；他还亲自考课大臣，破格提拔人才。种种作为，显示出光宗皇帝要做一代明君的努力。但是，这个愿望随着“红丸案”的发生而变成一个历史的春秋大梦。 神宗驾崩之前，曾经留下一纸遗诏，要朱常洛继位之后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但是，朱常洛30多年来，受尽了郑贵妃的压制和打击，光宗当然不会同意，而且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祖宗的典章制度，也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所以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下来。郑贵妃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取悦新帝，从侍女中挑选了八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泰昌帝。郑贵妃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二人合谋，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贪恋酒色的泰昌帝纳八姬后，一时间元神大耗。不到半个月便一病不起了。关于这段历史，在文秉《先拨志始》中也有所记载：“光庙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李逊之《泰昌朝记事》也有类似的说法：“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此时，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光宗本是纵欲伤身，身体虚弱以致卧床不起。这个崔太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诊断为肾虚火旺，需要泻火，便给光宗皇帝开了一服药性很强的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崔文升进行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八月二十二日，朱常洛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大臣，六品的给事中杨涟也在召见之列。朱常洛看了杨涟很久，说：“国家事重，卿等尽心。朕自加意调理。”之后，朱常洛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然而，次日（九月初一）五更，朱常洛便死去。 大臣们联想到梃击案以来的风波，不禁疑窦丛生，所谓“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剑；崔文升之泄不逮，则促以李可灼之丸”，这一系列事件岂非正是有目的地陷害皇帝吗！继泰昌帝而后新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未力阻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案草草收场。但泰昌帝之死究系何因，郑贵妃是否是幕后主谋，始终未解，“红丸案”也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明宫“移宫案”的真相如何？ 明宫“移宫案”的真相如何？ 明朝末年的宫廷斗争并没有因为明光宗的死而结束，反而更加扑朔迷离。“红丸案”的真相还没有查清，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大案“移宫案”。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至九月一日，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新帝即位之事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事情还得从明光宗说起，明光宗有一位非常宠爱的李选侍。李选侍入宫之后，很快讨得了朱常洛的欢心。在宫里的地位迅速上升，并且替光宗抚养日后的皇太子朱由校，地位由此更加特殊，几乎掌握了后宫的实权。而且她还同郑贵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选侍极力地想通过郑贵妃的力量将自己扶上皇后宝座，郑贵妃则想利用李选侍在皇帝面前说话方便的机会，帮她实现做皇太后的梦想。 当初，朱由校由于其父泰昌帝朱常洛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他自幼也备受冷落，直到万历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虽位尊于李选侍，但因李选侍受宠，她备受李选侍凌辱而致死，临终前遗言：“我与李选侍有仇，负恨难伸。”而朱由校从小亦受李选侍的“侮慢凌虐”，终日涕泣，形成了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 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朱常洛在宫中暴毙。李选侍却仍住在皇帝、皇后的寝宫乾清宫，丝毫不想搬出乾清宫。按照明代的制度，外廷有皇极殿，内宫有乾清宫，都是属于皇帝、皇后专用的。而李选侍是想借年仅15岁的光宗长子朱由校掌握朝政，坐镇乾清宫，进而统驭后宫。 此举引起朝臣的极力反对。泰昌帝驾崩当日，杨涟、刘一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要求哭临泰昌帝，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但受到太监们的阻拦。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李选侍把朱由校藏在自己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爆问：“太子到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答话。比较正直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走进房内，哄李选侍道：“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才将朱由校带出。但李选侍马上就后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杨涟上前将太监斥退。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决定以本月六日举行登基大典。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诸大臣暂将他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 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后，群臣纷纷上书，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李选侍却“居乾清宫自若”。而朱由校（天启帝）要登临大位，就必须回到乾清宫。为了让李选侍尽快“移宫”，御使左光斗上书朱由校明白指出：“内廷有乾清官，犹如外廷有皇极殿，唯天子御天得以居之，唯皇后配天得以共居之。其他妃嫔不得常住。这非但为避嫌，也为了区别尊卑。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殿下反而退处慈庆宫，名分又从何说起?不早作决断，势必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将在今日重演。”朱由校听了，觉得甚是有理，便发布上谕，说移宫已有圣旨，册封贵妃一事，尊卑难称，著礼部再议。 随着朱由校登基大典日期迫近。至初五日，李选侍尚未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还要继续延期移出乾清宫。杨涟便直言上奏：“选侍托保护之名，图专擅之实，宫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诸大臣赞决之，也在今日!” 随后，杨涟又去拜见首辅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起初认为这件事不用太着急，晚两天也没什么关系。杨涟却说，太子明天就要登基了，难道登基为天子后还要回到东宫的住处吗？选侍今天不愿离开乾清宫，难道以后就会主动离开了吗？方从哲最终被杨涟说服，两人统一了意见后，又去请求太子颁下严令。于是，朱由校登基在即时下令，命李选侍移出乾清宫，移住仁寿殿。他还下令收捕李选侍身边的几个亲信太监，理由是他们涉嫌偷盗大内库藏。如此情形下，势单力孤的李选侍还是敌不过皇帝的一纸命令，移宫已成定局。李选侍终于无奈地决定移宫。九月初五日，她抱着皇八女，徒步从乾清宫走向宫中宫妃养老处—仁寿殿哕鸾宫。于是，这件震动宫闱的明朝三大疑案之一的“移宫案”终于落下了帷幕。李选侍以失败而告终，熹宗朱由校进驻乾清宫，登上宝座。 李选侍封后的要求没有实现，做皇太后控制朝政的愿望也落了空。她赖在乾清宫不走是否是受到了郑贵妃的幕后指使，这个后人亦无从得知。但是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通过控制新皇帝朱由校来操纵整个朝政。李选侍虽已“移宫”，但斗争并未结束。“移宫”数日，哕鸾宫失火，经奋力抢救，才将李选侍母女救出。反对移宫的官员散发谣言：选侍投缳，其女投井，并说“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指责朱由校违背孝悌之道。朱由校在杨涟等人的支持下批驳了这些谣传，指出“朕令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它与万历朝的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一直是天启朝争论的问题，史称晚明三大疑案。 戚继光斩子疑案竟是子虚乌有 戚继光斩子疑案竟是子虚乌有 戚继光（1528～1588年），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是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民族英雄。 倭寇的形成，最早要追溯到元朝。元朝末年，日本的北条时宗曾两次发布异国征伐令，企图趁战乱之机入侵朝鲜，进而觊觎中国。被这个征伐令动员起来的日本武士从此开始骚扰中国东北沿海，倭寇之患逐渐形成。由于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国”，所以这些劫掠中国沿海的日本武士和浪人被称为“倭寇”。明初时，国家强盛，海防较为完备，倭寇并未酿成大患。正统年间之后，由于朝政腐败，军备废弛，倭寇日渐猖獗。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袭入浙江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劫掠财物，甚至把婴儿拴在竿上，用开水烫死。嘉靖年间之后，倭寇之患发展到了极点。他们在东南沿海一带，攻城掠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使东南沿海一带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难以估计的损失。 为了剿除倭寇之患，嘉靖年间，戚继光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抗倭。曾有一首民谣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广为流传：“天皇皇，地皇皇，莫惊我家小儿郎，倭寇来，不要慌，我有戚爷会抵挡。”戚继光统军打仗，十分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他要求士兵要绝对地服从指挥，指挥官下令向前，前面就是有刀山火海也要奋勇前进，不得后退，违令者定斩不赦。正是因为戚继光如此强调军纪的重要性，戚继光才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纪律严明的军队，在抗倭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民间传说，戚继光为了严明军纪，甚至处斩了自己的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吗？ 清代乾隆版《宁德县志》抄录《连江县志》的一段记载：“更闻，公(指戚继光)既平连江，移兵宁德，以其子为前锋，传达‘退缩者斩’。其子登白鹤岭，见倭势甚盛，回首欲有关白，立斩以徇，三军股栗，临战无不以一当百，于是尽歼群倭，遂平福宁路。”《宁德县志》接着写道：“公但有此子，宁人感而伤之，因并塑其子之像于庙，配祀无疆。”这段记载，使后人相信：戚继光在宁德县的白鹤岭斩了自己的儿子。 但是“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却受到了不少后人的质疑。 首先，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在《明史》、《罪惟录》和汪道昆的《孟诸戚公墓志铭》、董承诏《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闽书》中的《戚继光传》等较为可信的史料中均无记载，戚继光后人所编著的《戚少保年谱耆编》中也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而且从《宁德县志》的记载来看，戚继光在白鹤岭“斩子”，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宁德县第一次编写县志是万历十九年(1591年)，“斩子”距编志不过28个年头。万历版县志对倭寇侵扰，记叙详尽，而对“斩子”，只字未提。至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宁德第二次编纂县志，对戚继光“斩子”一事，不作直接记述，而是抄录《连江县志》，还慎重地附上一句“事见连江县志”。后人就以此为依据了。其次，嘉靖四十四年的《建功德祠记》以及祭文，其内容都没有说到“斩子”之事。第三，白鹤岭两侧，留有明、清及民国的摩崖石刻20余处，也没有发现有关戚继光“斩子”的片言只语。《连江县志》这段文字开头的“更闻”二字，足以说明是道听途说，敷衍而来的。传闻之事，不足为据。 其次，此外，在福建连江、莆田、闽侯，浙江义乌、台州等地也有类似的传说。《闽都别记》第301回，回目上联“严军令戚参将斩子”，文中描述倭寇至福州北岭，戚继光以其子为先锋，传令“直往破贼，回顾者斩”，其子回顾父至未，令即拿斩。《仙游县志》载：“戚公至莆田，将出师，烟雾四塞，其子印为先锋，勒回马，且求驻师，公怒其犯令，杀之。”还有传说，戚印是戚继光早年收养的义子。传说归传说，并没有可靠的记载。 最直接的证据是，根据《戚继光墓志铭》的记载，戚继光的正房夫人王氏，一生只生有一个女儿，并无传说故事中的长子戚印这个人。戚继光在军中所纳的小妾陈氏、沈氏、杨氏等人虽然先后为他生了戚祚国、戚安国、戚报国、戚昌国、戚兴国等几个儿子。但这些儿子在戚继光抗倭时期都还是襁褓中的小儿，根本不可能成为统军打仗的将领。因此，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戚继光斩子之事，纯粹是子虚乌有。民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故事流传，也许是人们根据戚继光将军治军严明，军纪如山的特点演绎出来。戚继光斩子的传说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讲并无明证。 而引起这场争论的源头很可能是戚继光的两本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戚继光的这两部著作中都记述：“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这只是表明戚继光在治军方面的态度，没想到以讹传讹，竟然衍生出他斩子的故事。 骇人听闻的“天启大爆炸” 骇人听闻的“天启大爆炸” 明朝天启六年五月初六巳时(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发生离奇的大爆炸，范围半径大约750米，面积达到2.25平方千米，造成2万多人死伤。这场大爆炸之惨烈、诡秘，世所罕见，至今众说不一。 关于大爆炸的情况，在《明实录·熹宗实录》、《国榷》、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北京史地著作《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中都有记载，尤其是根据当时属于官方的、相当于现在政府新闻公报性质的邸报底本，佚名抄撰《天变邸抄》对王恭厂灾变记述极为详细。这部著作是最早记述王恭厂灾变的著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流传于明朝天启末年。其影响之大就连明代佚名小说《杌闲评》第四十回中也把这一事件写进了小说的情节之中。 《天变邸抄》对这次灾变的描述是：“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天启丙寅即天启六年)，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城门)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这次爆炸中心的“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 在爆炸中心范围内行路的官员薛风翔、房壮丽、吴中伟的大轿被打坏，伤者甚众，工部尚书董可威双臂折断，御史何廷枢、潘云翼在家中被震死，两家老小“覆入土中”，宣府杨总兵一行连人带马等7人没了踪影。还有，西会馆的塾师和学生共36人，一声巨响之后，都没了踪影。据说，承恩街上有一八抬大轿正走着，巨响后，大轿被打破在大街上，而轿中女客和8个轿夫不知去向。更为奇怪的是，菜市口有个姓周的人，正同6个人说话，巨响后，头颅突然飞去，躯体倒地，而近旁的6个人却安然无恙。爆炸之时，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飘落于远处。石驸马大街有一尊1000斤重的大石狮子，几百人都推不动，居然被一卷而起，落在10里外的顺成门外，猪马牛羊、鸡鸭鹅狗更是纷纷被卷入云霄，又从天空落下。据说，长安街一带，纷纷从天上落下人头人脸来，德胜门外一带，落下的人的四肢更多。一场碎尸雨，一直下了两个多小时。木头、石头、人头、人臂以及缺胳臂断腿的人，无头无脸的人，还有各种家禽的尸体，从天而降，绝对骇人听闻。 出事之时，明熹宗皇帝朱由校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他发现大殿震荡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祸事，吓得不顾一切就逃。他跃出门外，急忙拼命向交泰殿狼狈奔去，内侍们惊得不知所措，只有一个贴身内侍紧忙跟着他跑。不料，刚到建极殿旁，天上忽然飞下鸳瓦，正巧砸在这个内侍的脑袋上，当即脑浆迸裂，倒地而亡。熹宗皇帝也顾不上他了，一口气跑到交泰殿，正好殿内墙角有一张大桌子，他连忙钻进去，才喘口气，躲过此劫。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次灾变中死伤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全都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衣裤鞋袜全都不知去向。《天变邸抄》记述：“所伤俱赤身，寸丝不挂，不知何故？”《日下旧闻》记有这么一件事，在元宏街有一乘女轿经过，只听一声震响，轿顶被掀去，女客全身衣服都被刮走，赤身裸体坐在轿中，竟没有伤及皮肉。他们的衣服哪里去了呢？据《国榷》记载：“震后，有人告，衣服俱飘至西山，挂于树梢，昌平县校场衣服成堆，人家器皿、衣服、首饰、银钱俱有。户部张凤奎使长班往验，果然。”以上所述虽看上去荒诞不经，怪异迭出，但这些记述完全出自明朝很有声望的官员和史学家笔下，以及官方报纸《邸报》，其真实性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 由于这次爆炸受害范围仅限于北京城西南角长三四里，周围十几里的一小块地方且灾害区的人全部赤裸，而衣服却飘荡到几十里外的山上。使得人们对引起这场灾害的原因百思不得其解。 有人认为是火药致灾。由于明末王恭厂是作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火药库。因此，自然很多人会认为，是王恭厂的火药爆炸引起了这场灾难。但是，这次奇灾相当于3万吨黑色火药爆炸的能量，而据史料记载，王恭厂内贮存的火药最多不超过几百吨，根本不足以形成将数里外紫禁城中“大树二十余株尽拔出土”，庭院内“坑深数丈”这样大的破坏力。 有人认为是陨石坠落。此说根据当时出现了“飓风一道，内有火光”，“西安门一带皆霏落铁渣，如米者，移时方止”，以及呈方向性的冲击波、陨击坑等记载，认为这场灾变成因类似通古斯大爆炸，系陨石坠落造成。可是作为天文学很发达的我国，当时却无陨石的记载，直到现在爆炸现场也根本没有发现任何陨石。 还有人认为是地震。古籍对当天的记载，确实肯定地提到了地震。突变前地声、火球很像地震的前兆，而整个突变过程都很像是地震。可是，地震说无法解释受害者被脱光了衣服的现象。 也有人认为是飓风成灾。这些学者解释说很可能在灾变发生的一瞬间，大气压几乎为零，而人体内的气压远远超过外界，于是，就出现了受害者皆赤体的现象。同时各种杂物随风飞升，被抛至远处。不过，爆炸中出现的地震、火球、地声现象是这种说法解释不了的。 除此之外，还有多种猜测分析。但究竟哪一种或是哪几种原因造成的这次惨绝人寰的大爆炸，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 袁崇焕之死真是千古奇冤？ 袁崇焕之死真是千古奇冤？ 袁崇焕，祖籍广东东莞。明万历中进士，从政之初，任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明朝后期，后金不断侵扰明朝边境，袁崇焕深感其辱，于是单骑出关考察关外形势，回到北京后，袁崇焕自请守卫辽东。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袁崇焕守卫的宁远城时被炸死，袁崇焕升至辽东巡抚。后被宦官弹劾，因而被撤职。 崇祯皇帝登基之后，为了解除后金对明的边境压力，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区，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得知消息后率部星夜驰援京师，迫使后金军退回关外。后金军撤退后，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反而将袁崇焕逮捕下狱。《明史·袁崇焕传》说：“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年》也有类似的记载，崇祯三年（1630年），崇祯帝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将袁崇焕处死于西市。 当时，京城百姓对袁崇焕恨之入骨，据史书记载：“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由于努尔哈赤死于袁崇焕的大炮之下，而袁崇焕是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死，且“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因此有人认为袁崇焕的死是千古奇冤，袁崇焕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但也有人认为，袁崇焕的死在很大程度上归罪于自己。那么，袁崇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认为袁崇焕并不是冤死的人又有什么证据呢？ 首先是错失良机。宁远大捷后，本是最好的反攻时机。当时努尔哈赤回到老家，曾哀叹若是此时明将率军进击，加上朝鲜、毛文龙部及周边军队，后金四面受敌，必会败得很惨。然而袁崇焕有识无胆，竟然白白放过这个大好时机，让努尔哈赤得以缓过一口气来。历史上努尔哈赤便是在这个时候颁下数条法令：包括通商、释奴等等才使后金政权缓过劲来。 其次是擅杀毛文龙。毛文龙的皮岛基地对后金起的威胁作用是巨大的。当时，毛文龙军与关宁守军、朝鲜成三角之势，每次后金欲深入中原腹地，毛文龙便自后出兵袭扰后金腹地，令其不得不回师救援。努尔哈赤曾叹道：“有毛文龙在，某不得深入敌地，恐家中妇孺不宁也！”史书记载：“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袁崇焕借口毛文龙不听指挥，就地将他斩杀后。清军无所顾忌，所以才能长驱直入到北京城下。 再次，袁崇焕的人品也值得怀疑。有史料显示，袁崇焕对奸佞魏忠贤阿谀奉承、极尽谄媚。《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记载，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辽事，誓□恢复，枭灭逆虏……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明熹宗实录》则记载“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 袁崇焕与后金的议和在受到崇祯皇帝的反对后，袁崇焕便邀后金军进攻，以胁迫崇祯议和。袁崇焕在蓟门先款待敌人，后来后金军半夜潜越入关，袁崇焕并不堵截，而是尾随殿后。徐石麒于弘光年间（1645年明南京福王称帝后的政权）所上的反对与清议和奏疏中就说袁崇焕是“阳主战”、“阴主款”，并且以杀边帅毛文龙为向敌人示好之信，认为杀毛文龙以示好后金的说法在《石匮书后集》中也有提及：“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真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真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而说后金军入寇乃袁崇焕招来的还有《崇祯实录》：“丁酉孙承宗入朝，袁崇焕抵左安门。时戒严，报不即入；漏下，始驰奏簿城下，都人竞谓崇焕召。” 许多人认为袁崇焕被剐时北京市民的表现是明显的愚民反应，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以魏忠贤屈杀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时的残酷压迫形势下，仍多有市民为其鸣冤叫屈，同样被冤杀的大将熊廷弼也受到百姓歌颂赞扬，偏偏袁崇焕死时却被人生啖其肉，其中必有原因。 事实是历史上对袁崇焕评价最高的，不是别人，正是后金最高统帅努尔哈赤，是他一再对袁崇焕表示赞赏，康熙更是下令为其建祠供奉，这就更加耐人寻味。乾隆四十九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虽然，后世将乾隆皇帝为袁崇焕平反昭雪的根本目的解释为崇儒重道，笼络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缓解满汉两族矛盾。但是，这样的解释怎么看都是牵强。如果按照清人所说，崇祯皇帝凌迟袁崇焕是因为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但是，袁崇焕是囚禁半年后才被处死的，这就杜绝了崇祯皇帝一时失察激愤误杀的可能。如此看来，崇祯皇帝中反间计凌迟袁崇焕的理由就显得生硬可疑，里面有了造假的成分。乾隆皇帝为袁崇焕平反昭雪的真实目的，则是袁崇焕被崇祯所杀，如袁崇焕是英雄，崇祯自然是昏君，袁崇焕形象越高大，就越可显示明朝皇室的昏庸。 李自成百万大军竟瓦解于鼠疫 李自成百万大军竟瓦解于鼠疫 明朝末年，盛极一时的李自成起义军却在清军与吴三桂军队的联合进攻下迅速失败，李自成也死于地主武装的袭击中。是什么原因导致李自成起义军的溃败呢？ 有人认为是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军心涣散，军纪败坏，导致了他们的溃败。但是，李自成起义军能够迅速扩大，并且能得到百姓拥护的根本原因是其军纪严明，早在起义之初，他就提出了“剿兵安民”的口号。并且提出“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女者如淫我母”，严肃军纪，并且下令“三年不征，一民不杀”。 大顺军在入京之初，便迅速地稳定了局势，恢复了北京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赵士锦在大顺军进城时是明工部官员，他根据亲眼目睹记载说，大顺军进城之后，鉴于官军停止了抵抗，立即就“不杀人了”。义军战士“俱白帽青衣，御甲负箭，衔枚贯走”。百姓“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丝毫不加侵犯。为了防止敌对活动，义军“添设门兵，禁人出入；放马兵入城，街坊无不至者，但不抄掠”。在数以万计的入城大军中，个别违反纪律的现象自所难免，但一经发现违纪事件时，能秉公执法，迅速处理。赵士锦就记载说：“贼初入城，有兵二人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予目击之。”当时在北京充当明给事中的徐应芬（署名聋道人），在其著作中虽然提到个别义军战士有贪图便宜暗中窃取银钱的现象，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至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 由于大顺军在加强对京师的控制的同时，又注意约束军纪，因此，当时北京的社会秩序是良好的。当然，李自成起义军的高层的确存在着腐化堕落的现象，但部队的战斗力大多由普通士兵决定，我们也很难说是高层的腐化导致全军的溃败。 是因为李自成起义军的军饷得不到保障，而军心不稳吗？李自成大军在北京通过肃贪追赃搞到了七千万两银子，相当于明朝的十年税收，这笔军饷足可支撑他庞大的军队。 既然不是军纪涣散导致的溃败，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号称百万雄兵，又有着雄厚财力保障的起义军在进京40天后突然间失去了战斗力——在清军的攻击下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而且从此一蹶不振？ 仔细地研究历史，或许我们能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原来李自成并非败于清军和吴三桂，而是败于当时肆虐横行的鼠疫！ 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也叫做黑死病。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本病远在2000年前即有记载。世界上曾发生三次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入欧洲，死亡近1亿人；第二次发生在14世纪，波及欧、亚、非；第三次是18世纪，传播32个国家。14世纪大流行时波及我国。 按照大兴县志记载，李自成进京前，北京出现了大量死耗子，随后军民发病，高烧、四肢无力、脖子肿大，而且患病者十死七八。这是什么病？按现代医学对照病症一看，这原来是可怕的鼠疫，大头瘟或疙疽所描述的其实就是腺鼠疫的典型特征——淋巴肿大。鼠疫于崇祯十六年秋出现，十七年(1644年)春天，天气转暖，跳蚤、老鼠开始趋向活跃，大规模的鼠疫自然爆发，鼠疫先“消灭”了崇祯的御林军，让李自成轻松进京。然后，鼠疫又感染了进入北京城的李自成大军，起义军自然战斗力大减，当然打不过清兵。最可怕的是，败兵因此成了鼠疫传染源，据文献记载“贼过处皆大疫”。因此李自成虽然此时财雄天下，可以大规模招兵买马，但新兵入伍即染鼠疫失去战斗力，兵力再多也没用，始终无法抵挡清军的虎狼之师。由于军人是集体生活，所以鼠疫流行对古代军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鼠疫蔓延军营，且长时间无法摆脱，李自成的精神遭受毁灭性打击，因此痛失江山并一蹶不振，“无可奈何花落去”。以当时的科技水平，无论是崇祯或是李自成都不可能了解这种可怕的传染病，都不知道自己的精锐部队已经在短时间内失去了战斗力。他们的失败不可避免。 也许有人会问，清军就不会被鼠疫传染吗？科学研究发现，鼠疫传播过程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传播中介—跳蚤。由跳蚤吸咬病鼠或病人的血后，跳蚤被鼠疫杆菌感染而发病。发病的跳蚤吸血困难而十分饥饿，病跳蚤因而不断叮咬人、鼠并反吐被鼠疫杆菌污染的血。导致更多人、鼠被感染鼠疫。但是，奇怪的是，跳蚤有一个奇怪的习性—它讨厌马的味道。我们在现代传染病研究的文献中可以发现鼠蚤的寄生对象没有马。所以骑兵很少会被传染。而清军八旗兵几乎全是骑兵。所以清兵能够在鼠疫流行中幸存，以饱满精神攻击对手。 翻看历史，精明能干的努尔哈赤不能战胜不大过问政事的万历皇帝灭掉明朝，而明显才干不高的顺治却能取代励精图治的崇祯与豪情万丈的李自成入主中原，仅仅因骑兵招跳蚤讨厌！真正令人拍案称奇！ 明朝灭亡后崇祯子女跑哪去了？ 明朝灭亡后崇祯子女跑哪去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率领农民起义军直捣北京。同年三月十六日包围北京，开始发动猛攻。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见大势已去，迫周皇后自杀，又手刃妃、嫔、公主后，到万岁山（今景山）吊死在一棵槐树上。明朝就此灭亡。与此同时，让人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明朝末代皇帝的子女们哪儿去了？ 金庸先生曾在小说《鹿鼎记》中描绘了一位白衣侠女，纤尘不染，神功盖世浪迹江湖的尼姑形象。据说她乃是大明崇祯皇帝的女儿长平公主，但这毕竟是小说故事。据《明史》记载：崇祯皇帝在皇宫中砍伤16岁的长平公主后，长平公主晕死在血泊中，长平公主后来被人发现，抬到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中，5天后竟然苏醒过来。当她醒来的时候，北京城已经成了大顺天下。周奎不敢收留她，就把她交给了李自成，李闯王见公主居然死而复苏，感到很意外，于是将她交给刘宗敏救治。“大顺”只在北京城里待了两个月，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李自成没有来得及带上长平公主，就在清军的追击下败逃远去。 清顺治二年，长平公主向顺治帝及摄政王多尔衮上书要求出家为尼，但清政府为了笼络人心，不但不答应，在长平公主上书不久，顺治帝就下达诏命：让她与崇祯为她选定的驸马周显完婚，并且同时赐予府邸、金银、车马、田地。但仅仅过了几个月，长平公主就病逝了，时为顺治三年，长平公主18岁。赐葬广安门外。 长平公主的下落有了结论，崇祯帝的儿子下落至今却还是个谜。 据《明史·诸王传》记载：崇祯帝的一生共生有7个儿子。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之时，皇太子朱慈16岁，皇三子定王朱慈炯14岁，皇四子慈只有10岁。除了这三个儿子外，崇祯帝其他的儿子都是早夭。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之日，崇祯帝为给大明保留一丝血脉。他让儿子们都换上平民的衣服，由太监护送逃出北京城。临死，他还写下遗诏，要求各地的官员协力辅佐太子，重振大明。 那么，崇祯帝的这些儿子们逃到哪里去了呢？ 说法一：被清廷捕获杀害。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在李自成战败后，太子趁机逃脱，被吴三桂部下捕获，后来太子又逃到外舅周奎家，周奎担心私藏太子会惹来祸端，就将太子献给了清摄政王多尔衮，经过一番辨认，最终被害。这一观点依据《石匮书后集》中的《烈帝本纪》及《太子本纪》记载，《国寿录·崇祯太子》及《甲申传信录》等书中也有比较类似的记述。这些说法都认为太子最终被清廷抓获，然后遇害。 说法二：被吴三桂杀害。《明史纪事本末》中称，李自成攻下北京城后，太子慈与定王慈炯、永王慈一起被起义军所掳获。后来，李自成不敌战败，就与吴三桂议和，吴三桂提出以归还太子与二王并离开北京城为条件，换取停战。李自成同意了，就将太子等人交给了吴三桂。这样说来，太子就落入了吴三桂的手中。据此，有人提出，太子已经遇害。 说法三：跟随李自成败退，不知所终。崇祯儿子三人在北京陷落后，均未逃脱，一并为李自成军俘获。在对他们的处理上，李自成采纳李岩等人的建议，封明太子为宋王，永王和定王也改封他爵。后来，吴三桂在山海关反叛，李自成率军亲征时，身边还带着明太子及其兄弟，其用意自然是以此来堵住吴三桂效忠明廷之借口，并招降吴三桂。但此举并没有收到效果。李自成农民军与吴三桂交战受挫，决定离京西撤时，将他们三兄弟一起带走。从此太子便杳无音信，不知死活。这种说法是依据《明史纪事本末》、《明季遗闻》以及《明史》等，如《明史纪事本末》云：“京城被攻陷，李自成捕获太子，封为宋王。当李自成向西前进时，太子却不知所终。”《明季遗闻》的记述尤为具体：“李自成军受挫后，便狼狈回到京城，之后又向西行。有人说太子和二王也一同出行。”《明季遗闻》乃邹流绮父子所编辑，他们在甲申之变时都身临其境，且该书面世之时离事情发生之日不过十年左右，因此人们认为他俩所辑录的遗闻还是较为可靠的。 说法四：跟随李自成败退，后逃出做了和尚。有人认为在李自成军队败退北京的路上，刘宗敏受了重伤，放松了对他们的看管，他们就找了个机会和他们以前的老师李士淳从闯王的军中逃了出来，后来到了李士淳的老家广东嘉应州阴那山出家当了和尚。他们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建了一座寺庙叫做“圣寿寺”，大殿就取名叫“紫极殿”，处处都显示了寺中和尚的神秘出身。据说太子死后，庙里就开始供奉一尊“太子菩萨”的神位。这尊神位始终保留着，直到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了，人们才知道原来供奉的这尊塑像就是明朝的逃亡太子。李士淳的后人也声称他们的先祖确实在乱军之中救了太子，并把太子带回自己的家乡，还一同出家做了和尚。 除了以上四种说法外《明季太略·太子一案》中则说，太子从李自成军队逃出后，被人带到皇姑寺藏了起来，又和太监高起一起潜逃到天津，然后像传言中的建文帝一样，出海南下，不知所终。《野史无文》则记载太子曾逃往南京的南明小朝廷，清兵攻陷南京后，他被人献出后被带往北方，不知所终。还有的说，明末清初兵荒马乱的，太子后来死于乱军之中。但这些说法均无证据证实。 种种说法，不一而足，清康熙时期有人借崇祯太子之名举行反清起义，牵连并死了很多人，结果也被证实是假的。崇祯的三个儿子到底流落何处，到今天仍是解不开的谜团。 明朝的后宫妃嫔是怎样选定的？ 明朝的后宫妃嫔是怎样选定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帝王们为天下至尊，富有四海，为了保证江山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所有皇帝都希望自己能子孙满堂，人丁兴旺。为了确保皇帝有子嗣，中国古代的皇帝都广纳嫔妃。周代的制度是：“天子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在明代，皇后以下则有皇贵妃、贵妃、九嫔、才人、婕妤、美人、昭容、选侍、淑女等。其中淑女为最末等，初选入宫即为淑女。俗话说：“后宫佳丽三千。”如果仅仅计算皇帝的妻妾们，当然没有这么多，但如果加上可以随时为皇帝所驱使的宫女们，就远远不止三千这个数目了。据记载，明朝末年，内廷宫女多达9000人。这些宫女大多数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和自己近在咫尺的皇帝，她们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杂役，直至老死宫中。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吸取了前朝外戚干政的教训，严格控制后族的势力，因此明朝的皇后多为小家碧玉，来自民间。据《明史·后妃传》记载，朱元璋于洪武元年修纂《女训》，作为管理后妃的“家法”。在后妃的遴选上，为防范朝中权臣与后宫勾结，规定“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而且偏重于选择清贫之家的女子，试图以此辅佐皇帝去节俭勤政。后族爵位虽高，却基本没有实权。朱元璋还在宫内挂了一块红牌，上面镌刻着警戒妃嫔不能乱政的话。而明朝历代的皇帝也一向对此严加防范。 那么，明朝是怎样确定这些妃嫔的“最高领导人”—皇后呢？ 明代选后妃的制度十分规范，逐级加以筛选淘汰。第一步是“海选”。每当皇帝到了大婚年龄时，皇宫都会派遣宦官到全国各地挑选年龄在13到16岁之间的少女，从中选出5000名由皇家支付路费，由父母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京城进行第二轮选拔。第二轮选拔时。宦官们选择一个较大场地，把少女每百人排成一行，按年龄大小排序，一番察看后，把那些过于高矮胖瘦的少女淘汰。这一轮大概会淘汰五分之一。在第二轮选拔的第二天进行第三轮选拔，宦官们采用第一天的列队方式，仔细察看每人的五官、头发、皮肤以及音色、仪态，只要有一项不合规定，便被淘汰。这一轮又会淘汰剩余人数的一半。剩余的大约2000人会进行第四轮的精选。这一轮，太监们不仅会用尺子细量少女的手足，还会考察少女的步姿与风韵。这一步又会淘汰1000名少女。最终留下的1000名美女召入宫中继续参加选拔。而太监们的使命也至此打上了句号。 过了这四关的女子大概只有1000名，都成为了宫女，但是能否成为后妃还要进一步的观察。入宫后，宫中宫娥们将那些宫女分别引入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扪其肌理，察其贞洁”，身上不能有一丝疤痕，肌肤必须细腻光泽，这样，从这1000人中再选出300人为宫女头目。第五关是由皇帝派遣的宦官详细观察这300名留宫的美女一个月，依据她们的性情言语，判断是否性格温柔敦厚，是否具有智慧并且贤惠。据此，再筛掉250十人，剩下的50人便自动晋级为嫔妃。倒数第二轮是“选三”，就是由皇太后或太妃从50人中选出3个供皇帝钦定。最后由皇帝钦定一名皇后。一般“选三”后陪选的两名美女，都会被封为贵妃，但也有被赐予金银币退回家的。如明光宗当太子时选太子妃，刘氏与郭氏姐妹进入最后一轮角逐，郭氏老大被选为太子妃，其妹与刘大姑落选，赐给金币后返回家中。据载，这位刘氏自感身价百倍，回故里后不愿再嫁凡夫俗子，做了一辈子老处女。 明朝被选定的后妃们，大多数不仅要忍受寂寞的苦楚，还要面对更为残酷的现实——殉葬！皇帝一死，太监们便把那些没有生育子女的后妃，赶到一间小偏殿，让她们自杀殉葬。据《明朝小史》卷三记载，朱元璋死后“伺寝宫人尽数殉葬”，为他伺寝的40余名妃嫔全部陪葬于孝陵。其后，成祖的长陵也有从殉妃嫔30余人，仁宗的献陵有7名妃嫔陪葬，宣宗的景陵则有10名宫人“殉节从葬”。妃嫔殉葬时，其状甚惨。明成祖死后，宫人殉葬者30余人，全部被逼上吊自杀。为明宣宗生殉的10位宫妃中，有一人名郭爱，进宫不到一月，可能连皇帝的面还没见过，却要为刚刚死去的皇帝殉葬，自知死期后，满怀愁苦的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绝命诗：“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就被迫做了殉葬人。 这些殉葬的妃嫔死后，下一任皇帝多半会给她们及她们的亲戚一些好处。最常见的是追赠谥号，表彰其行。据《明史·后妃传》记载：“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然。” 在明朝皇帝中，英宗朱祁镇并没有什么建树，反而一生都受制于人。他9岁登基，38岁去世，他经历了“土木之变”，被掳去做俘虏，后艰难归国复位。但是他在临终前，却下遗诏说：“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这样，最终废止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明英宗的继任皇帝宪宗在临终前也再一次强调不要殉葬，以表达对先帝决定的尊重。两代皇帝的坚持执行，终于给明初以来的人殉制度画上了句号。 唐伯虎为何点大他20岁的秋香？ 唐伯虎为何点大他20岁的秋香？ 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在江浙地区流传了500多年，说的是唐寅与文徵明和祝枝山都是吴中的才子，唐伯虎尤其能文擅画，气度潇洒，不拘小节。无锡望族华学士之夫人率婢仆乘画舫来吴中进香，正巧遇到应文徵明和祝枝山相邀来游虎丘的唐伯虎。这时，唐伯虎看见华府众人中有一位风姿明丽、秀逸绝尘的婢女。这引起了唐伯虎的追求之心。为此，唐伯虎不惜更换便装到华府应聘教书先生，取名华安，后与秋香终成眷属。 然而这只是传说故事，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不仅没有传说中的风流韵事，而且生活清贫，一生坎坷。他年轻时，妻子离世。唐伯虎27岁时续弦，娶了何氏。可惜，好景不长，在第二年的会试中，唐伯虎受到科举舞弊案的牵连，吃了一连串冤枉官司，从此科举无门，功名路断。何氏见唐伯虎失去仕进希望，与唐伯虎日日争吵，唐伯虎一纸休书将何氏送回娘家。后来，唐伯虎娶青楼女子沈九娘为妻，俩人情投意合，唐伯虎自此也潜心作画，在丹青上大有进展。唐寅31岁开始“千里壮游”，足迹遍及江、浙、皖、湘、鄂、闵、赣七省，贫困之下以卖画为生。唐寅擅画山水及工笔人物，尤其是仕女，笔法秀润缜密、潇洒飘逸，“唐画”为后世画家所宗。传世作品有《骑驴归思图》、《秋风纨扇图》、《李瑞瑞图》、《一世姻缘图》、《山路松声图》等。诗词散文有《六如居士全集》。 唐伯虎的后半生与桃花坞是密不可分的，明正德四年（1509年），唐伯虎在苏州城北建成桃花坞，他自称桃花坞主，曾写《桃花庵歌》描写自己的生活：“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唐伯虎的主要艺术作品也产生于此。唐伯虎坎坷一生，晚年生活贫困凄苦，享年54岁。 从唐伯虎坎坷的一生来看，他并没有叫做秋香的妻子，那么“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呢？秋香又是何等人物？ 在明代的笔记体小说中最早出现秋香的身影。明代小说家王同轨在他的《耳谈》中叙述的另一个苏州才子陈元超与唐伯虎点秋香一模一样的故事：“元，少年倜傥不羁，尝与客登虎丘，见官家从婢姣好姿媚，笑而顾己，悦之。令人迹至其家，微服作落魄，求佣书焉，留侍二子。自是二子文日奇，父师大惊，不知出元也。已而以娶求归，二子不从，曰：‘室中惟汝所择。’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嫁之。元既娶，婢曰：‘君非虎丘遇者乎？’曰：‘然！’曰：‘君既贵公子，何自贱若此？’曰：‘汝昔笑顾我，不能忘情耳！’”这个故事到了明末冯梦龙手上，就变成了《警世通言》中《唐解元一笑姻缘》。而在戏曲中出现唐伯虎的故事的，最早有明末孟称舜的杂剧《花前一笑》，后来人们觉得“一笑”太不过瘾，又从“一笑”发展到“三笑”，出现了王百谷的《三笑缘》弹词、卓人月的《唐伯虎千金花舫缘》杂剧。乾隆、嘉庆以后，苏州评弹艺人口中常唱的弹词有《三笑姻缘》、《三笑新编》、《三笑八美图》、《笑中缘》，等等。到了清朝末年，民间开始流传弹词唱本《九美图》，开始有了唐伯虎娶九个貌美如花的老婆的说法。 唐伯虎虽然并未娶秋香为妻，但与其同时代，的确有一个叫秋香的女子，不过这个秋香并非是大户人家的婢女，而是当时南都金陵风月场中的名妓。据记载，这个秋香本名林奴儿，字金兰，号秋香，她琴、棋、诗、画样样精通，当时被誉为“吴中女才子”，秋香早年被迫堕入青楼，从良嫁人后还有些老主顾来找她。她不仅拒绝了，而且还在扇子上画了一幅画叫《新柳图》，题诗曰：“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据明代《画史》中记载：“秋香学画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笔最清润。”在《金陵琐事》中，还记载了秋香曾经向唐伯虎的绘画老师沈周学过画画。沈周是明代相当著名的大画家，曾为秋香画过一幅丹青画，写过一首词。秋香与唐伯虎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据考证，秋香是生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比唐伯虎足足大20岁，唐伯虎16岁出道时，很难与金陵秦淮河畔的秋香产生感情。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看来很可能是后人的附会了。 秋香确有其人，华太师也在历史上出现过，不过据《明史》记载，华太师其实比唐伯虎小27岁。他原名华察，字子潜，号鸿山，明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士，当时才30岁。华鸿山后任兵部郎中，入为翰林院修撰，曾奉命出使朝鲜，赐一品服。和《三笑》中描述的情况恰恰相反，华鸿山平时的生活很俭朴，饮食非常简单，家中也没有侍婢，他年老归隐时，“家本素丰，林园甲江表，而食不三豆，室内无侍媵，文词清削”。而且华鸿山的两个儿子也不是弱智，据《西神客话》载，其子“少有隽才，甫冠即登科第”。 由此可以看出，“唐伯虎点秋香”原本是“陈公子点秋香”，由于“陈公子点秋香”的原型陈元超，也是明代苏州人，与唐伯虎同为才子，明末的冯梦龙把两人的身份搞错了。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文学家根据历史材料和民间流传的故事创作的。它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众多在梁山泊聚义的英雄人物，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朽，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语言丰富生动。但是这样一部传世奇书，却给后人留下了诸多难解之谜。《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第一种说法，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这种说法最早出现于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些文人笔记。例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等等都有这样的记载。 第二种说法，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作的。例如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中提到作者，说是“施罗二公”。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编次”，可解释为“编辑”。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施耐庵一个人所撰。这主要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现在这一说法占主流地位。 第四种说法认为《水浒传》的作者已不可考，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是假托的人名。如中国近代的文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过了几十年，出来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当时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诗词歌赋的是“文人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无聊文人”。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作者不敢署名，而对于刊刻书籍的书商来说，作者的名气对书的发行又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有些书商就在刊印时署上某个名人的名字，或者说是某某名人“本”，某某名人编撰，而真正的作者或编撰却被隐去了。 那么，在这四种说法中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我们先来看施耐庵和罗贯中的生平。关于施耐庵，有些人认为并无其人，是别人托名；有人认为是杭州人施惠；有人认为是兴化人施彦端。各有各的理由，但又不能令人信服。不过有一点，就是在《靖康稗史》一书上署名编著和作序者的是耐庵。学术界认为，这个耐庵就是施耐庵。也就是说，施耐庵编写了一部《靖康稗史》，而且这一部书在当时很有名气，很受欢迎，施耐庵也就成了很有名气的稗史即小说作家。 关于罗贯中，《水浒传》最早本子署名为“东原罗贯中编辑”。罗贯中的生平事迹虽不十分清楚，但有几部作品却已被学术界认可是他编写的，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杂剧剧本《风云会》。由此可以看出，罗贯中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小说家。 既然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是有名的小说家，这也为他们合作编写，或者是独立写作《水浒传》这样一部名著提供了可能。 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最早见于明朝嘉靖年间，第三种说法，首见于万历时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比第三种说法可靠。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同。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因此，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在清代，也有人认为施耐庵写了前七十回，罗贯中写了后五十回。但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流行之后，才有这种说法，因此不足信。 至于第四种说法，只是说《水浒传》可能不是罗贯中或施耐庵中的一个人或他们合作写作的。并不能否定他们写作的可能性。其实，水浒故事，早有流传，元杂剧里便有《梁山泊李逵负荆》的本子，人物刻画已经很生动。大约罗贯中也曾著过《水浒传》，而施耐庵是《水浒传》这一书目的集大成者吧。 历史上的潘金莲是水性杨花吗？ 历史上的潘金莲是水性杨花吗？ 潘金莲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潘金莲的成名缘于《水浒传》和《金瓶梅》的描写。几百年来，她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妖冶、淫荡、狠毒的典型！我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潘金莲这个人吗? 要探究这个问题，首先应从她第一次出场的地方—《水浒传》开始查起。《水浒传》是作者在基于怎样的事实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呢？《水浒传》中国明代长篇小说。又题为《忠义水浒传》，通行本简称《水浒》。《水浒传》是民间无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体创作的成果，其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水浒传》描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年)，因声势极盛，便在民间产生许多奇闻异说，流传中不断得到无名作者的加工增饰。施耐庵就是在长期民间传说、民间说话艺术和元杂剧水浒戏的基础上加工写定成书的。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由此可见此书的创作是根据史实的不断加工演变，而且掺杂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书中有大量的情节是作者的想象创作，除了全书的基本故事梗概是依据史实，其余单个人物的经历，基本上是作者根据生活经验和想象对人物形象丰满化的加工。所以，对于潘金莲这个配角，作者完全可以为了突出武松这个重要人物，而凭空创作出来。 从作者这一方面说完后，那再看看作品本身。潘金莲与武松这个主要人物有关系，那武松存在吗？《临安县志》《西湖大观》《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都记载了北宋时杭州府中的提辖武松勇于为民除恶的侠义壮举。上述史籍中，武松原系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人才出众，遂邀请入府，让他充当都头。不久，因功被提升为提辖，成为知府高权的心腹。后来高权因得罪权贵，被奸人诬陷而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继任的新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是个大奸臣。他倚仗其父的权势，在杭州任上虐政殃民，百姓怨声载道，人称蔡为“蔡虎”。武松对这个奸臣恨之入骨，决心拼上性命也要为民除害。一日，他身藏利刃，隐匿在蔡府厅前，候蔡前呼后拥而来之际，箭一般冲上前去，向蔡猛刺数刀，当即结果了他的性命。官兵蜂拥前来围攻武松，武松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后惨遭重刑死于狱中。当地“百姓深感其德，葬于杭州西泠桥畔”，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武松与《水浒传》中描写的武松可谓大相径庭。历史上武松的侠义切合了作者创作人物的主旨，但是他的事迹并不符合作者创作的背景，所以作者对武松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从景阳冈打虎到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都是创作出来的而非历史的真实呈现，那么烘托武松这个人物的潘金莲也是作者加上去的。 上文提到了在《水浒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其实民间传说也是来源于生活的，只不过是加上了后人的想象和再创作，所以是有源可寻的。《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自幼为奴，后被“赏”或“卖”给矮小丑陋的武大郎为妻。这个婚姻根本没有丝毫感情可言。而在封建道德体系的束缚下，潘金莲别无选择，只好忍受。那已经是一个不幸。如果她终生没有遇见第二个男人，守在武大郎的炊屋里，枯萎凋零而终，全如中国世世代代无数平凡女性那样，那仍然是压抑人性的一个巨大悲剧。如果因此中国人民就送给潘金莲一顶道德桂冠，装饰得再美丽，也掩饰不住其下面毁灭青春扼杀人性的罪恶。可是生活终于没有让潘金莲沿着这个悲剧走下去，却转向了另一个悲剧。潘金莲毕竟是个活生生的人，毕竟年轻美貌，无论怎样压抑，她毕竟需要感情生活，需要性的慰藉。这一切，武大郎都不能给予她。这种情况下，与武二郎的相见，便使潘金莲感情生活的意识觉醒了，而且如久枯干柴遇火，一发而不可收。但是在封建道德体系的罗网里，离婚不可能，要被视为大逆不道。她只好走许多不幸婚姻迫害下的妇女走过的道路：偷情。可是武二郎偏偏不好女色，不理解潘金莲，不愿与之偷情。于是潘金莲便面临了极大的挑战。于是有权有势又有钱的西门大官人来捡便宜了，以买卖感情和肉体为业的王婆得以入手了。潘金莲为了挣脱与武大郎不幸婚姻的悲剧，堕入另一个更深重的悲剧，把被玩弄当作了爱情。于是潘金莲就成了一个社会道德罪恶的牺牲品。从这一大段的描述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解读，潘金莲是在向封建伦理道德挑战，虽然她的挑战是在她为了满足自己需要的情形下发生的，但是这也是一种突破，其实这与作者作品的反封建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另外，作者在创作潘金莲这个人物的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思考。 所以综合上述各个原因，潘金莲这个人物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但是有原型可寻，她之所以形象那么鲜明，因为她是作者为了创作的需要，从许多生活原型中提炼糅合并且在符合作者作品要求的前提下创作出来的。 历史上的三个张三丰之谜 历史上的三个张三丰之谜 很多读者通过金庸的作品了解到张三丰其人，对他出神入化的武当神功以及仙风道骨和高尚德行，钦佩不已。历史上确实有张三丰这个人，而且可能有三个张三丰，宋朝的张三丰，元朝的张三丰，明朝的张三丰。 宋朝的张三丰，又名张三峰，大概生活在北宋末年。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黄宗羲在《王征南墓志铭》（王征南生平时间为1617～1669年）说，内家拳“盖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黄宗羲儿子黄百家，也是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跟王征南学过内家拳，在他写的《王征南先生传》中说：“盖自外家至少林，其术精矣。张三峰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得其一二者，已足胜少林。”王征南是黄宗羲的朋友，是黄百家的师父，黄氏父子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关于宋朝张三丰的记载应该是有依据的而且相当认真的。雍正年间，宁波知府曹秉仁纂修的《宁波府志·张松溪传》中说：“张松溪，鄞人，善搏……其法自言起于宋之张三峰。三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前。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遂以绝技名于世。”这里张松溪自己说他的武功来源于宋朝的张三丰。清光绪六年，即1880年，武式太极拳创始人武禹襄的外甥李亦在《太极拳小序》开宗明义地说：“太极拳始自宋张三丰，其精微巧妙，王宗岳论详且尽矣。后传至河南陈家沟陈姓，神而明者，代不数人……” 元朝的张三丰，本名张阳，字三风，中岳武当山道士，中岳慈云寺佛徒，创张阳拳和二路通臂拳。然而元朝的张三丰似乎很难确定，《明史·方伎列传》记载：“或言三丰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后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然皆不可考。天顺三年，英宗赐诰，赠为通微显化真人，终莫测其存亡也。”刘秉忠（1216～1274年）是元代前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建筑设计家。刘秉忠现存作品较多，但是没有提到“张三丰”这个人。《名山藏》也说：张三丰曾与刘秉忠、冷谦同师元初著名的海云禅师。清人李西月编写的《张三丰全集·芦汀夜话》里，张三丰自称生于蒙古定宗三年（1248年），曾任中山博陵县令，后弃官出家，做全真道士，在终南山遇到火龙真人，得到真诀。最后在武当山修炼多年。 那么明朝的张三丰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明朝的张三丰是一名被神化的人物，据说有时候三五天吃一顿饭，有时候两三个月才吃一次饭。精神好的时候穿山走石，累了的时候铺云卧雪。有时一日走千里，“人皆异之，咸以为神仙中人”。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对道教的控制，派遣一些道士出使全国各地道观，特意叮嘱使者：“有张玄玄，可请来。”但始终没有找到张三丰。 明成祖朱棣信仰神怪之说，奉祀武当玄帝，而张三丰是武当山最有名的道士，也祟尚玄帝。因此，朱棣想把在民间影响很大的张三丰“延请诣朝”，一方面可以粉饰太平，收买民心；另一方面也可获得仙药，延年益寿。 张三丰的弟子众多，散布各地。明人任自垣的《太岳太和志·张全一传》记载，张三丰在武当山的弟子，有道士丘玄清、卢秋云、刘古泉、杨善澄、周真德五人，各奉师命住一地。《张三丰全集·道派》，张三丰的弟子还有秦淮富翁沈万三及其婿余十舍，以及曾助朱元璋军粮的富翁陆德厚。另外淮安人王宗道，也从张三丰学道，永乐三年命寻访张三丰而不遇，封为“圆德真人”。明武宗时候的李性之，说在正德年间（1506～1521年），入武当山遇张三丰而得诀，算起来，其时张三丰已二百五六十岁，似乎不大可能。 北京白云观抄《诸真宗派总簿》列出奉张三丰为祖师的道派，有王屋山邋遢派、自然派、三丰派、日新派、蓬莱派、檀塔派等17支。清朝道咸年间，四川乐山人李西月所立内丹西派，继承张三丰，并称张三丰一系为“隐仙派”，编排了从老子、文始真人尹喜至张三丰的传法谱系。这一谱系虽不尽可靠，但突出隐遁为该派独特宗风，也确实反映出了张三丰的人格特点：一种类同于中国历代隐士风骨的“隐仙”风范，这种隐仙精神，和那些包括当时腰金衣紫的正一道士在内的达官贵人，趋炎附势之徒相比，张三丰是多么难能可贵，从当时主流传统来说，张三丰的人格颇符合儒家那种不慕富贵的精神。 张三丰是三个，还是两个，或许只有一个，这个问题似乎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张三丰是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历史人物。 大英帝国向明王朝赔款之谜 大英帝国向明王朝赔款之谜 1840年，英国侵略者在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英国强行向中国倾销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叫做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腐朽的清王朝战败而结束，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不仅要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还规定了西方列强在中国拥有一系列的特权。这次战争，使西方列强发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为了扩大自己在中国的权益，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列强在中国肆无忌惮，多次强迫清政府签订大量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主权一步步丧尽。 这段历史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但当我们翻看历史时，竟然发现，在鸦片战争爆发200年前的1636年，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竟然也曾向当时的明政府赔过款……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继位之后，英国国内印行了许多关于航海、旅行及地理发现的文章，其中东方中国的富庶，便成了当时欧洲冒险家们东来“寻宝”的动力。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伊丽莎白曾派亲信携她写给中国万历皇帝的信函，前往中国。但却被控制外商进入中国的葡萄牙人发现，致使此次遣使流产。 1588年，英国全歼西班牙海上“无敌舰队”，其后又击败荷兰舰队，夺得海上霸权后，决定再次遣使来华。这次使团由三艘船组成船队，但一艘在好望角附近覆没了，另外两艘在东驶时，遇上了葡萄牙船队，双方激战18天，幸存者集中到一艘大船上继续东进，船驶到布通岛时触礁覆没，仅存的四人便携女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逃到波多黎各，不幸又为西班牙人所俘，后遭枪杀。 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死后，英国历史进入了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王朝的第一代国君詹姆士一世屡屡接到商人赴华贸易的请求后，决定派使臣到中国，向中国皇帝提出建立贸易联系的请求。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詹姆士一世修书两封致中国万历皇帝，派商人尼古拉·道通为代表，持信往中国。尼古拉·道通原定先经过万丹、日本，寻找在那里的中国人陪同，之后将两封国书呈送给中国皇帝。尼古拉·道通抵万丹后遇到不少中国商人，“但竟找不到一个中国人敢翻译和陪同呈递这两封国书，因为这样做，根据明政府海禁国令，他们有被处死的危险”。标志着英国第三次遣使来华的两封英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在万丹搁置四年之久，最后竟不知落于何人之手。使臣来华之事，亦告息鼓。 经过这三次失败的贸易探索之后，英国人决定不必经过中国皇帝的允许，直接参与对华贸易，1635年(明崇祯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果阿（现为印度的一个邦）的葡萄牙总督达成协议，葡萄牙人同意英商自由出入澳门从事贸易。于是英王查理一世依靠有经验的商人威廉·科尔亭，组建了一个直接赴华贸易的私人“科尔亭商业公司”。英王本人加入了一万英镑作为股份，并从东印度公司聘请了一位善于远航的船长约翰·威德尔为兵船商队指挥官，在中国有权代表英王行使权力。查理一世在给威德尔的委任状中提到“国王授予你的不仅仅是许可证或下达命令，而且给了你权力……到中国海岸及日本，在这些地方进行贸易。”1636年4月，威德尔率领6艘船舰前来中国。 威德尔船队于1637年6月27日，到达澳门以南的十字门外停泊。在此贸易的荷兰人对英国商船的到来十分不满，因为这时澳门与果阿、里斯本的贸易航线已被荷兰舰队所阻截，航行十分困难，澳门葡人只能维持长崎和马尼拉的贸易航线，而且同长崎的贸易也因日本颁布锁国令而被迫停止，这样就只剩下马尼拉一处仍然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但贸易额每年仍达白银100万两。如果英国人也来到澳门做生意，那么，葡萄牙人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势必会被打破，葡萄牙人的利益将会受到很大损失。因此，澳门葡人拒不执行果阿总督的指示，不允许英国人分享澳门的贸易特权。由于当时英国人无法靠岸与中国官员交流，于是葡萄牙人在中国官员面前极力诋毁英国人，将他们说成是前来捣乱的荷兰人，应予驱逐。葡萄牙人又从澳门派出巡逻艇在英船附近巡弋，阻止英国人进行贸易活动。 在葡萄牙人的干扰下，威德尔见英国在澳门贸易已无希望，便于7月底启碇前往广州。8月8日，英船到达虎门亚娘鞋停泊，虎门炮台守军见不明舰船停泊，便鸣炮示警。据中国史料记载说，“船入虎门时，遂受守将之炮击，威德尔立即回炮，血战数时，炮台失陷”，英国人攻上炮台后，扯下中国军旗，挂上英王旗帜，并拆下35门大炮，作为战利品搬到船上。广州当局派葡人诺雷蒂交涉，威德尔才把大炮归还，同时派出两名商人带购货之用的西班牙银币22000里尔，以及2小箱日本银币随同诺雷蒂前往广州。 但此时，英船却不顾守军的一再警告，继续深入广州内河，广东海防当局见警告无效，于是派出3艘战船冲向英国船队，并不停地发射火炮和火箭，迫使英船仓皇逃走。威德尔对侵犯内河不仅毫无自责之意，反而变本加厉。19日，威德尔率属下在虎门地区纵火烧毁了3艘中国帆船，焚毁一个市镇，抢夺30头猪。21日又攻占并炸毁虎门亚娘鞋炮台，焚毁大帆船一艘。 由于英国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开贸易通道，而在虎门犯下的滔天罪行，使英国人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背离了自己的初衷，再加上明军加强了防守，英国舰队只得驶回澳门，请求葡人出面调停。1637年11月22日，英商在广州答应中国的要求，赔偿白银2800两，并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保证完成贸易后即离去。据此，广州官员决定对其不予追究，令其贸易后尽快离境。12月29日，威德尔船队离开澳门，启程回国，中英之间充满火药味的第一次交往就此结束。 末日大清—— 封建帝国落日余晖 孝庄的陵墓并没有像其他葬于清东陵的皇帝、后妃们一样葬在风水墙的内侧，而是被葬在了风水墙的外边。孝庄为什么不肯葬回皇太极的身边，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不为世人所知的隐情？ 雍正帝在位时间不长，但却在继位和死因问题上为后人留下了两大疑案。也许这些疑案根本就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是后人的种种传言才给它披上了层层的神秘面纱，变得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罢了。 作为一个凡人来说，慈禧也有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有与平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慈禧太后的生活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呢，尤其是作为掌握国家权力的老佛爷，她的私生活有什么秘密呢？ 顺治出家因为秦淮名妓董小宛吗？ 顺治出家因为秦淮名妓董小宛吗？ 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沈阳即位，改元顺治，在位18年。卒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享年24岁。但是，按民间的传说与野史的记载，顺治并没有于24岁时死于天花，而是以死为名，逃离尘世，去山西五台山做了和尚，而且一直活到康熙五十年，74岁时圆寂。那么这是历史事实吗？ 关于顺治出家的原因，《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野史和文学作品记载说顺治因为爱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掳献进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悲痛不已，后梦见董小宛在五台山，于是选择五台山修行。当时著名才子吴伟业（梅村）写的一组《清凉山赞佛诗》，诗文影射顺治在五台山修行，并用“双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于吴伟业的诗素有“史诗”之称，而他苦恋着的，是与董小宛齐名、才高气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种说法并不可靠。董小宛确有其人，但她的丈夫是曾名噪一时的“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董死后，冒以董生前居住的房间为名，写下了一篇《影梅庵忆语》的文章，记述了他为董赎身，与董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董生病而死的详细过程。与冒辟疆同时的一些名士也有与冒相同的记载。根据冒的记述，董小宛生于1624年，而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则生于1638年，董小宛应当比顺治大14岁，且董于顺治八年正月初二去世，其时顺治才13岁，按清宫的规矩，还没到大婚的年龄。所以，董小宛并不是顺治的爱妃。以此为据的顺治出家之说显然不能成立。 顺治热恋过一位董鄂妃，但董鄂妃并不是董小宛，而是顺治的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妃子，董鄂妃在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先他而亡。顺治为她亲撰行状，说她对皇太后“奉养甚至，左右趋走，皇太后安之”；说她“事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又说她“至节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即精”。那么，顺治是不是因为董鄂妃的去世而出家了呢？ 实际上，吴伟业所说的“千里草”也可以解释成董鄂妃的董字。《清凉山赞佛诗》记载“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今日乐方乐，斯语胡为哉？……从官进哀诔，黄纸钞名入……官家未解菜，对案不能食……戒言秣我马，遨游凌八极。八极何茫茫，曰游清凉山……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这“天降白玉棺”五个字，很值得特别注意。事实是：顺治的确有出家的意思，而且剃了头，但是未曾能够真的当了和尚，便死于天花。 在清朝的档案中，也有关于顺治之死的记载，《清世祖实录》第144卷记录了他死前一周内的活动情况：“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顺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贺礼仪，而且当日应该举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庙的礼仪，也派官员前往。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初六日，顺治帝传谕，应该由自己参加的大享殿礼仪，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派官员代祀，让礼部列出代祀官员的名单，并且因为病情迅速加剧，又传谕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的凌晨相当于现在零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内，顺治帝就去世了。 清代皇室的家谱《玉牒》，对顺治的死，也有与《实录》完全相同的记载。皇帝葬礼有很复杂的程式，其中每一步程序的进行都有严格的规制，都要形成文字记录，也就是档案。顺治从病重、去世、遗体安放、继任皇帝和百官不止一次地致祭、神位奉入乾清宫、择吉日再奉入太庙、遗体火化、宝宫奉安、地宫下葬，官方档案中都有时间、地点、仪式、人员等记录。与顺治生前过往甚密的和尚们也都在他们的著作里做了纪实的回忆。两相印证，内容完全一致。如果顺治假病逝，而真出家，与天下臣民开一个巨大的玩笑，官方与民间的记载均系遵从顺治的嘱托而造假，那绝不可能完美到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档案与文献不含一丝瑕疵。 传说中的顺治出家，倒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据《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旅庵和尚奏录》、《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的记载。这些书用语录及偈语的形式，记载顺治曾经在十七年（1660年）十月中旬于宫中，由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和尚茆溪森为其举行了净发仪式。但剃了光头本已出家的顺治，又在茆溪森的师父、报恩寺住持玉林的谆谆诱导和要烧死茆溪森的胁迫下，回心转意，蓄发还俗了。 也许，历史事实是董鄂妃的死，对顺治造成极大的刺激，悲痛欲绝的他精神几乎完全崩溃，一心要遁入空门，寻求解脱。但正在此时，天花却不幸降临到他身上，还没有出家的他在天花病毒的侵扰下一命呜呼。而“顺治出家”不过是民间为这对青年皇帝与爱妃之间凄美的爱情悲剧，而选择的一个慑动人心的美丽结局。 李自成把吴三桂推向多尔衮怀抱？ 李自成把吴三桂推向多尔衮怀抱？ “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讲的是明末清初苏州名妓陈圆圆，母亲早亡，从姨父姓陈。能歌善舞，色艺冠时，时称“江南八艳”之一。崇祯时外戚周奎欲给皇帝寻求美女，以解上忧，后来田畹将陈圆圆献给崇祯。其时战乱频仍，崇祯无心逸乐。陈圆圆又回到田府，后被吴三桂纳为妾。相传李自成攻破北京，手下刘宗敏掳走陈圆圆，吴三桂遂引清军入关。诗人吴梅村为她作《圆圆曲》：“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今人普遍认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之时已经投降了清朝。但也有一些人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后，北方大的政治军事势力有三支，分别是李自成农民军、清王朝和吴三桂明军，其中吴三桂的力量最弱，而且吴三桂所率明军被夹在中间，因此吴三桂要么联合农民军抵抗清军，要么联合清军镇压农民军，由于吴三桂的父亲被农民军关进大牢、爱妾被农民军的将领刘宗敏霸占，为报此仇，吴三桂选择了联合清朝的道路，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投降了清朝。而且以下几点也可以作为佐证。 首先，在李自成起义军攻进北京城之前，吴三桂坚持抗清。明天启末年吴三桂曾带二十余名家丁救其父于四万满洲人之中，孝勇之举遍闻天下，有“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美誉。1641年松锦之战后，明朝在辽东的将士损失殆尽，洪承畴、祖大寿被迫投降，骁将曹变蛟被杀，只剩下吴三桂一支军队在山海关一线英勇抵抗清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吴三桂克服困难，重新组织起一支接近万人的边防劲旅。承担起防守山海关，抵抗清军的重任。为了打开山海关这道屏障，清廷曾多次派祖大寿和洪承畴等人招降吴三桂。但是吴三桂始终不为所动，坚持抗清。 其次，吴三桂的一系列书信也反映他只是求援而并没有投降。为陈圆圆之事吴三桂与农民军决裂之后，吴三桂就宣扬“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在写给多尔衮的求援信中，吴三桂以大明国平西伯自称，他提出：“我国与大清通好二百余年，今我无故而遭国难，大清理应助之。”“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机，诚难再得之时，念之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吾朝酬报大清相助，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可以看出，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多尔衮也说：“你们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我领兵前来成全这一美事。先帝（崇祯）时事，在今日不必说，也不忍心说。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粮，定以军法处死。你们可以通告大小官员百姓，勿须惊慌。” 吴三桂还提出了多尔衮率兵入关的条件和报答，一是寻找到崇祯的太子，在南京重建大明政权；二是以黄河为界，以北归清，以南归大明，两国通好，互不侵犯；三是，清兵入北京，但不得侵犯明历朝皇帝陵寝，也不得伤害百姓。如果多尔衮不同意，那么他只有自己拼死一战。山海关战后，吴三桂又到处散发传单，大造复辟舆论，他提出“约自成回军，速离京城，吾将奉太子即位”，又“传帖至今，言义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宫”。老谋深算的多尔衮担心吴三桂入城后拥立新君万民归附，自己则成了客人，于是“命其西行追贼”。吴三桂因其势力太弱，不敢与多尔衮决裂，只得听从了多尔衮。后来，吴三桂对清朝的反叛似乎也可证明吴三桂未降。 但是，也有人认为清兵入关之时，已经以对待降将的态度来对待吴三桂，而且吴三桂入关后的所作所为也表明他已真心降清，吴三桂虽然打着为明王朝复仇的旗号引清入关，但是却拒绝了南明政权的拉拢。《明季稗史汇编》记录：福王的侍郎左懋第“谒三桂，出银币且致福藩意”时，吴三桂说“时势如此，我何敢受赐，唯有闭门束甲以俟后命耳”。之后的几个南明政权统治者也都拉拢过吴三桂，可是他始终没有表态。相反，顺治十四年（1657年）12月，吴三桂被清廷任命为“平西大将军”，出兵贵州征讨李定国拥戴的桂王政权。桂王政权由于不敌清军而节节败退至昆明。当时南明政权内部派系林立，永历帝无力解决残明势力与李定国等大西军的矛盾，更无力消除大西军内部的争斗，被吴三桂的数十万大军逼逃至缅甸境内。吴三桂陈兵缅甸边境，威逼缅王交出永历帝，带回昆明。永历帝父子被押回昆明后，关在篦子坡头金禅寺内，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吴三桂为断绝后患，断绝尚有兵力的李定国以永历帝为号召来反清，与他对抗，在金禅寺里用弓弦勒死永历帝父子。至此，朱明王朝彻底灭亡。 可以看出，不管当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基于何种考虑，在清廷取得了北京政权后，吴三桂倒向清廷的怀抱是不争的事实，而前明政权这个幌子也已经被他彻底扔掉了。 孝庄反常葬制隐藏的巨大政治玄机 孝庄反常葬制隐藏的巨大政治玄机 孝庄皇后姓博尔济吉特，名布木布泰，1613年出生于蒙古科尔沁贵族世家，是“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的后裔。13岁那年，嫁给了后金国的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称帝后，她被封为庄妃。顺治、康熙时，她被尊为皇太后、太皇太后。1688年病逝，享年75岁。后人称为孝庄皇后。孝庄临死之前，曾经叮嘱康熙说：“太宗的山陵奉安已久了，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就将我在你父亲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吧。”后来康熙遵照太皇太后的懿旨，将孝庄生前居住的慈宁宫拆迁移建到孝陵附近的昌瑞山下，改称“暂安奉殿”，停灵其中。就这样一停就是38年。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康熙的儿子雍正继位之后，才正式建陵安葬。谥为孝庄文皇后，徽号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但是，奇怪的是孝庄的陵墓并没有像其他葬于清东陵的皇帝、后妃们一样葬在风水墙的内侧，而是被葬在了风水墙的外边。孝庄为什么不肯葬回皇太极的身边，孝庄的陵墓又为什么被葬在风水墙的外边呢？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不为世人所知的隐情？ 这种奇怪的葬制，也为诸多早就流传于世的有关孝庄的传言提供了依据。其中，流传最广，至今仍为史学界争论的一大热点就是：孝庄曾经下嫁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之说。他们认为，孝庄太后之所以不愿意回关外与皇太极合葬就是因为曾经下嫁多尔衮，无颜相见于地下。还说，这次婚礼大典是由礼部等衙门操办，极为隆重，中外文武百官都上表祝贺。持这一说的学者主要有以下几个依据：一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多尔衮在入关之后权势极大，击败大顺，攻下南明，几乎是多尔衮一手打下了大清的万里江山。而且清朝入关初年的各种典章制度也是出于多尔衮之手。当时他总揽朝纲，控制军队。虽然不是皇帝但实际上权力比皇帝还大。所以孝庄和顺治为了稳住这位摄政王，先后加封其为“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进而孝庄又不惜下嫁给多尔衮，顺治称其为“皇父摄政王”。其二，根据满族的风俗，兄终弟娶其嫂是合乎礼仪的。因此孝庄下嫁多尔衮从满族的角度讲也没有什么说不通的。其三，人们认为，后来顺治之所以加封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就是因为母亲下嫁给他，这样叫更合乎情理。他们的再一个证据就是南明遗民张煌言的一首叫《建夷宫词》的诗，诗中言：“上寿殇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这里面明确地说出了太后下嫁之事。张煌言是当时代的人，他的诗应该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此外，还有人说，曾经在内阁大库档案中见过，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的诏书。由于上面的几条证据，这一派学者认为太后下嫁多尔衮应该是历史上的铁案，毋庸怀疑。 但是，持反对意见的史学家们接着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满族历史上确实有“收继婚”这种说法。也就是说，父亲死后，儿子可以娶他的后母（生母不可以娶）为妻；兄死后，弟弟可以娶他的嫂子为妻。他们认为孝庄与多尔衮成亲虽然合乎满族的风俗，但这并不见得他们就会按照这个风俗来做。孝庄与多尔衮从早年就相互倾慕也是没有史学依据的野史传说。孝庄是两朝皇太后，曾经担负过辅佐两代君主的重任，如果孝庄曾下嫁多尔衮，她就变成了王妃，也不会再有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张煌言是前明遗臣，他写诗的时候还进行着抗清的斗争，他故意以此来诋毁清朝君王也说不定。张煌言当时身在江南，根本不可能详细地知晓北京城里发生的事情，而且诗词本身作为一种文学载体，有夸大和歪曲的可能，也不能直接拿来做历史证据。我们在当时朝鲜的《李朝实录》中，也没有找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如果太后再婚是公开的，清朝政府也会给朝鲜颁布诏书。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都会有几批朝鲜使节到北京进贡，他们肯定也会听说这件事。同时在古代中国皇上称有功的大臣为父并不奇怪，古代就已经有过称大臣为尚父、仲父的先例，这里顺治加封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也没有什么奇怪。而且，多尔衮死后不久，就开始有人告发他生前曾谋篡帝位，刚刚亲政的顺治皇帝马上下令将多尔衮削去爵位，撤出宗庙，开除宗室名分，籍没家产人口入官，平毁陵墓。如果孝庄真的曾经下嫁多尔衮一定会反对顺治的这个决定，继续维护多尔衮的名誉。再一个是，前面学者所说的有关孝庄下嫁多尔衮的诏书，别人谁也没见过，只是一个已经丢失的孤证，也没有办法完全地证明历史的事实。因此，他们认为孝庄下嫁多尔衮之事纯属野史小说中的传言。根本不是历史的事实。 总的说来，“太后下嫁”的疑案，300多年来，各种说法均有，难有定论。历史学家大都对这一问题采取存疑的办法，至于各种影视文学作品的各种解说，都是根据历史演绎出来的戏说之辞，不能当作历史事实来看。 雍正“矫诏继位说”为何盛行？ 雍正“矫诏继位说”为何盛行？ 中国历史上，皇子们为争夺储君地位的斗争屡见不鲜，雍正皇帝的继位就被认为是一场阴谋，那么，雍正皇帝是怎样登上皇位的？他真的是矫诏吗？ 康熙皇帝一生共有35个皇子，其中皇二子允为皇太子。但皇太子长大之后，对于康熙迟迟不死感到着急，同时也怕康熙皇帝哪天变了主意，会立别的兄弟做皇帝。于是便同索额图等人结成太子党，暗中培养势力，企图谋害康熙，夺取皇位。后来被康熙皇帝觉察，康熙一怒之下于四十七年（1708年），将其废黜。康熙废掉皇太子之后，储位空虚，这样诸位皇子之间争夺储位的冲突骤然激化。后来，康熙曾一度恢复允的太子之位，但是允不思悔改，再次密谋篡位，又被康熙废黜。从此，康熙到死也没有再提立储之事。 康熙六十一年冬，康熙帝在热河和南苑行猎之后“偶感风寒”，住在畅春园休息，命皇四子胤往天坛代行冬至祭典。十一月十三日凌晨，病情恶化，至夜间猝然逝世。据说康熙驾崩之前曾经将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允、皇八子允、皇九子允、皇十二子贝子允、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八人招至御前安排后事，并命隆科多草诏传位于皇四子胤。康熙驾崩7天后，隆科多公布了康熙的遗诏，宣谕：“皇四子胤，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几天后，胤在太和殿即位登基，改年号为雍正元年。 胤的继位就像是一块石头丢进了原本平静的湖面，让清廷内外动荡不已。不久，有关雍正篡位的传说就悄悄开始流传。较早见于记载者为《大义觉迷录》，其中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故，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 近代也有学者认为康熙临终前召“八人同受面谕”值得怀疑。据史料记载，康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八九点钟驾崩的，召胤进畅春园是在这天的凌晨一两点钟，也就是说在胤到达畅春园之前，康熙已经将八人急召入宫，宣布了遗诏的内容。而后来雍正自己说有八人同时受诏书是他继位后的七年。如果此事是真的话，一直受人怀疑的雍正也不会等到七年之后，同受面谕的八人大都变化了时候才拿出这一证据。所以这一证据极有可能是雍正为了掩盖自己改诏篡位的事实而伪造出来的。 但是，对于改诏一说，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首先是皇十四子的问题。康熙在选立储君问题上确实是在犹豫。开始确实有考察皇十四子允禵的意向。但是，允禵在西宁建立衙府、收受贿赂，引起康熙的不满。所以，康熙又在自己体弱多病之时让允禵回到前线，而让皇四子代为祭天。说明康熙此时已无传位皇十四子的意思。而对皇四子似乎更加器重。另外，雍正改“十”为“于”说也站不住脚。因为，根据清朝的用语规范，传位诏书均写为“传位皇某子”。如果将其中的“十”字改成“于”，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就读不通了。而且清代的诏书中“于”与“於”字是不能互用的，诏书中用的都是“於”字，没办法改。此外，清代诏书都是用满、汉两种文字写的。满文是竖写的，很难更改。至于，雍正让十四弟把“祯”改为“”字，是为了表示避讳，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雍正囚禁允，只是表示雍正对允手中的军权不放心，不能以此说雍正就是篡位。 综合以上史料，可以看出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康熙比较欣赏雍正那种雷厉风行而又粗中有细的性格，认为他能够在自己百年之后，扭转自己晚年政治上的颓风。康熙晚年让雍正代为祭天，就说明康熙早就有选立雍正为自己的继承人的考虑，因为在封建社会，祭天是天子独有的特权。此外康熙选中胤，还因为他喜欢胤的儿子弘历，康熙生前曾将弘历接到宫中亲自指导，康熙到围场打猎或批阅奏章，都要弘历在一旁侍奉。康熙让雍正继位，也许真的有隔辈的考虑，他要为大清立下两代英主。这在乾隆陵前的《裕陵神功圣德碑》中，也可以找到佐证，这些都说明无论传位的诏书是真是假，康熙确实是要立雍正为继承人的。 关于雍正篡位的传言也许是那些不甘失败的皇子和不满雍正严厉的政风的官吏们故意制造来诋毁他的。雍正篡位的故事也只是心怀好奇的人杜撰的传奇而已。 雍正暴卒尸体无头案真相揭秘 雍正暴卒尸体无头案真相揭秘 清世宗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1678～1735年)，康熙皇帝第四子，清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他对有碍于皇权的反对势力大加挞伐，有效地改善了吏治，增加了国库收入，为乾隆朝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同时，雍正又是一位刚愎自用、疾恶如仇、喜怒无常、独断专行的皇帝。因他只坐了13年龙位就暴死于深宫之中，对于他的死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稗官野史中更是众说纷纭。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猝死在圆明园。雍正皇帝死得十分突然，无论是他的皇后皇子，还是身边最得宠的大臣都没有丝毫心理上的准备。据雍正朝大学士张廷玉的《自订年谱》中记载，雍正帝在临终之前，没有丝毫一病不起的迹象，张廷玉在雍正帝死之前不久，还曾“每日进见”，雍正驾崩那天，张廷玉被被急召进宫，得知雍正皇帝已濒弥留，这个消息使他“惊骇欲绝”。作为第一手资料的《起居注册》中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终日守在身旁。戌时(傍晚七时至九时)皇上病情加重，急忙在寝宫发布遗诏给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龙驭上宾于二十三日子时(夜十一时至翌日一时)。由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着宝亲王继传。”但是官书正史上并未言明雍正到底是患了什么疾病。而且官书实录、起居注等文献对雍正生病期间的状况也稀有记载。以至于时人后人都对雍正的死因妄加猜测，众说纷纭。雍正帝驾崩之后，他的灵柩在清宫只停放了19天就被移厝到雍和宫永佑殿。为什么他的灵柩会这么着急从皇宫中移到寺庙里来，难道雍正的死真的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吗？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中说，雍正是被民间侠女吕四娘所杀。吕四娘是清代著名学问家吕留良的孙女，吕留良因受曾静、张熙案的牵连，死后还被挖棺戮尸。当时吕四娘一向跟随大侠甘凤池练习剑术，身轻如燕，有一身的好功夫，得知自己祖父的遭遇后，吕四娘大愤，深夜入宫将雍正刺杀，并割去其头作为报复。由此，民间传说雍正下葬的时候安的是一个金头，以掩饰首级被割的尴尬。 也有人说是因为雍正迫害自己的兄弟，结果引起原阿哥们所蓄养的武林人士的仇恨。当时有个僧人武功很厉害，后来雍正派自己的武林高手们将他团团围住，僧人说，今天我气数已尽，但三个月内必有人为我报仇，说完便自刎了。那些人将僧人的首级割回去复命，并把僧人说的话禀告了雍正。雍正听后非常害怕，大力加强了宫廷的防卫，并命侍卫们日夜巡查。但仅过一个月，雍正便无故暴死于内寝。 但有人认为这种行刺之说纯属谣言。首先，吕案发生后，其家人皆受罚，无漏网之人。其次，四娘根本不可能混进宫。虽然曾经也有过罪犯眷属特别是15岁以下女子，入宫为奴，像株连在吕案中的严鸿逵、黄补，其妻妾子妇即服侍于功臣家，然而吕氏的孙辈在宁古塔成为奴隶，犯大罪的人犯多是这样下场。所以四娘不可能混入宫内。还有，皇帝实际上一年之中的三分之二都驻跸在圆明园这个离宫。园内内阁及各部院等机构之规模宏大与大内不相上下。雍正二年起，便设护军营，一个女子根本不能飞檐走壁，穿过昼夜的巡逻和森严的戒备，轻易地就进入寝宫，刺杀皇帝。因而，雍正遇刺身亡并且尸体无头的说法便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也有人认为雍正是“过劳死”，由于他过于勤于政务，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有时候深夜还在阅批奏折，而第二天很早就要去上朝。据记载，雍正在即位后的五六年里身体还算可以，但在雍正七年（1729年）的时候，他得了一场大病，一病就是一年多，几乎一命呜呼。手下的官员上请安折让他多休息，雍正偏要逞强，只要他能动得了，什么事情都要躬身亲为。如此一来，即使不忙死，也会累死。就说雍正去世前的几天，他也没有得到任何的休息，反而一直在抱病工作。直到最后那天挺不住了，他才让两个儿子前来侍候。 此外，还有一说认为，雍正皇帝是服丹药中毒而死。这些人通过细致研究雍正朝的起居注发现，雍正皇帝十分崇尚方术。雍正帝为了求得长生不老，在宫里蓄养了大批的和尚、道士。他自己也十分的热衷占卜、求神等术数。甚至还常常以此来决定对官吏的任用和升黜。在雍正的《御制文集》中写下了不少歌颂神仙、丹药的诗。而且在政务之余，雍正还常常在道士和尚们的指导之下，研究炼丹、采苓、放鹤、授法等道家秘术。雍正为了求得长生，还经常服用道士们进献的丹药，在朝鲜的史籍中就有关于雍正帝沉迷方术，以至于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动的记载。 另外，人们还从雍正的继位者——乾隆皇帝这里找到了一些证据。雍正皇帝死后仅隔了一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乾隆皇帝就突然下了一道谕旨，驱逐圆明园中炼丹的道士们出宫。并对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说：“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大行皇帝（指雍正）御前一言一字……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新君刚刚继位，雍正大丧未完，朝中有众多事务需要处理。乾隆别的事情不去做，而急着下令驱逐数名道士，这种做法确有奇怪之处。驱逐道士的同时，乾隆还另外降下一道谕旨谕令宫中的太监、宫女，不许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乾隆帝为什么不许宫中太监宫女们乱说，难道此间真的有什么不想为外人知道的隐情？联系前面乾隆对和尚道士们的处理。也许“中毒身亡”之说确实有几分可能，而且，后人以现代医学知识来对照雍正死之前的症状，发现雍正皇帝死之前的症状与中毒而死的症状极为相似。以上仅为流传较广的两种说法，至于历史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史学界的进一步考证。雍正死后被葬于清西陵的泰陵，号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世称雍正皇帝。 雍正帝在位时间不长，但却在继位和死因问题上为后人留下了两大疑案。也许这些疑案根本就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是后人的种种传言才给它披上了层层的神秘面纱，变得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罢了。 乾隆帝生母究竟为何人？ 乾隆帝生母究竟为何人？ 众所周知，清朝是满族爱新觉罗氏建立的王朝，但是清朝的一位皇帝却被众多人认为是汉人，他就是乾隆皇帝。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也将乾隆皇帝描述成浙江海宁陈阁老的儿子。金庸先生这么写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自清末以来，野史笔记和民间传说中确实都认为乾隆皇帝是海宁陈家陈阁老的儿子。由此，人们也就展开了关于乾隆皇帝身世的一番争论。 在《清朝野史大观》中，是这样记载乾隆的身世的，相传在浙江海宁有一个盐商叫陈世倌，在康熙年间曾入朝为官，与雍亲王即后来的雍正帝私交甚笃。有一年，雍亲王和陈世倌两家的夫人在同一天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让陈世倌将孩子抱进王府让自己看看。可是，当孩子送还时，陈家却发现，原来好好的一个胖小子变成了小丫头。陈世倌考虑到此事攸关性命，未曾敢对外透露半点……而这被换进王府的陈世倌之子自然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乾隆继位后，对海宁陈家非常优待，自己也曾先后六次南巡江浙，去陈家拜望自己的亲生父母。并亲笔为陈家的宅堂题写了“爱日堂”和“春晖堂”两块牌匾。“爱日”一词，来源于汉朝扬雄《孝至》一文。意思是儿子孝敬父母的日子。“春晖”一词来自唐代孟郊的《游子吟》中“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后人常以春晖来比喻母爱。这两方匾额的题词内容都有儿子尊敬和孝顺父母的意思。于是，后人就认为，乾隆皇帝题下这两块牌匾就含有孝敬亲生父母的意思。 另外据《清代外史》记载，乾隆在宫中的时候经常穿着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自己是否像汉人。《清宫十三朝演义》中也认为乾隆六次下江南住在陈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探望亲生父母。由此，人们认定乾隆帝也许确实是海宁陈阁老家的儿子。 但是，有人对于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根据皇室族谱《玉牒》的记载，在乾隆帝降生之前，雍正帝已经有了三个儿子。虽然，长子和次子都早早夭折了，但第三个儿子此时已经8岁。雍正也正当壮年，没有理由在有了儿子的情况下再偷偷摸摸的用自己的女儿去换陈阁老家的儿子。至于乾隆六下江南中有四次住到海宁陈家的私人花园中，是因为乾隆即位后，对修建钱塘江两岸的海塘非常重视，趁着南巡之时前往修塘的前线视察，而在海宁，陈家花园是最合适的住所，再说陈家花园离陈家住宅实际还有几里路远，乾隆在陈家花园住过四次，但对陈家子孙却一次也没有召见过，更谈不上“探望亲生父母”了。这个园子本叫做“隅园”，乾隆帝在居住之时亲自把它改名为“安澜园”。“安澜”即水波不兴之意，由此也可以看出，乾隆帝临视海宁，确实是为了巡视海塘工程。至于前面提到的那两块匾额，陈家倒是确有此物，只不过据史学家孟森的考证，这两块牌匾不是乾隆所题写，而是康熙皇帝写的。在《陈元龙传》中就有记载。一个是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四月，康熙在政务之余召见群臣，一时兴致极好，就问“你们家中各有堂名，不妨当场写给我。我写出来赐给你们。”当时在康熙朝中做官的陈元龙奏称说，家父年逾八十，我曾想写“爱日堂”三字，以表孝心。康熙就给他题写了这个堂名。另一个是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六月，陈元龙奏称自己的弟妹黄氏为侍奉公婆在家寡居41年，康熙为褒扬节孝，便题写“春晖堂”匾额赐给她。也就是说这两块牌匾根本就与乾隆没有关系。而且乾隆对陈世倌的态度也绝对不像是父子。据记载乾隆六年（1741年）陈世倌升任内阁学士不久，就因为起草谕旨出错，被乾隆当众斥之为“少才无能，实不称职”。如此言语，怎么会是父子关系呢？ 关于乾隆皇帝身世，除了在是不是雍正的儿子上存在争议外，乾隆的生母是谁？出生地在哪儿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种说法认为乾隆是由热河行宫里一个丑宫女在草棚里所生。传说有一年雍正随康熙到热河打猎，射倒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很多鹿血。鹿血有很强的壮阳功能，雍正喝后难以自持，就随便拉出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发泄一番。没想到这一番发泄竟然种上了龙种，第二年，雍正再次来热河的时候，听说李家女子怀上龙种，怕此事传出去坏了自己的名声，忙派人把她带到草棚，后来丑宫女就在草房里生下乾隆。 还有一种说法说，乾隆的母亲是雍正的一个使唤丫头。这一说法来源于王运《湘绮楼文集》中的记载。书中的“列女传”记载了乾隆的一句话：“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六七岁时父母遣诣市买浆酒粟面，所至店肆大售，市人敬异焉。十三岁时入京师，值中外姐妹当选入宫……孝圣容体端颀中选，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后来，这个丫头竟生下了乾隆。 据清朝皇室族谱《玉牒》记载：“世宗宪皇帝（雍正）第四子高宗纯皇帝（乾隆），于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由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凌柱之女诞生于雍和宫。”也就是说乾隆皇帝是由钮祜禄氏生于雍和宫，即原雍亲王的府邸。 种种说法使得乾隆的身世扑朔迷离，当然这些说法都只是一家之言，并不可靠。对于这些历史的疑点，现在已无法回到当时去考证。后世的学者们只能根据各种传世的文献材料进行推测。由于所依据的材料的差别，提出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但无论提出多少种不同的看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真相只有一个。 和深得乾隆恩宠的三大秘诀 和深得乾隆恩宠的三大秘诀 和(1750～1799年)，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和做官期间平步青云，官至宰辅，控制朝政长达20余年。他在职期间，擅权纳贿，贪赃枉法，网罗亲信，迫害异己，祸国害民，这一切均发生在乾隆时期。虽然乾隆并非昏庸之辈，而是一个精明且有作为的皇帝。但是他还是宠信和，那么，和是如何得到乾隆恩宠的呢？ 野史记载说，是因为和举止合度，颇似当年乾隆心仪的已故雍正妃子马佳氏。乾隆想要把欠马佳氏的情，一古脑地还到和身上，造就了和一生的荣华富贵。当然，这不足为据，和之所以能得到乾隆的恩宠，他是下了大力气的。 秘诀一：把准龙脉，练好内功 和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他与弟弟和琳从小都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和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因而得到老师吴省兰等人的器重。 乾隆三十四年，20岁的和继承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第二年，参加顺天府科举乡试，没有考中举人。不过，没有功名的和，后来却因颇有才学主管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23岁的和被任命为三等侍卫(正五品)，这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作为皇帝的一名普通侍卫，和靠什么得到乾隆的赏识呢？这主要靠和精到的溜须拍马之术，乾隆博学多才，和想要拍马屁就要恰到好处，才能使龙颜大乐，得到赏识。和博学多才，善于古玩鉴赏，而且文笔非常好，这都是他得宠的重要原因。和的另一手腕就是投其所好。乾隆一生喜爱诗词书法，和为了迎合乾隆，在这些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乾隆的书法很见功力，和的字酷似乾隆，可能是他刻意模仿的，乾隆后期的有些诗匾干脆交由和代笔，挂在北京故宫崇敬殿的御制诗匾，据考证就是由和代笔的。 和对付同僚的手段非常高明，讨好皇上更是与众不同。从当时朝鲜的《李朝实录》中可以看到来华朝鲜使臣的描述：和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每当皇帝吐痰时，他就马上端个盆子去接，这就是和得意官场的原因。 秘诀二：结亲皇家，背靠大树好乘凉 《和列传》中记载，乾隆四十五年正月(1780年)，31岁的和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与刑部侍郎喀宁阿一起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 由于办案出色，和在回京的途中，就被提升为户部尚书。时隔一个月，乾隆给和6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又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丰绅殷德，两人于乾隆五十四年结婚。这门亲事，既给和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又使和在政治上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即使做错了什么事，也不会受到处分。据史料记载，和从继承三等轻车都尉，直至他获罪前后的29年中，重要的封官就有47次之多。以至于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说“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为二皇帝”。 秘诀三：狐假虎威，扯虎皮做大旗 乾隆在晚年时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他六次南巡，沿途建造了30个行宫；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仿造江南风景，建造娱乐场所；80岁时举行万寿大典；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银子。当时国库已枯竭，银子从哪里来？在这种情况下，乾隆非常需要和来搜刮钱财，因为和深谙此道，他在不大动用国库的情况下，就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需要。 皇帝80大寿时，和命外省三品以上大员都要进献，在京各部长官要捐出工资，淮南淮北的盐商要捐银400万两。和还创立了议罪银制度，就是准许有过失的官员交罚款代替处分，少则数千两银子，多则数万两、数十万两。这种议罪银直接交到内务府，入了皇帝的私人腰包，许多督抚大员都受到过这种敲诈。和多方搜刮勒索，使得原来入不敷出的内务府，没用几年的时间就扭亏为盈，乾隆对此十分高兴，对和也就更加依赖。 和还通过各种方法搜刮大量银两与珍宝。他在填满乾隆皇帝腰包的同时，也在毫不含糊地往自己怀里装银子。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他这一关，有时交一两件给皇上，其余的都落在和的手里，这些珠宝分别藏在许多地方，在当年和的住宅，有一部分珠宝就藏在特制的夹墙里。 这种事情，打着效忠皇上的旗号，自然不容易被人发现，即使被发现，也没有人敢说三道四，和认准了这样一条经验：只要讨得皇帝欢心，其他什么都好办，哪怕是犯了什么过失或是顺便也给自己搂钱，皇帝也不会在意。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89岁的乾隆寿终正寝，和的靠山倒了。嘉庆即位后不久，就将和革职查办，和的家产值白银8亿两，是清王朝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嘉庆帝本要将和凌迟处死，但由于作为和儿媳妇的和孝公主求情，并且参考了董诰、刘墉诸大臣的建议，改为赐和狱中自尽。为避免政坛风波，嘉庆帝宣布对能弃恶从善的和余党一律免于追究。经查抄，和财产的三分之一，价值二亿二千三百万两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无法胜数，有些珍品比皇宫甚之。民间谚语说：“和跌倒，嘉庆吃饱。” 慈禧太后后宫私生活有什么秘密？ 慈禧太后后宫私生活有什么秘密？ 慈禧太后（1835～1908年），叶赫那拉氏，满洲正黄旗人，安徽宁池广太道惠征之女。她执晚清政权50年，其间发生的许多大事可谓路人皆知，慈禧在我们的印象中不外乎一个卖国者、阴谋家，狠毒而冰冷。但作为一个凡人来说，慈禧也有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有与平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慈禧太后的生活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呢，尤其是作为掌握国家权力的老佛爷，她的私生活有什么秘密呢？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慈禧太后深谙此道，当年她就是靠着自己的美貌获得了咸丰皇帝的宠爱，从而走上了人生的光明道路，因此当她大权在握的时候就更加注重保养，搜集各种方法使自己容颜不老、青春永在。慈禧的一大嗜好是吃花、浴花。慈禧小名叫兰儿，所以她对兰花格外喜爱，在宫内苑囿中栽种了兰花。在她做妃子时，衣服上绣着兰花的图案。不仅如此，慈禧还嗜菊如命。她少年得宠，爬上太后宝座又费尽心机，以致中年之后，便渐感精力不济，常常头晕、两眼干涩、视物昏花。粗识药性的慈禧，就择以上等杭菊花代茶频饮来缓解症状。尝到甜头的她还把菊花作为礼品馈赠各国驻京的使节夫人。 慈禧爱菊，所以也爱养菊，多次下令在京城各地广植菊花。1894年，慈禧筹办60大寿，到北京万寿寺烧香之际，因见紫竹院南岸的浅山黄土裸露，景色肃杀，便下令依山种植各种菊花。因菊花又名九花，所以后来人们便把这山叫做“九华（花）山”。慈禧晚年老眼昏花严重，对菊花更是情有独钟，不仅天天饮菊花茶，还令人在颐和园里种了大量菊花，品种多达233个，可谓盛极一时。曾经在慈禧身边做过贴身女官的美籍华人德龄曾写过一本《清宫二年记》，其中写道：“她(慈禧)像普通人一样，爱着各种生物，像花草、树木、狗、马等都是她所喜欢的。”慈禧尤其喜欢白龙须、紫金铃、雪球等名贵花草，命太监在颐和园中种植了上万株，并派专人加以护理照料，她一有空便在花丛中把玩欣赏。 慈禧太后不仅喜欢赏花、嗅花，还喜欢兴致勃勃地吃花，她最喜欢吃的是白菊花和荷花，她命人将那些开得正盛的花朵采摘来，在温水里漂洗过后，放在竹篮里沥净，然后由御膳房拿来一个银制小锅，里面盛着炖好的鸡汤，外加一些生鱼片和酱油等调料，慈禧太后就取来花瓣蘸着汤料吃起来，一次能吃很多，她还喜欢将荷花瓣和玉兰花加入调料煎制成零食，留作消闲上品。此外，慈禧太后在美容、沐浴时，也喜欢用花朵作料，她在美容美肤时，经常使用由金银花制作的花露水，将其涂在身体上轻轻拍干，而在洗澡时，又用大量的玫瑰花或茉莉花作香料，洒入水中，浸泡在花团簇拥中，享受鲜花带来的艳丽和滋养。 很多人以为高跟鞋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实际上，早在中国古代就有高跟鞋出现。如满族女人穿一种高底平头鞋，高底鞋是满族女人们最富民族特色的鞋子，鞋底中部足心的地方垫一个高约十厘米的高底，外面缝上纳好的数层白布。这种鞋底，分马蹄形、花盆形和元宝形三种，鞋口镶边，鞋面刺绣、堆绣各种花纹。慈禧身材娇小，极喜爱这种高底鞋，特别是花盆底和马蹄形女鞋。粉色花盆底鞋和湖色马蹄鞋，造型别致，花色清纯，是她的最爱。穿上这种高底鞋后，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仪态万方，我们今天看到的当年慈禧的照片、画像上，她穿的最多的就是这种高底鞋，可见她对这种鞋的痴迷程度。 根据记载，慈禧太后的一餐通常有100多道菜品，用来盛放食物的食器和餐具也非常考究。饭前，先进食瓜果、茶。在菜品中，猪肉类约有10种，鸡肉、鸭肉、羊肉各有数种，烤、蒸、炒等烹调方法俱全，御厨们还要绞尽脑汁，将菜品摆放成龙、凤、蝴蝶、花卉等各种吉祥的图案，或拼成“福”、“寿”、“万年”、“如意”等字样。慈禧的御厨中不乏名厨、大腕，比如王玉山，擅长“抓炒”，被称为“四大抓”——抓炒里脊、抓炒鱼片、抓炒腰花、抓炒虾。 关于慈禧太后的后宫私生活，稗官野史中流传着形形色色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慈禧太后很早之前就与恭亲王奕相好，在她刚入宫做秀女时便与奕私通，经常趁别人不注意时偷情狂欢，甚至有人怀疑同治皇帝并非咸丰的亲生儿子，而是慈禧与奕的私生子。还有人认为：慈禧的情人是大臣荣禄，传说荣禄是慈禧的初恋情人，在慈禧年少时曾救她免于被恶少强奸，此后便一直保持暧昧关系，经常私通淫乱，荣禄也得到慈禧的重用，曾经参与确定载(即光绪帝)继承帝位的事情，在戊戌政变中协助慈禧废除戊戌变法，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则跟随慈禧太后逃至西安，成为与慈禧太后形影不离的侍臣。在民间传说中，慈禧太后与大太监安德海、李莲英也有私染，由于太监没有生理能力，所以慈禧与他们交好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与刺激，李莲英在这方面很善于迎合慈禧太后，所以得到她的万千宠爱，虽然这种宠爱带有心理变态的倾向。 这些传闻绝大多数没有正史记载，因而真实性无法考证，其实即使是真的正史也不会记载，但所谓无风不起浪，民间的口耳相传往往具有现实的影子。慈禧太后26岁便开始守寡，处境可谓凄惨，年轻貌美的她必然耐不住寂寞而去寻求发泄和满足的机会。当她垂帘听政，掌握国家大权的时候，更是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真的发生这些事情也是毫不奇怪的。 东太后慈安暴卒因干涉慈禧私情？ 东太后慈安暴卒因干涉慈禧私情？ 东太后也就是慈安太后，是清代咸丰皇帝之妻。1861年，咸丰帝死后不久，年方6岁的载淳继承了皇位，年号祺祥。尊奉刚满25岁的咸丰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皇太后，生母叶赫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也就是后人所称的东太后和西太后。 咸丰帝去世之前，曾设定了一套两太后与大臣们互相牵制的制度，但是为了能够独揽大权，慈禧与恭亲王奕定计，发动祺祥政变，处死了肃顺等人，夺取了清王朝的最高权力。表面上，慈安与慈禧两宫太后以姐妹相称，共同垂帘听政，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可是到了1881年，年仅45岁、比慈禧还小两岁的慈安太后突然暴毙宫中，清廷的垂帘听政由两宫并列一下子变成了慈禧一人独裁。 慈安太后“体气素称强健”(孔孝恩、丁琪著《光绪传》)，而当时西太后慈禧正病卧在床。所以听到噩耗，很多朝臣都以为是“西边出事”了，等得知结果后惊诧不已。许多官员提出怀疑，尤其是左宗棠，立即大喊有鬼。翁同的《翁文恭公日记》中记载说：“则昨日(初十日)五方皆在，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按无药，云头脑混乱，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天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呜呼奇哉!”仅12小时便由发病至死，岂不“奇哉”？据说，慈安太后在暴卒的当天还曾经视朝。而当时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觐见慈安，都见慈安面无病状，仅是两颊微红，犹如醉色，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午后军机诸臣退，内廷忽传孝贞太后驾崩，命枢府诸人速进议，大臣惊诧不已。 对慈安太后突然死亡的原因，在当时及以后都有种种怀疑与猜测，成为200多年清宫史上的又一起疑案，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慈安太后自杀而死。据《清稗类钞》记载，祺祥政变之后，慈安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执掌朝廷的大权。慈安因为天性平和，不喜欢多问政事，所以朝政实际上是处于慈禧太后一人的控制之下。但有一次，慈禧太后突然得了重病，不能处理政事。慈安太后便代替慈禧独自处理了一段朝政。但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以为慈安太后这是要夺取自己手中的权力。便说慈安“诬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致使慈安气愤异常，恼恨之下，“吞鼻烟壶自尽”。 然而民间流传最盛的是慈禧毒杀慈安。对于慈禧毒死慈安的原因，又有几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说咸丰帝临死前，曾交给慈安太后一道密谕，要她好好约束叶赫那拉氏。慈禧听说后，行为便不太敢张狂。光绪朝时候，慈禧再度垂帘，慈安对政治有倦怠意，不多过问政事，有时甚至不出来垂帘摄政，慈禧更加纵恣无度。她一人召见廷臣，有事竟不复禀慈安，慈安太后内心多有不平。光绪七年发生了慈禧小产之事。慈安知慈禧失德，对慈禧加以规劝，让她保全皇家体面。并出示文宗遗诏，给慈禧看。慈禧看后，面色顿变，惭愧不已。慈安见慈禧有真心悔过之心，索要过函文，随即于灯烛上烧了。慈禧又是羞惭又是愤怒。此后不久的一天，慈安正在荷塘边看金鱼，突然，慈禧身边的太监李莲英送来一盒点心。并说：“这种点心，西佛爷觉得好吃，不肯独用，送一点给东佛爷尝尝。”慈安听了很高兴，当即尝了一块。谁知这天夜里慈安便暴病身亡了。这离慈安接见军机大臣才不过几个钟头的时间。更为奇怪的是慈安太后死后，并没有按照制度，先召军机大臣前来，并由军机大臣检查方药。也没让慈安的家人进宫验视。而是暴毙之后接着就收殓入棺了。所以人们推测是慈禧在点心中下毒，毒死了慈安太后。怕别人知晓，才会这么做。 还有一种版本是说光绪帝即位之后，喜欢与慈安亲近，令慈禧忌恨。此时，李莲英因得慈禧太后宠幸，仗势胡为。一日慈安太后乘辇车过某殿，李莲英与小太监角力，对慈安置若罔闻，慈安怒以杖责之，并到慈禧住处教训了慈禧一顿。慈禧不服，两人闹翻。不几日，即传慈安暴崩一事。 还有一种更加离奇的版本是慈禧太后喜欢看戏，经常召当时的一位名伶进宫演戏。时间久了慈禧便看上了他，还留他在宫中过夜。有一天，慈安到慈禧宫里找慈禧。忽然看到有个戏子睡在慈禧床上。慈安看后大怒，当即将这位戏子处死。并拿出先帝留下的“若懿贵妃仗恃生子骄纵不法，可按祖宗家法处死”的诏书，要废掉慈禧。慈禧跪地求了很久，慈安才答应不再追究此事。但慈禧却一直忐忑不安，生怕慈安哪天会不利于自己。于是慈禧让宫婢给慈安送去点心，慈安吃过后不久便暴卒了，连太医也没来得及叫。 也有人认为是权力之争导致慈禧动了杀机。据说在光绪六年（1880年）到东陵祭奠咸丰帝，慈安认为她是正宫皇太后，在祭奠典礼时，她的位置应排在慈禧之前。而慈禧则坚决不允。两人在陵寝之地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还是照慈禧的意见办了。两人并列，不分先后。但是，慈禧认为这是慈安在有意羞辱自己，“因愈不悦东宫”，而动杀机。 当然，这些版本众多的说法，都是民间野史笔记的记载。对于慈安的死，后人已经无法知晓其中的事实，所有的说法都只是后人根据某些材料的推测而已。但无论如何，慈安之死的确蹊跷，慈禧难脱干系。 大清国皇帝为何三朝接连断后？ 大清国皇帝为何三朝接连断后？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建立之初，各位皇帝的子嗣还算众多，但是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却先后有三位皇帝没有后代：光绪帝绝后，他之前同治帝绝后，他之后宣统帝也绝后。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有人研究发现，大清国皇帝接连断后，竟然与他们的婚姻习俗有关。甚至还可以这样说，满洲皇族的婚姻习俗导致皇帝生育能力逐渐下降，直至清末连续三代皇帝的龙种繁衍戛然而止。按照满洲皇族的婚配习俗，丈夫死后，允许妻子转嫁丈夫的弟弟，甚至可以转嫁儿子或侄辈。这种原始的婚俗，把女人当做一种财富和交配工具。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后，册封的五宫后妃都来自蒙古博尔济锦家族。其中有三位漂亮的后妃论辈分是姑侄。 皇太极之子顺治与其父亲一样，也是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孝庄文皇后的两个侄女，都嫁给了顺治帝，一个封为皇后(即孝惠皇后，后被废降为静妃)；另一个封为淑惠妃。顺治帝娶的这两个妻子，是他同一个亲舅舅的两个女儿，都是他的表妹。后来，孝庄文皇后的一个侄孙女，又嫁给顺治为妻，后被封为孝惠章皇后。顺治不仅娶了两个表妹，还娶了表侄女为妻。宣统退位后娶的皇后婉容，本为皇室贝勒毓朗之外孙女。毓朗之父溥煦与溥仪是刚出五服的同宗兄弟（溥煦为清高宗长子定安亲王之玄孙）。 女真(满族前身)初兴时期仅3万人，蒙古则有40万铁骑。弱小的满族要实现扩张雄心，奉行满蒙联姻，不失为高明之举。后金国大汗、大清国皇帝、王、贝勒等贵族娶蒙古女子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蒙古王子王孙，其间夹杂着严重的近亲婚配甚至乱伦婚配，如此相袭，亲上加亲，有的因姑侄同嫁一人，亲到了扯不清伦理的地步。满蒙联姻的结果，带来了灭亡明朝、入主中原的辉煌胜利，同时，近亲和乱伦婚配又埋下了满洲皇族毁灭的因子。 综观清代皇帝，总体上越到后来生育能力越差，所生子女早夭比例越高。 开国皇帝皇太极，享年51周岁，可查的有名分的后妃15位，仅以此15位后妃为计算依据，她们和皇太极生了11个儿子、14个女儿。11个儿子中长到16虚岁以上的成人共7位，4个早夭；14个女儿中13位长到16岁以上，只有一位15岁死去，子女早夭的比例为20%。 第二位皇帝顺治帝福临，患天花而死，终年离24周岁还差一个月，他共有8个儿子、6个女儿。其中4个儿子早夭，6个女儿中超过16岁的4人，但只有一个女儿出嫁，其余都在未出嫁前就夭折了，子女早夭比例为43%。 第三位皇帝康熙帝玄烨，享年68周岁，据不完全统计，共生了35个儿子、20个女儿，其中长大成人，封有爵位的儿子12人，长到16虚岁以上的女儿8人，子女早夭的比例为51%。 接下来几位皇帝生育能力有所下降，但不算太弱。第四位皇帝雍正帝胤，享年56周岁，自称“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声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据《清史稿》记载，他娶有后妃7人，共生了10个儿子、4个女儿。 第五位皇帝乾隆帝弘历，享年87周岁，生前册立的后、妃、嫔共31位，生有17个儿子、10个女儿。 第六位皇帝嘉庆帝琰，享年59周岁，共有后、妃、嫔14位，但只生了5个儿子、9个女儿。其中，长子只活了三个来月，未取名就死去；7个女儿未成年早殇，出嫁的皇三女和皇四女也很短命，分别于31岁和28岁时死去。儿女的早夭比例高达57%。 第七位皇帝道光帝宁，享年67周岁，有名分的后妃20位，共生了9个儿子、10个女儿，第二、三子婴儿时就死了，10个女儿中只有5个女儿长大成人，其中最长寿的一位仅活到34虚岁，其他4位20出头都相继夭折，子女早夭比例高达37%。而且，论医疗条件，道光时代要比皇太极时代好得多，皇太极常带着妻子和儿女浴血征战，有时连性命都难保，根本谈不上优越的生育条件和医疗保健；道光帝宁时，后妃的生育保健与儿女的医疗条件绝对天下一流，但与先祖皇太极相比，所生子女数量要少得多，子女早夭比例则要高得多。 第八位皇帝咸丰帝奕，一生风流成性，有名分的后妃19人，却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出生不久来不及取名就死了，女儿仅活到20虚岁，幸存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帝。同治皇帝载淳19周岁死去，身后没有留下一男半女。他死亡年龄太早，没留下子嗣尚可理解，但光绪娶有一位皇后、两名妃子，身边还有成群的妙龄宫女，却未生育儿女，就难以交代了。 光绪虽然是个傀儡皇帝，但性生活还是有较大自由度的，尤其与他宠爱的珍妃，婚姻生活堪称甜美。隆裕皇后叶赫那拉氏入主后宫几十年，光绪对她虽没兴趣，但也绝不是没有行夫妻之事。光绪帝的绝后可能与生理、心理都有一定的关系。光绪生活在慈禧的阴影之下，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心理受到严重摧残。加之受近亲婚配和祖辈乱伦婚配的影响，身体很差，头痛、痨症、脊骨痛等多种疾病缠身。尤其是长期所患的遗精病，是他丧失生育能力的重要原因。 封建时代，皇帝绝后不仅是皇族的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常常因此引发政治灾难，也使得曾创造无数辉煌的大清王朝终于在洋人的炮火下走向灭亡。 北京公主坟里埋的是哪位公主？ 北京公主坟里埋的是哪位公主？ 北京人乃至到过北京的人，大都知道在北京长安街延长线复兴路与西三环交汇处有个名叫公主坟的地方。其实，数百年来，北京地区埋葬历代公主数以百计，形成公主坟村的何止数十。但因年代久远，大多数公主坟地早已湮灭无痕，就是公主坟村，也所剩无几了，那么，这处公主坟埋葬的是否真是公主，又是清朝哪位公主呢？围绕这个疑问，引起了众多猜测和评说。 一种流传广泛的观点认为公主坟里埋葬的是清朝唯一的汉族公主孔四贞，孔四贞并不是满族正宗公主，孔四贞被赐封为公主跟她战功显赫的父亲有关。孔四贞的父亲孔有德原是明朝将领，在清军入关前就已经投降清廷。他率领清军从长城打到长江，从华北平原攻到云贵高原，为清朝立下汗马功劳。顺治元年，攻南京，取江阴；顺治五年，战贵州，征广西，抓获明朝宗室荣王。顺治六年，封“定南王”。顺治九年，在广西桂林与李定国所部征战，战败自尽。其女孔四贞辗转回到北京。顺治十一年，孔有德的灵柩自广西经北京运往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安葬。顺治帝不但将孔有德安葬在京城，还以“定南武状王孔有德建功颇多，以身殉难，特赐其女食禄，视和硕格格”。由此，孔四贞这位汉家女成了清朝的公主。 为笼络人心，孝庄皇后把她留在宫中并册封为和硕公主。孔四贞生来聪颖，尤爱习武，被培养成为一代女杰。长大后嫁给内大臣孙延龄为妻，并随他至广西节制军务。吴三桂反清后，孙延龄降吴一道反清。孔四贞毅然与孙延龄断绝关系，参加平定三藩之乱，得胜回朝后孔四贞被册封为独一无二的女王。孔四贞死于康熙五十二年。为表彰孔四贞父女对清朝的忠诚，朝廷厚葬了孝庄的义女。从此，就有了“公主坟”。 这种说法流传已久，但是在1965年北京进行城市建设时，得到了否定。当年，北京修建一号地铁时，这处“公主坟”墓园是必经之地。经文物部门挖掘考证，该墓埋葬的并不是清朝唯一的汉族公主孔四贞，而是清代嘉庆皇帝的两位公主，即嘉庆的三女儿庄敬和硕公主与四女儿庄静固伦公主。也就是说，位于北京长安街延长线复兴路与西三环交汇处的这处最有名的北京公主坟里葬的就是清朝真公主。 由于清政权建立者是满族，清朝的公主名称也与汉族不同。清朝前身“后金”初年，国君（即“大汗”）、贝勒的女儿（有时也包括一般未嫁之妇女）均称“格格”，无定制。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于崇德元年（1636年）开始仿效明制，皇帝女儿开始称为“公主”，并规定皇后所生之女称“固伦公主”，“固伦”满语意为天下、国家、尊贵、高雅；妃子所生之女及皇后的养女，称“和硕公主”。“和硕”，满语，意为一方。“格格”遂专指王公贵胄之女。 考古学者发现，公主坟东边葬的是庄敬和硕公主。庄敬和硕公主，嘉庆帝第三女，母嘉亲王侧妃刘佳氏，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嫁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索特纳木多布济，受封庄敬和硕公主。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月十二日去世，年31岁。她没有为丈夫生下儿女，过继了一个养子，就是后来著名的一代豪杰僧格林沁亲王。 西边葬的是庄静固伦公主，庄静固伦公主，为嘉庆第四女，为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所生，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七月九日。嘉庆七年（1802年）封为庄静固伦公主，她于嘉庆七年（1802年）下嫁蒙古族土默特部的玛尼巴达喇郡王。嘉庆十六年五月卒，年28岁。两位公主均死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前后相距仅两个月，因此葬在了一起。据《文史资料选辑》、《北京名胜古迹辞典》记载，经文物部门考古挖掘发现，该墓虽被人盗过，但墓穴内仍存有蒙古刀、兵器、珠宝、丝绸、怀表(清代中期才有怀表产品)等。历史文物证实，这里埋葬的正是庄敬与庄静两位真公主，而不是赐封的汉族公主孔四贞。 至于孔四贞的墓地到底在哪里呢？这仍是个谜。如今，公主坟早已没有坟墓，到处都是现代都市的气息，叫卖声、汽车声、建筑声压倒一切。这里的名字属于历史，或许这也是老北京尊重过去，保留文化底蕴的独特形式吧！ 光绪帝为何比慈禧早一天死去？ 光绪帝为何比慈禧早一天死去？ 光绪皇帝载生于1871年8月14日，卒于1908年11月14日，在位34年，享年38岁。载是醇亲王的儿子，慈禧太后的外甥、内侄。登基时只有4岁，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光绪16岁时亲政。亲政期间内试图改革，任用康有为变法维新，最终不敌守旧派及其后台慈禧太后，被软禁瀛台，整整过了10年的幽禁生活。1908年11月14日傍晚，光绪皇帝驾崩。就在光绪死去的第二天下午（只相差20小时），他的母后及政敌、操纵晚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74岁。人们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光绪反而死在74岁的慈禧前面，而且只差一天，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 有人认为是慈禧太后害死了光绪皇帝。在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以及徐珂编写的《清稗类钞》中就是持这种观点。光绪皇帝从小就在慈禧的淫威下长大。光绪长大之后，也没有什么自由，虽然名义上是个皇帝，但实际上朝政都把持在慈禧太后的手中，自己根本不能做主。百日维新又使得他与慈禧的关系更加恶化。以至于自己被软禁起来。慈禧在临死之前，自知自己将要不行了，害怕光绪帝在她死后会重掌朝政。于是，便下诏安排好嗣君后，派人将光绪帝害死。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害死光绪皇帝的是李莲英而不是慈禧。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里仗着主子慈禧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怕慈禧死后光绪重新掌权，对自己不利，就先下毒手，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害死。 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则认为是袁世凯毒死光绪。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帝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又说：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太后死去，光绪决不会轻饶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了毒，将光绪毒死。 还有一种说法是光绪皇帝并不是被谋杀的，而有可能是死于遗精过度。学者们通过分析档案馆所藏的清宫脉案中光绪皇帝的病案，发现光绪皇帝自幼多病，且有长期遗精病史，身体素质甚差。光绪帝自己所写的“病原”中也说：“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腿膝足踝永远发凉……稍感风凉则必头疼体……其耳鸣脑响亦将近十年……腰腿肩背沉……此病亦有十二三年矣”。光绪帝成年以后，依然是经常的生病，据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二日的“脉案”记载：“皇上脉息左寸关沉弦稍数，右寸关沉滑而数，两尺细弱，沉取尤甚。面色青黄而滞，左鼻孔内肿痛渐消，干燥稍减，时或涕见黑丝……进膳不香，消化不快，精神欠佳，肢体倦怠……下部潮湿寒凉，大便燥结，小水频数，时或艰啬不利等症。本由禀赋虚弱，心脾久虚，肝阴不足，虚火上浮，炎及肺金，木燥风生而动胃火使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九日，御医曹元恒在《脉案》中写到：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看来光绪皇帝的病并非是一日所得，而是从小就留下了病根子，并逐渐变得越来越严重。据曾经为光绪皇帝看过病的江苏名医杜钟骏说：“我此次进京，满以为能够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由此可见，其实医生们料定光绪的病早已是不治之症。并非是野史上所说的光绪帝平时没有得病的迹象，突然暴死。按照脉案的记载，光绪皇帝应该是久病而死。 2008年11月，在用法医学的方法历时5年研究之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正式宣布其死于急性砒霜中毒。科学家在对光绪皇帝的遗留头发进行化验后发现光绪头发有两处砷含量明显异常，最高值竟是普通人的2404倍。为了验证光绪的头发砷含量是否确属异常，研究人员分别提取了隆裕皇后、一名清代草料官以及当代人的头发样本分别进行同时代、同性别、同环境发砷检测。结果表明，光绪的几处头发截段中砷含量不仅远高于当代人，也分别是隆裕皇后的261倍和清代草料官的132倍，确属中毒。而且研究也证明，光绪皇帝属于急性砷化物中毒。 研究人员同时发现，光绪身上的三件内衣均不同程度地腐烂，胃区、系带、领肩处含砷量都高于其他部位，从尸体特殊部位看，衣物上掉落的残渣（胃肠内容物）的含砷量极高。这说明，大量的砷化物曾存留于光绪尸体的胃腹内，并在尸体腐败过程中向外多角度扩散。那么置光绪于死地的究竟是何种砷化物，其总量又是多少呢？为此，研究人员用小白鼠做模拟实验，发现光绪头发、衣物等遗物上的砷化物由砒霜生成。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光绪死前摄入的是砒霜。 研究人员测算发现，仅光绪头发残渣和一件衣物及残渣中的砒霜含量就高达约201.5毫克，而正常人口服砒霜60～200毫克就会中毒身亡。至此，研究人员终于解开了光绪死亡的谜团—光绪系砒霜中毒死亡。 至于是谁在幕后主使了这件事，那或许只有当事者本人才知道了，而光绪皇帝或许和我们一样，永远不知道是谁如此心狠手辣的背后向他下手了…… 曾国藩手握雄兵百万为何不称帝？ 曾国藩手握雄兵百万为何不称帝？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刚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但曾国藩并非一路官运亨通。在咸丰元年（1851年），志得意满的他上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谏讽咸丰皇帝处理政事流于琐碎、文饰与骄矜之风，皇帝气得把奏章甩到地上，曾国藩差一点被杀头。 1851年太平军起义爆发，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曾国藩回到家中为母亲守丧。当时太平军横扫湘鄂，形势严峻，朝廷下了要他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其家乡，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而正是这支湘军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曾国藩也被清王朝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至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一生功过，让人争论不休。他率领湘军在1863年攻下南京后，可以说已经控制了全国最大的军事力量，就军事实力而言，他比清政府已经超出了很多，若曾国藩振臂一呼，也许就可以从满族人手中夺回统治权，而且曾国荃、彭玉麟等十余名湘军大将也曾联名上书对曾劝进。曾国藩手书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表示自己无意造反。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不造反？他又是如何表明自己心迹的呢？ 曾国藩不造反的最大原因是他脑中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他深受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的影响，操练兵马的目的相当明确：一是保卫明学理教，二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利益，三是保卫清朝廷。他的个人追求是做一个中兴之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曾国藩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认为“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这些是他成为晚清中兴名臣的思想基础。 其次，清政府对曾国藩早有防范。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曾国藩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曾国藩那时已经是二品官，创立湘军，打下岳州府，立了很大的功劳，朝廷反而给他三品官的赏赐。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首先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有大臣密奏“匹夫一呼百应，非朝廷之福”，于是，只有七天，朝廷将刚刚封曾国藩的湖北巡抚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其实这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湘军攻陷天京后，清政府不允许曾国荃八百里红旗报捷，继而又赖掉咸丰帝“取江宁者封王”的许诺，只给了一等侯的爵位，同时还追究幼天王洪天贵逃脱的责任。并且在天京周围布下满蒙重兵，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骑兵部署在中原河南腹地，这支部队不同于八旗兵，战斗力极强，监视东南，也使曾国藩不敢轻举妄动。湘军内部，李鸿章淮军势力早在太平天国未灭之前就独树一帜了，左宗棠自立楚军。打下天京后，湘军士兵人心思归，他们的战斗力受到了很大削弱。很重要的一点是外国在华势力决定扶持清政府，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曾国藩深知外国坚船利炮的威力，一旦起兵而得不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势必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为了消除朝廷的戒心，曾国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表明自己的心迹。他先是把攻陷天京的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共同作战的友军。他在给朝廷的报告、给别人的信件中，反复讲到这个事情，说这是朝廷里太后的功劳，军机处的功劳，朋友们的功劳，我自己没有什么功劳。并且动员牢骚满腹企图反叛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他还请示朝廷，要求大量裁减湘军，在得到批示后，他将90%的湘军裁掉。湘军成立初期，因为没有军饷，于是他们沿途设卡，靠收买路钱来保证军饷，攻陷天京后，曾国藩立即裁撤厘金局，不再为湘军自谋军饷。就这样，曾氏及其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曾国藩的这一抉择，在客观上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强侵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陷后，尚有余部30万人活动于各地，北方的东西捻军方兴未艾。在国内动乱频仍，国外列强环伺中华，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之际，如果曾国藩趁机称帝，战乱又起，中国的统一的前途和命运又会经历更多磨难，人民会再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可以说曾国藩正是凭着自己的文化底蕴、道德原则和政治智慧在人生功名道路上做了一次智慧的选择。 大太监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 大太监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 李莲英原名李英泰，字灵杰。祖籍浙江绍兴，明末清初其先人流落山东，后来移居直隶河间府大城县。道光二十八年(1846年)李英泰出生。父名李玉，是个修鞋匠，家境极为贫困，在家乡无以为生，全家辗转进京，仍以修鞋为业。李莲英小时候常帮助父亲削切皮头，所以人们都叫他“皮削李”。根据李莲英的墓志铭记载，他“年九岁入内廷充役使”。清宫档案的记载也证明，李莲英是于咸丰七年十月十一日由郑亲王端华府送进皇宫当太监的，但年龄是13岁。也许李莲英在净了身之后，没有直接到皇宫当差，而是在王府当了几年的差，才被郑亲王送进皇宫的。 李莲英入宫后的名字叫李进喜，他进宫14年的时候才由慈禧太后起名莲英。李莲英入宫之时，正值太监安德海被慈禧太后宠爱，红得发紫。后来，安德海因少年得志，过分张狂，终于以“违背祖制，擅离京师”的罪名，在同治八年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砍了脑袋。这件事使李莲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他是一个十分聪明乖巧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应该如何摆正主子和奴才之间的关系。李莲英不仅学会了揣摩主子的脾气和爱好，能够千方百计地讨主子的欢喜，同时还能时时处处谨慎小心。正像墓志铭中说的那样：“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 李莲英的心计使得他在年仅26岁的时候开始任储秀宫的掌案首领大太监。这个职务一般需要进宫服役30年才有资格担任，可是李莲英这时候进宫刚满13年。光绪五年，李莲英出任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随着他的主子慈禧太后日益大权独揽，他的声望地位也一天天变得显赫起来。李莲英31岁时，已经可以和敬事房的大总管也就是清宫太监的总头目平起平坐了。而到了光绪二十年，46岁的李莲英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清朝的二品文官，级别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对太监来说，二品顶戴只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虽然如此，李莲英还是在太监中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先例。因为早在雍正时期，雍正皇帝规定太监的品级以四品为限，不能再高出这个等级。李莲英就这样成为慈禧太后面前的大红人。 由于李莲英很会做事，因此，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几十年来换了好几批，唯独李莲英她舍不得换。李莲英不仅在慈禧太后面前极力表现，他也不放过机会去讨好光绪皇帝。因为他深知慈禧太后已经年迈，光绪皇帝虽然有病，但毕竟年轻，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出现，慈禧太后死在光绪皇帝之前是必然的。李莲英这样精明刁滑，对于他来说，两面讨好，八面玲珑的做法，是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和自我保全的一种策略。 参与过维新变法的晚清文人王照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炎凉世态不堪论，蔑主惟知太后尊。丙夜垂裳恭待旦，膝前呜咽老黄门。”诗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时，慈禧率光绪和文武百官出逃后，第二年准备回京。他们走到保定住下。太后睡觉的地方，被褥铺陈都很华美，李莲英住的地方稍差一点，但也很不错。而光绪皇帝睡觉的地方却很凄惨。李莲英侍候慈禧太后睡下后前来探望，见光绪在灯前枯坐，一问才知道他竟然铺的盖的都没有，时值隆冬季节，根本无法睡觉。李莲英看到这个情况跪下抱着光绪的腿，痛哭说：“奴才们罪该万死！”并且把自己的被褥抱过来让光绪使用。光绪回到北京以后，回忆西逃的苦楚，就曾经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 据说，戊戌变法后，李莲英出言谨慎，没有鲜明地表态站在慈禧一边。虽然没有让慈禧怀疑他的忠诚，但从此感情上有些疏远了。所以李莲英的墓志铭上写道：结束西逃回到北京后，李莲英“自思可告之无罪，已萌退志”。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慈禧死后，李莲英办理完慈禧的丧事，便悄然消失了。对于他的下落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有人说他在慈禧太后死后，便向隆裕太后请求告老，回到慈禧生前赐给他的南花园过起了低调的生活。他没有大兴土木，也没有过于招摇。只是悄悄地过继了几个侄子为自己的儿子，自己则整天像个花匠似的侍弄花草。直到三年后得痢疾而死。其间，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就是曾经在慈禧太后面前呼风唤雨的大太监李莲英。 也有人说，李莲英是被隆裕太后处死的，他死后隆裕太后还把他的巨额财产充了公。不过，朝廷杀李莲英应该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不会没有文字的记载。 还有人说李莲英死于仇敌。尽管李莲英圆滑机警，却仍有大量仇家。“权倾朝右”之人，肯定是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的。仇家可能是革命党人，也可是宫中同道，亦可能是袁世凯授意之人。其实，最有可能杀他的人，则是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其时任监国摄政，权倾一时，他杀人的动机也是有的，因为有人说正是李莲英下手毒死了光绪皇帝，报哥哥被杀之仇，顺理成章。 1966年，人们打开了李莲英的坟墓，在他的坟墓中有大量的珍宝，如像乒乓球一样大小的宝珠，金子做的烟碟以及数不清的珍珠、翡翠、玛瑙等宝物。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他的棺材里除一颗头颅和一条长辫子外，没有尸身。从墓里的情况来看，李莲英似乎真的是被人杀了个身首异处而死的。不过也有人说，有些太监的墓里面都是只有一个头，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都很迷信，以为自己的残缺之身，是有辱祖宗容颜的事情。死后也没脸去见自己的列祖列宗，于是死后只藏自己的头颅，而将身体舍弃。李莲英死后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呢？至今没有人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妓女赛金花有功于中外“和议”？ 妓女赛金花有功于中外“和议”？ 每一个王朝的末期，社会上总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风云人物，有英雄，也有枭雄，有烈女，也有名妓，赛金花就是晚清众多的名妓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她是一个坠入风尘的卑微女人，但她的一举一动，却总是能够引来各界的瞩目，成为当时轰动一时且争论不休的新闻。她活着时让人琢磨不透，死后却又让人念念不忘，赛金花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是否真的有功于国家？ 赛金花初名为傅钰莲，又名彩云，原籍安徽黟县，1872年生于一个士绅家庭。幼年被卖到苏州的所谓“花船”上为妓，1887年（光绪十三年），适逢前科状元洪钧回乡守孝，对彩云一见倾心，遂纳为妾，洪时年48岁，傅彩云年仅15岁。不久，洪钧奉旨为驻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荷兰四国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惧华洋异俗，遂借诰命服饰给彩云，命她陪同洪钧出洋，这期间傅彩云认识了后来的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19世纪90年代初，她同洪钧归国，不久洪病死。1894年，傅彩云在送洪氏棺柩南返苏州途中，潜逃至上海为妓，改名“曹梦兰”。后至天津，改名“赛金花”。 1899年，赛金花搬往北京，住在西单石头胡同，先后在高碑胡同、陕西巷挂牌营业。因与京城名儒、巨商卢玉舫结拜，排行老二，因而人称赛二爷。 1900年，在慈禧的默许下，义和团杀死了很多在华洋人，这其中包括德国公使克林德。列强以此为借口，进攻北京，慈禧和皇帝逃往陕西。慈禧太后跑了，但是赛金花还是留在了八大胡同里。而石头胡同当时正好归德军管辖。当德国士兵在赛金花面前耀武扬威时，赛金花用一口流利的德语告诉德国士兵：我是你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皇后维多利亚的好朋友，请你们尊重我。德军士兵并不相信，但当赛金花拿出她当年同德国皇帝和皇后的合影时。德国士兵目瞪口呆，马上将这件事情报告了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这使得赛金花有机会为慈禧求情，又劝瓦德西整肃军纪，少侵扰百姓，下令安民。 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后，他的夫人提出的议和条件是：“光绪赔罪，慈禧抵命。”这苛刻的条件使负责谈判的李鸿章一筹莫展，在旁人的指点下，他也不得不找到赛金花，恳切相托。于是赛金花使出浑身解数，先是说服了瓦德西，接着对克林德夫人苦苦相劝，终于以在克林德遇害的东单牌楼附近竖一座纪念碑为条件，消除了和议中的阻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终于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签订。 赛金花在庚子年间的义举，也有人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赛金花和瓦德西只是见过一两面而已，不可能对瓦德西和克林德夫人有什么影响。有些人甚至对赛金花到底有没有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接触，也提出质疑。因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是1900年8月16日，而同年10月瓦德西才率领2万德国军队到中国，与各种关于赛金花的史料记载有出入。如胡适在看了其安徽同乡，前北洋政府的官员许世英的回忆录后，曾经写信给许世英，指出其中关于赛金花与瓦德西的记录多源自野史，准确度有问题，因北京失陷在先，瓦德西来华在后。 不过，在北京众多的倚门之娼当中，精通欧语的确可以使赛金花脱颖而出，为“结与国之欢心”提供方便。至于赛金花是否对辛丑和约发生过作用，从史实上可以说是无据可查。不过我国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在德国发现瓦德西卫兵的日记，在这本日记里，有一些瓦德西与赛金花交往的细节。在当时及《辛丑条约》签订几十年后多数人的记录中，大部分人对赛金花的事迹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林语堂《京华烟云》：“你（赛金花）做过一些义举，于社会有功，上苍总会有眼的。”“北京总算有救了，免除了大规模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有赖于名妓赛金花的福荫。”夏衍《懒寻旧梦录》：“朝堂上的大人物的心灵还不及一个妓女。” 尽管有功于“和议”，但是赛金花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却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尊重，洪钧的同窗好友孙家鼐，洪钧的儿女亲家陆润祥容不得她在京城里出丑，丢人现眼。为了替死去的洪钧老状元遮丑，借着旗下一个叫凤玲的姑娘服食鸦片自杀，解散了赛金花的“金花班”，把赛金花赶出北京城，勒令她返回原籍苏州。 之后，赛金花又经历了两次不成功的婚姻，在被第三任婆家赶出家门后，50多岁的赛金花靠着典当和借债在北京居仁里一处平房内勉强度日，1936年冬天，赛金花油尽灯灭，享年64岁。她死后身无分文，多亏一些同乡的名士发起募捐，总算为她办妥了后事，并将她葬在陶然亭的锦秋墩上。如今墓地早已不存了。当时报上登了一副挽联，对她的生前与身后都进行了评价概括，联如下：救生灵于涂炭，救国家于沉沦，不得已色相牺牲，其功可歌，其德可颂；乏负廓之田园，乏立锥之庐舍，到如此穷愁病死，无儿来哭，无女来啼。 赛金花去世后，著名画家张大千为她作肖像画，齐白石为她题写墓碑。她亲笔题写的“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至今犹存博物馆中。赛金花她那爱国之心，比起当时卖国贼、汉奸犹胜千万倍。“自古风尘出侠女”这句话也许是对赛金花一生真实的写照吧！ 谁是甲骨文的第一位发现者？ 谁是甲骨文的第一位发现者？ 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人们在占卜和祷告时，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符号和标记。用以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与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址被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三大发现。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 清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1845～1900年）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寿轩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断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一时间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王懿荣对甲骨文字最初的判断，被后来的研究证实是完全正确的。众多资料因此认为：王懿荣是我国学术界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中国文字史也因王懿荣而向前推进了1000年！ 然而，也有少数专家对“王氏发现说”提出了质疑：一是，北京菜市口那时候并没有“达仁堂”这家中药铺；二是当时中药铺只收购没字的光板龙骨，带字的压根儿不要，所以当时中间商收集到有字的甲骨时，都要将字迹刮干净才卖给药店；三是那些龙骨向来是捣碎后出售的。因此，王懿荣发现做药的龙骨上有字之事令人生疑。 而且和王懿荣同时代的金石大家王襄在1935年发表的《室殷室》中介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古董商范寿轩在天津出售古代文物时，拿着甲骨文向当地大书法家孟广慧和他请教，孟广慧判定可能是古代的简策，就让范寿轩大量收购。第二年秋天，范寿轩买了一批甲骨带到天津，以一字一两白银的价格请王襄和孟广慧挑选，但是两人都不富裕，只好尽力收购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甲骨被范寿轩带到北京王懿荣那里，王懿荣以一字二两白银的高价全部购买收藏。因此，即使王懿荣1899年偶然发现甲骨文确有其事，但他发现甲骨文不但在孟广慧之后，而且所购甲骨都是孟广慧选剩之物。因此，甲骨文发现的时间应追溯到1898年，最先发现的应该是孟广慧。 针对以上观点，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误传造成的结果。 另外，据古董商范寿轩的第一手资料，山东《潍县志·艺文卷》记载：范寿轩与其弟游彰德小屯，屯人出龟甲相示，寿轩以钱数千购四五十片，即至京师找王懿荣。王懿荣“见之惊喜”，出大价钱买下，“而甲骨文始显于世”。 因而尽管孟广慧和王襄早在王懿荣之前见到了龟甲，并不能认为是他们发现了甲骨文。如果是他们发现了甲骨文，范寿轩见到龟甲在他们之前，而卖给范寿轩龟甲的殷墟遗址村民又在范寿轩之前……所以，不管是吃药发现还是因古董商卖甲骨而发现，王懿荣都是第一个将甲骨文辨认研究的人员，他应该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人。 1900年7月，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刘鹗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县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 甲骨文的发现，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它使学者的目光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和鼎彝铭文的局囿中解放出来，为我国的文宇学、古史学的研究开拓出一个崭新的领域。